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克拉夫的《當代史導論》

東　來

在西方史學界，人們普遍把一千五百年以來的世界，看作是現代歷史。正是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工業革命塑造了現代世界。這些概念及其所包含的內容說明了現代世界歷史的重心所在。學者們觀察歷史的視角自然而然地帶上了“歐洲中心論”的色彩。但本世紀以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歐洲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美蘇的政治霸權，日本的經濟奇跡，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運動和非殖民化的迅猛發展，表明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世界正在誕生，新的歷史觀應運而生。久負盛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是這一新史觀的最早倡導者和闡述者之一。他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二十年仍在重版的《當代史導論》一書中，明確地指出了以整個世界作為觀察歷史視角的“當代史”概念。

在巴勒克拉夫看來，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式和速度發展成為一個整體。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一個國家，不論它多么弱小多么遙遠，都不能置身于這個整體以外。二十世紀上半葉世界范圍內的革命性變化和危機，足以與過去任何一個大變動時代相比擬。因此，只有采取一種全球性的視角而不是歐洲的視角，才能夠理解世界歷史及其內在發展動力；只有從發展的而不是靜止的觀點，才能夠發現二十世紀不再是十九世紀簡單的繼續；只有把著眼點放在現在而不是過去，才能夠認識當代歷史的起源。他指出：“我們的目標在于認識我們所處時代的起源，理解那些使這一時代不同于十五世紀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的種種因素”?！霸诋敶放c現代史之間，差異甚于類似，間斷性多于連續性”。因此，不能再以歐洲為中心來觀察世界，相反，應該在世界背景下來透視歐洲。

新的視角一旦確定，接下去的問題就是當代史的特征和界限，作者認為，通常的當代史概念——活著這一代人所處的歷史——是不確切的。世代交叉和交替的存在，將會使當代史的界限變化莫測。因此，問題不再是歷史學認識主體與客體的時間對應關系，而是主體觀察客體的認識關系?！爸挥挟斘覀冊谧约簝刃闹写_定兩個歷史時期的真正界限，我們才能建立起溝通的橋梁”。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選擇一個合適的透視點。這個視點既不能離歷史學家所處的時代太近，也不能太遠，而是應該近到足以清楚地發現我們時代的精神風貌，遠到可以明晰地看出相對完整的歷史背景。歷史學家的責任就在于，與歷史保持一段距離，由此來回視歷史，取得一種比當時人和當事人更廣闊的觀察視野，得出比他們更深刻的結論，發掘出他們不曾認識到的潛在意義。因此，如果當代史能夠明確地指出造成當代世界的那些根本的結構性變化，當代史就完全可以說是一門嚴肅的學問，而不再象保守的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只不過是雜亂無章流于表面的材料堆砌。

毫無疑問，當代史植根于現代史，新世界是在舊世界的陰影下成長起來的。用巴勒克拉夫的話說，“當代史開始于今天這個世界實際存在的問題初露端倪之際”。舊世界走向新世界的結構性變化開始于十九世紀的最后十年。十九世界后半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成為新世界的催化劑。工業化為帝國主義大肆擴展提供了便利，帝國主義反過來又把工業化擴展到全球。這一擴張的結果之一，卻是歐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比重的下降，這意味著歐洲國家的衰落和非歐洲國家的興起。工業化的另一個結果是大眾民主的出現以及政黨組織的大量發展。同時，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開始向二十世紀初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價值觀提出挑戰。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僅僅半個世紀，以美蘇兩個非歐洲強國為中心性的兩極體系代替了以歐洲為中心的多邊均勢體系，歐洲的殖民體系也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土崩瓦解。世界從“均勢”走向全球政治時代，同時作為人們對現實世界的審美認識的藝術觀念，也發生了緩慢而巨大的變化，十九世紀的工業進步帶來的樂觀主義，被第一次世界后出現的悲觀思潮所代替。二次大戰后世界的迅速復興，又產生出新現實主義。作者最后樂觀地預示，“未來的文明正在以一種世界文明的形式出現，在其中所有的大陸都會作出貢獻”。

在這本雅俗共賞的小書中，顯示出一位大史學家淵博的學識和敏銳的洞察力。不過就其內容而言，也非完美無缺。舉例來說，作者對改變當代世界面貌的兩次世界大戰未作專門論述，對威脅人類生存的核威脅也較少提及，而在筆者看來，這些正是造成“現代史”和“當代史”的根本差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GeoffreyBarrac1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1984，Penguin Books England，pp.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