把報道作品和歷史著作區別開來

巴　邊

關于《西行漫記》答問

許多讀者讀了《西行漫記》之后，對書中敘述的某些具體情節與黨史著作不相一致，覺得不好理解，來信要求解釋。我們發表這篇文章，供讀者參考?！幷?/p>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今年初出版了新譯本，具有廣泛的影響。許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幫”，這部在全世界風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名著，中國讀者是無緣得讀的。

《西行漫記》之可貴，主要在于它在中國工農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陜北未久，就能不抱成見，比較真實地報道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誹謗。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很重視斯諾的這次采訪，許多老同志親自與斯諾晤談，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用十幾個晚上的時間與斯諾連續談話，追憶生平，使這本書大為生色。但是，在幾十年以后的今天把這本曾經起過歷史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譯出版，也往往在一些同志中間造成一種誤解：以為這是一部可靠的黨的歷史著作。有的同志認為，既然書中有不少具體情節是老同志口述的，就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把它當作“信史”看。甚至有這樣的事：《西行漫記》中說劉志丹同志只有一個男孩，有人看了懷疑志丹同志的女兒劉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實，《西行漫記》不是一部精確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長篇的訪問報道作品。它的主要意義在于它體現了一位正直的美國朋友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同情，體現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勝利。我們說這部著作具有“真實性”，是說斯諾在寫作時不懷偏見，如實地介紹了我黨、紅軍和邊區人民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是指書中所論述的一切事件、人物在細節上全都準確無訛，因為它畢竟不是一部經過精密推敲的學術著作。談話人是即席發言，并未查證資料(也無法查證)，不可避免地會有種種訛誤。

這一點，中譯本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曾經有所交代。我們拿英文本來對照，可以看出中譯本已經在一些明顯的地方作了改變。例如，原書第十篇第四章《關于朱德》，英文本中關于朱德同志生平的敘述有些錯誤，以后各版也都照印未改?，F在的中譯本用的是斯諾在一九三八年復社中文版中自己訂正過的文字，就比英文原本來得準確。又如在第一篇第三節《漢代青銅》中，提到曾經在西安接引斯諾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王牧師”，譯者加注說明這就是董健吾同志。斯諾在《西行漫記》英文修訂本中，曾加注說明王牧師為王化人同志，其實不確?，F在用譯者注形式更正這一史實，是恰當的。其他如對黨的六大日期的改正，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志生平中某些史實的更正，看來也都是必要的。

但是，在目前條件下出版本書中譯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實出入都更正過來?，F在看來，原書中還存在的事實出入不在少數。這些事實出入大致包括這幾方面：

比較多的是斯諾把當時一些沒有根據的傳聞寫入本書，或者由于他不熟悉邊區情況而誤記人名、地名、部隊番號，現在看來完全失實。如在第六篇第一章《陜西蘇區：開創時期》中，講到一九三五年陜北的錯誤肅反時說：“八月間陜北來了一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一個名叫張敬佛的胖胖的年輕人……這位張先生有權改組黨和軍隊，他可以說是個欽差大臣?！薄皬埾壬铝畲逗捅O禁了一百多個黨內軍內其他‘反動派?！睋嘘P老同志告知：這里說的張敬佛，當指張慶孚同志。張慶孚同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由上海來到陜甘蘇區的。在當時逮捕了劉志丹等同志的錯誤肅反中，他不僅沒有參加其領導工作，反而是被作為“肅反對象”被捕的。后來，毛主席到了陜北，糾正了錯誤的肅反，他才和許多無辜的老同志一起得救。

又如插圖第十面上有一張六位同志合攝的照片，據斯諾原注，這六位同志是：左權、彭德懷、聶榮臻、陳賡、鄧華、聶鶴亭(左起)。據當時任一軍團訓練科長的孫毅同志回憶：這張照片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一軍團在預旺堡實施連攻防演習后照的，照片上的鄧華應為孫毅。其他同志也有類似回憶。

斯諾有時為了便于外國讀者了解情況，在記述某些歷史材料時根據自己理解加了一些注釋，其中誤傳之處也不少。如在記述毛澤東同志關于黨成立情況的談話時，在一屆中央委員施存統后注明“現為南京官員”。據了解，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間，施并未在南京，也沒當官員。此注當屬失實。

關于日期、部隊番號、職務的錯誤，數量可能多些。曾參加井岡山時期戰斗的劉型同志，最近熱心地核查了書中的某些史實，據他告知，單在第四至第八篇中他就發現了十來處錯誤。例如說彭德懷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已任國民革命軍“旅長”，應為“團長”；“平江起義”后組織了紅軍“五軍團”，實系“三軍團”；一九二九年陳毅同志任“第三軍政委”，實系“第三軍二縱隊政委”；在井岡山反冒險主義斗爭時期，打敗白軍兩次攻占井岡山企圖的應是第四軍而非第一軍，等等。

另一類常見的史實錯誤是由于反復傳譯造成的。斯諾去陜北時，漢語還不熟練，一系列人名、地名要從漢語譯成英語，現在又從英語譯回漢語，加上當時敘述、翻譯者的方言、口音，難免出錯。一九三八年的復社版中譯本和現在這個中譯本的譯者看來都為解決這個問題花過不少工夫，但還不能一一全查清楚。在本書第二、三篇中，斯諾生動地記述了一位曾經陪他去保安的“傅錦魁”同志，書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據李一氓同志和胡立東同志告知，這個譯名是“胡金魁”之誤。胡金魁同志當時任外交部招待處處長，現任中共湖北省委統戰部長。第七篇第三章提到一位兵工廠廠長“何錫陽”同志，實系“郝希英”之誤。他后來曾在四川工作。又如記述毛澤東同志關于秋收起義戰士來源的回憶時，說其中包括“漢陽礦工”，顯系“安源礦工”之誤。

除了上述兩類之外，我們也不能不指出，書中還有一些失實之處是有的老同志在敘述往事時一時記憶之誤。在當時戎馬倥傯之際，很多史實不能核查，單憑回憶，難免不確。例如，毛澤東同志回憶一大情況時，說一大代表為十二人。但據其他同志回憶并據最近的研究①，當為十三人。劉型同志最近指出：毛澤東同志在講秋收起義的幾個團的來源時，有不少地方可能記錯。當時的第一團來源是葉挺同志建議成立的警衛團，成員來自各地不能立足的農民、學生暴動分子，一部分安源礦工(約一連)，武漢失業工人，以及十二師的一部分老兵，并非如書中所說僅由“漢陽(當系安源)礦工”組成。第二團是一部分安源礦工和一部分永新、醴陵、萍鄉農民暴動分子所組成，而書中只寫“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民赤衛隊組成”。第三團成員包括瀏陽、乎江農民自衛軍和岳南兩縣部分農民梭標赤衛隊，第一團還補充了三團一個營，書上卻寫“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團的一部分”。

在三聯書店出版《西行漫記》的同時，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當時毛澤東同志與斯諾談話時擔任口譯的吳黎平同志編校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一書。對照之下，書中輯自《西行漫記》的論述，在史實上有不少訂正。當初親歷《西行漫記》中所述斗爭的老同志，能夠根據個人掌握的確鑿材料，寫文章提供情況，訂正《西行漫記》中一些誤傳、誤記之處，對改正《西行漫記》的傳聞失實之處，是很有意義的?！段餍新洝分皇且粋€友好的外國記者根據采訪而寫出的一本報告文學作品，在當時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這一點是很好的，但它不是一部歷史著作，更不是一部正式的黨史著作，這一點也是必須十分明確的。

①見《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年第一期邵維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