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田野中來

鐘　年

英國民族學家弗雷澤(J.Frazer)的《金枝》(TheGolden Bough)等一系列討論原始文化的著作，幾乎都是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圖書館中寫出的。當有人問這位因研究原始文化成就突出而受封的爵士：愿不愿意到非洲或澳洲的土著居民中去看一看時，他微笑著回答：“我還沒有這個興趣?！?/p>

有些事看起來很象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若不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馬利諾夫斯基(B.Malinowski)滯留在西太平洋的特羅布里恩德島(Trobriandlsland)上，因而有充裕的時間去學習當地人的語言，深入到當地人的生活中去，也許馬氏會沿著他所崇拜的弗雷澤的道路走下去，最終成為與他前輩相仿的安樂椅中玄想式的民族學家。但事實是，馬氏在特島上的三年經歷，使他辟出了一條新路。他確立了田野調查(fieldwork)的形式，開創出參與觀察(participate observation)的方法，并由此形成對民族學、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界都發生巨大沖擊力的功能主義理論。

當然，出野調查的確立也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幾乎與馬氏同時，大西洋彼岸的博厄斯(F.Boas)在美國也大力提倡田野調查，雖則博厄斯本人的田野工作比不上馬氏出色，但在他調教的弟子中，卻可數出如本尼迪克特、米德這樣做出過極著名田野工作的學者。正是由于馬利諾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的共同努力，田野調查方式遂成為民族學這門學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民族學的這段歷史，對我們讀《吳澤霖民族研究文集》是十分有幫助的。翻開這本文集，一股濃烈的田野氣息撲面而來，三十余萬字的篇幅中，將近百分之九十是作者在實地調查基礎上整理出的研究報告，這在已出的社會科學家的文集中是罕見的，就是在已出的民族學家的文集中也是罕見的。

民族學可分為兩層，一是描寫民族學，亦稱民族志(ethnogra-phy)，一是理論民族學。在古典進化論和傳播論時期，這二者常常分離，馬利諾夫斯基才將二者統一起來，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中，民族學界形成了一種傳統，初入此門者首先需積累某一文化的田野調查經驗，方可進入理論探討領域。據日本著名民族學家社會學家中根千枝回憶，在功能學派的發源地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研討課規定，沒有進行過實地調查的人就沒有資格參加。

在蔡元培等先生將民族學介紹到中國時，田野調查的重要性也得到強調。蔡氏本人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間，就曾親派數批研究人員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如一九二八年派顏復禮、商承祖赴廣西凌云瑤族地區，一九二九年派林惠祥赴臺灣高山族地區，一九三二年派凌純聲、芮逸夫等赴湘西苗區等。這些研究人員后來成了中國第一批民族學家，他們為中國學術界貢獻出第一批科學的民族志。

吳澤霖先生留美主修社會學，初回國時，他是作為我國第一批社會學家中一員的身份出現的。一九三五年，南京至昆明的公路修通，吳先生代表中國社會學會參加了“京滇公路周覽團”，首次踏入湘西、貴州和滇東各少數民族地區。吳先生回憶道：“(這樣)我才第一次看到和接觸到漢、滿、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從此我就開始對國內少數民族的一些情況進行初步的探索?！?自序，第1頁)而將學術研究的主戰場轉到民族學則是抗戰以后，在三年貴州、五年云南的生活中，吳先生“曾深入到一些民族聚居的地區，同他們一起生活過一些時間，也結識了一些少數民族的朋友”(自序，第1頁)。從此，吳先生就與我國少數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并參加到建設中國民族學的行列中。有趣的是，吳先生的這段經歷頗似馬利諾夫斯基在西太平洋諸島的情形，戰爭制造了他們與異文化深入接觸的機遇。

