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解的辯解

〔日〕竹內實　

幾個月以前，已經忘記是誰，有一個朋友見了我就說：看了最近到的《讀書》雜志沒有？他說那里有一篇文章講到我。我馬上到所里辦公室負責收納、登記雜志工作的一角去問，拿到了《讀書》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那時我心里是有內疚的。在此地關心中國文學的人們里，對于《讀書》雜志的評價很好，我也曾經聽了人家的推薦訂了一段時間。但，我的書太多，在研究室里放不下來了，勉強放下來也不好整理。因此，從今年開始，盡量少訂雜志，也采取了取消已經訂好了的蠻橫手段?！蹲x書》也是被取消之一。拿到了它，難免有再會自已多少違背過諾言的友人之感。

果然有一篇提到我的文章。是何為先生的《在北海道的文學交流》。是的，正如這題目所示，我跟何為先生在北海道見過面。還有韶華先生、陳喜儒先生；陳先生當翻譯幫我們的忙。我已經拜讀過韶華先生在《鴨綠江》雜志上連載的《北海道紀行》；是此地的一個訂這家雜志的朋友復印后送給我看的。

讀完了何為先生的文章之后，正如讀韶華先生的文章時一樣，我心里涌現出我們在北海道新聞社的一間客廳里見面、談話的情景，再一次浸沉在當時的愉快的、融洽的、而對我來說是得到許多教益的氣氛中。我覺得：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人由現代中國的作家來描繪，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而對我個人來說，是非常榮幸的事。兩位先生筆調都沒有浮夸。但我多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還是過獎了。

在此地有一位外國籍(也不是中國籍)的年輕朋友，有一天開完所里的討論會之后，在我研究室里一面休息，一面聊天。我不大喜歡擰開天花板的電燈，只擰開書桌上的比較小的電燈。我們喝一點點威士忌。彼此的面孔在不太黑也不太亮的光線中，有時看見有時消失，有點象英國童話里的貓的笑臉。

這位朋友是《讀書》雜志的熱烈的愛讀者，碰巧他手里拿著一本。談話之中，他提及了何為先生的文章，問我讀了沒有。我說：我讀了，其中有一句記錯了我的話。這個朋友就勸我投稿。

我指的是何為先生所記錄的我的發言：“葉圣陶先生文字平易，譯成日語很方便”。

這與我平常的看法不一致了。我的看法是：葉圣陶先生文字平易，但要譯成日語就很難。

我在當時講的，也許如何為先生所記的那樣。但也許我的口音不清楚，或者說明不夠，被何為先生了解為他所記錄的那樣(這就證明：我覺得何為先生對我的中文有所過獎這個感覺是對的)。

我認為：葉圣陶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說，文字)是地道的白話文、地道的中文，平易、素樸，但每個字、每個詞富有實在的內容，想要更換別的字、詞也不可能。想把它譯成日文，在日文里找相當于它的日文字、日文詞，難了。而把這些字、詞組織成象葉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調子，就更難了。

人們也許會怪我：難道除了葉圣陶以外，其他中國作家都沒有寫白話文？用的不是中文？不平易？我承認這反問是有道理的。但，我還是要固執己見。

我這個固定觀念在三十年以前就有。

那時中國出版一套叢書，叫《文學初步讀物》。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知道總共出版了多少種，每一種都很薄，三十頁左右，可以塞進西裝口袋那么大。其中一種是《寒假的一天》，葉圣陶著，費聲福插圖。

偏巧今天有小小的空閑，整理平常不大照顧的研究室的書架，發現有一捆書就是這套叢書；一共有三十九種。都是一九五三年左右出版的。

那個時候，我當了一家中文講習會的講師。教入門、初步還可以，但學員們上了中級，我這個講師就很吃力，因為沒有相當的教材。正好碰上了這套叢書，發現了《寒假的一天》。文字平易，內容有思想性，也有故事性。我用它來上課，因而書里面還保留著我加的注音字母和四聲的符號。

我還記得：我當時感覺到這里面的許多字、詞，難翻。

比方，開頭的一頁里就有：

“院子里陰沈沈的發白?！?/p>

這樣的風景我也見過，但怎么翻？

“草草地穿著停當，我們兩個開了后門，探出頭去?！?/p>

在日文里找得出“停當”這樣干脆利落的詞？

我認為中文文章里有一批字、詞很有中國香氣、中國味道，如果譯成日文(姑且不提日文以外)它就消失。當然，當時我的中文水平比現在還低，如果現在有相當的時間也許還可以勉強譯出。但是，當時我頭腦里所發生的上面的看法一直到如今還不變。并且我認為：葉圣陶先生的文章屹立在中國文壇里的理由之一就在這里。所以我喜歡它。有這樣的文章，才給開始學中文的外國人帶來一種學中文的甜蜜感。

我這樣說，并不是說：除了葉圣陶先生以外的中國的作家的文章沒有應有的中國香氣、中國味道；也不是說：過去的日譯本在翻譯上有毛??；我只是把三十年以來的幼稚的看法，在北海道見到中國作家喜出望外之余，偶然、冒昧的吐露出來而已；而它的后果就是這個辯解。

也許我已經是一個“遺老”，即語言上的“遺老”，所以這樣固執。但，這樣說，又有語病了：把葉圣陶先生劃成遺老成份了。我這里講的，并不是那個意思。

這樣，我終于作了這篇《辯解的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