吳先生不是我國最早投身田野調查的學者，然通觀《文集》，我們卻不能不說，他是在這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的學者，吳先生所撰寫的民族志，直到今天，仍是最優秀的作品，而且，他的研究并沒有止步于民族志層次。吳先生在每篇調查報告中，都不忘在大量堅實可靠的原始資料上作進一步的理論提煉，不忘尋找更為普遍的文化演變規律。換句話說，吳先生的每一篇民族志，都是添加給我國民族學理論大廈的一塊磚石。

婚姻問題一向是民族學的重心，吳先生于此用力最多。在《文集》中，僅以婚姻為題的文章就有五篇，在篇數上占三分之一強，字數上竟超過一半。吳先生具體討論了少數民族中姑舅表優先婚、包辦婚、坐家(不落夫家)等婚姻習俗，以此為基礎，他形成了自己對人類婚姻的總體性看法：“婚姻活動是一種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存在著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兩性間為了雙方生理上的需要和人類的繁衍而結合的因素：另方面是一定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下所決定的兩性在社會上地位的因素?！?第387頁)這就是說，人類的婚姻，是生物性和社會文化性相結合的產物，任舍其一，便無法正確把握形形色色的婚姻現象。他還指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與婚姻直接間接有關聯的活動，幾乎支配了整個人生。它是個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的紐帶，是肉欲與社會約制之間矛盾的焦點。因此，盡管它只占人生中一個不大的領域，但它涉及到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通過它，可以反映該社會和民族的經濟、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一些方面的風貌。從民族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在婚姻研究中，橫的方面，可以看出民族之間的相互影響，反映出民族間、文化間交流的一些規律?？v的方面，可以使我們看出文化各方面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所保留的種種殘余痕跡，從而?？墒刮覀兘枰宰匪菀恍┦粉E?！?第54頁)在此，婚姻的本質及研究婚姻的意義概括無遺，文化整體觀(holistic view)發揮得淋漓盡致。

婚姻是兩性的事，但在大多數文化中，女性并未得到平等的對待。因此，吳先生在研究婚姻問題的同時也關心著婦女問題，并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寫出了《水家婦女生活》這樣的文字。在婦女問題上，吳先生發表了許多至今仍引人深思的見解，這里只略舉他對男女平等的認識。吳先生一直對生活于社會底層的婦女抱有極大的同情，并對世界范圍的女權運動表示理解，但他卻不曾讓感情代替理智，他指出：“平等的社會意義只能是，一方面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能夠各抒所長，共同肩負起促進社會文化的責任；另方面，共同享受應得的權利?！降戎荒苁菣C會的平等。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男女雙方各盡所長、各自發揮其潛力。改革只能在這一軌道上進行，才能期望其實現?！?第15頁)而回顧半個世紀來的婦女運動史，我們痛心地看到，在許多地區的男女平等，走入了強求結果平等的誤區，反給婦女的身心帶來了不必要的損害。這正應了吳先生“亂了套的改革，不但對事業不利，婦女運動本身也將蒙受損失”(第16頁)的話。

可喜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開展婦女學(或稱女性學)研究的呼聲日高，已有一批較高質量的論著問世，民族學界也成長起一代女性民族學者，少數民族婦女研究也列入國家課題，吳先生道不孤矣。不過，吳先生的眼光總是超前的，在力主強化少數民族婦女問題研究的論述中，他又提出兒童民族學的課題，“婦女與兒童息息相關，而兒童又是社會的未來，對此也應有所了解?！?第400頁)這是一方有價值的研究園地，可惜至今仍是一片空白，待人開拓。

吳先生在民族學研究中還自覺地進行方法論的探索。我國民族學自五十年代一邊倒地受到蘇聯民族學影響后，在研究方法上一直使用的是古典進化論的代表人物摩爾根、泰勒等人提倡的殘余分析法(Sur-vival analysis)。此法在恢復原始文化面貌中功不可沒，但用它來破譯現存的紛繁復雜的文化之謎，卻常有些捉襟見肘。吳先生在調查研究具體的文化事象時，卻不拘于某一種方法，諸多分析工具能在他手中交互使用而相得益彰。這與吳先生的學術素養有關，早在美國留學時，他就是一個興趣極廣善于吸收各種知識的人，除主修社會學外，他還選修了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哲學乃至一些自然科學的課程，為他日后從事跨學科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如對么些(今納西族)青年的情死、彝族婚禮中婦女對男家客人的戲弄、苗族的“游方”、坐家習俗、姑舅表婚等問題，吳先生就不滿足于殘余分析，而是更深入到心理因素的挖掘。

吳先生是我國民族文物和民族博物館事業的創始人。早在抗戰初期，他就在西遷入黔的大夏大學內設立了民族文物室。其后，無論是在西南聯大、清華大學，還是解放后相繼執教于中央、西南、中南諸民族學院，吳先生均極重視民族文物室或博物館的建設，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真是他到哪兒，民博事業也就到哪兒?！?費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載《讀書》一九九○年第十二期)在這個實踐過程中，吳先生的認識也不斷升華，提出一些頗為獨到的理論觀點。如他在晚年形成了民族博物館與民族學博物館分野的思想，指出“民族博物館主要是為政治服務的，而民族學博物館主要是為科學服務的”(第430頁)，民族學與民族學博物的關系，“正如化學或物理與它們的實驗室的關系相似，是一體中的兩個部分，是相互依賴、相互促進的?！糠N科學負有兩種使命：一是使本學科的知識理論不斷深化更新；二是把已有的知識廣為散播。在民族學科總的范圍內，民族學主要承擔了第一使命。第二種使命則由民族學博物館來肩負?！?第430—431頁)

吳先生的生命是屬于田野的，這一點他初次踏入少數民族地區就強烈地意識到了。所以，解放后當費孝通先生詢問他能否參加到偏遠少數民族地區訪問的隊伍時，已經年過半百的吳先生“不僅毫無難色，而且表現出求之不得的興奮”，在貴州和廣西訪問的兩年中，這位最年長的隊員“在種種困難面前沒有后退過一步”。(費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而晚年傾全力于民族學博物館的建設，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吳先生對自己不能親赴田野缺憾的一種補償，因為在他看來，“民族學博物館就是民族學的一種間接的田野調查基地”。(第430頁)

在一九八三年全國第一期民族學講習班上，吳先生作了《民族學在美國和博厄斯學派》的演講(全文載于《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一九九一年第四期)，其中提到兩種治學方法：一是主觀推理，活動園地在書齋，追求的是抽象的理解，這樣做學問的人可稱為“太師椅里的哲學家”：二是客觀實驗，在實驗室或田野中實際地調查，分析具體調查材料，這類人可稱為“砌磚蓋瓦的工程師”。吳先生肯定了后者，隊為博厄斯就是后一種人。其實，吳先生本人也是“砌磚蓋瓦的工程師”，并且他在民族學的各種思潮中明顯傾心于博厄斯的理論，他所奉行的“長時期在小范圍內深入細致地實地考察”，也正是博厄斯學派的一大特色。

我最初得知吳澤霖先生大名，還是在北大選修民族學、社會學之時。畢業后，幾經周折，終于來到吳先生身邊工作，直至他以九二高齡仙逝。余生也晚，無福親隨先生入田野調查，在實踐中得其身教，但總算在追隨左右的七八年中得到了一些言傳，并有幸親睹先生殫精竭慮孜孜籌建我國第一座民族學博物館的全過程。而我每一次到少數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也都或在出發前或在返回后，得到先生的悉心指點。先生這些針對特定問題的具體教導，加上《文集》中對田野調查的規律性總結，將是我從事民族學研究受用終身的財富。

一九九O年十月二十八日，根據吳先生的遺愿，他的骨灰被播撒到中南民族學院民族學博物館周圍的草坪上和湖泊里。

吳澤霖先生從田野中來，又回到了田野中去。

一九九二年七月于漢口酒堡蕩

(《吳澤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五月版。3.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