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曉華：梳理中國數字

王林

1982年初，一個瘦小的青年背著簡單的行李，從遙遠的廈門來到北京。當他拿著廈門大學畢業分配證明到國家統計局報到時，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是在這以后，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的一間辦公室的燈光總是亮到深夜才熄。

1991年11月，一篇署名國家統計局的題為《對三年治理整頓的反思與回顧》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出，文章在對治理整頓以來大量的經濟數字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對治理整頓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具有權威性的總結，并提出：治理整頓已經可以結束，留存的問題應在繼續深化改革中解決。文章一出，震動了中國經濟界。中央采納了文章的建議，同年底，宣布了治理整頓的結束。

這篇文章的主筆，就是那位瘦小的青年——邱曉華。

邱曉華，這位12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如今年僅36歲，已是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高級統計師，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著名青年經濟學家。

1989年10月，邱曉華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

一

統計工作面對的是大量枯燥單調的數字，它是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狀況通過統計特有的方式進行加工、整理、綜合和分析，形象地說，如同用一把梳子，將由各個地區和部門匯總來的浩繁紛亂的數字梳理成有條不紊、一目了然的統計指標，去偽存真，從雜亂中找出規律，以數字語言和統計圖表的形式為領導和有關部門提供參考和決策建議，向社會公布讓人民監督。

剛到統計局，邱曉華參加了“文革”后第一本《中國統計年鑒》的編輯工作，這使他對我國的統計指標體系有了系統的了解，國民經濟中的各種數字開始活躍在腦子里。1984年之前，我國統計工作是封閉型的，大量的數據經過處理后便被鎖進鐵柜之中，邱曉華和他的同事都感到這非?？上?，應該讓它們在統計工作這一環節為經濟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邱曉華是個有心人，在工作中他開始一點一滴地豐富自己。幫助老同志抄寫材料，他看完題目后，總要先在心中想想如果是自己該如何寫，然后再認真看一遍老同志寫的材料，從中找出差距。自己寫的材料經過老同志修改后，他不是立刻照抄，而是細細研究，體會用意，接受啟發。老同志打電話談有關經濟問題時，他就側耳聆聽，學習老同志如何把握政策。在參加工作的前5年，邱曉華放棄了所有的業余交往和娛樂，每天工作學習12個小時以上，常常到深夜才回到宿舍。

他的刻苦努力贏得了領導的信任和周圍同志的贊賞，他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鍛煉機會，當他在對各種指標系統的把握和統計工作的熟練程度上打下堅實的基礎后，目光開始深入到那些紛亂的數字背后去探尋它們之間的各種經濟關系，從中找出發展的規律，發現問題，開始了他具有實證性的經濟研究。邱曉華的這一發展和他的同事一起為我國統計事業作出了不小的貢獻。我國統計工作從封閉轉向開放，由單純報帳式的統計到深入的研究分析，并主動向決策機關提供決策建議，這一質的變化，可以說始于邱曉華這一代統計工作者。1993年10月，邱曉華隨統計局長向李鵬總理匯報工作，李鵬總理向另一位中央領導同志介紹時說：他們對經濟非常了解，可以說他們是統計學派。在每月的總理辦公會上，統計局總是被安排在第一個發言，可見中央領導對統計工作的重視。

邱曉華說：我不是才子型的人，天賦可以讓人看出差別，但是刻苦帶來的差距是無法估計的。

二

改革15年，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撫今追昔，用感慨萬千來形容決不會過分。但有一種變化不知是不是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我國各級政府職能部門中，一大批學歷高、年紀輕的干部已進入具有決策領導權的崗位，他們思想活躍，視野開闊，觀察敏銳。中國經濟改革始終充滿活力，與他們的存在有著重要關系。

邱曉便是其中之一。

1987年，為加快改革進程，使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國際經濟的循環之中，結合我國國情，中央制定了“沿海地區發展戰略”，這一決定性戰略的形成，青年經濟學家的兩份報告可以說起了重要作用，一份是國家計委王建提出的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報告，另一份，就是邱曉華題為《我國農副產品出口的情況、問題和對策》的分析報告。

在這份報告中，邱曉華提出了沿海農業必須以走外向型道路為主的觀點。他認為，沿海地區農業資源豐富，但如果僅僅停留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上，很難提高其應有的價值，必須通過走進國際市場，才可以增值。農業是我國創匯的主要源泉之一，1986年以前37年間，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53.3％，可稱半壁江山。但是由于農業生產技術和加工技術水平低，農副產品出口一直難以向高檔次、高附加值轉化，與其他國家比，出口同樣數量的產品，我國換匯率卻低得多。比如出口一噸大米，泰國可換匯520美元，而我國只能換312美元。因此，邱曉華提出，沿海地區農業資源好，農民素質高，商品意識強，發展農業宜走高附加值生產的外向型道路，提高出口，不僅可以解決我國農業發展外匯不足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還可以騰出大片的國內市場讓給中西部地區，帶動中西部地區的農業發展。此論一出，中央領導倍加重視，成為制定沿海地區發展戰略的重要參考材料，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贊揚。

三

邱曉華思想的敏銳來自他刻苦學習的積累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專注。這種刻苦和專注使他能準確地解析各種改革措施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影響，發現正面效果后面不能忽視的負作用，并且提出具有預見力的觀點和建議。

1983年，邱曉華在對農村聯產承包制進行了調查研究后，提出農村的改革單純用“分”和“包”來進行是不完善的。一是公益性的事業無人負責，一部分人如五保戶、困難戶失去了社會的支持；二是一些需由社會來做的事也在“包”和“分”字下被忽視了，如種籽培育、病蟲防治、水利、道路建設等，而這些方面對農業經濟發展是否有足夠的后勁關系重大。在所寫的報告中，他分析了“統”與“分”的關系，提出在聯產承包制下，要注意“統”與“分”的關系。幾年后，這一矛盾日趨明顯，1988年，中央提出了統分結合的政策，實踐證明了他建議的正確。

1987年，邱曉華到福建進行調查后，發現沿海開發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已出現了負作用，由于一些本不該支持的產業也享受了優惠政策，加大了地區間的差距。對此，他提出了應由地區優惠政策轉為產業優惠政策的建議。1993年國家產業優惠政策的提出，已運用了這一建議。

在對中國經濟的追蹤分析過程中，邱曉華研究的角度逐漸由對具體經濟政策的分析轉向對中國宏觀經濟的研究，也正是在這一轉變之后，邱曉華的才華得以充分的顯現。他在一系列文章和發言中見解的新穎、角度的獨特和大膽的闡述，使他在中國經濟學界確立了自己不同他人的地位。

1988年，人們在為如何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而苦惱，在8家新聞單位組織的經濟效益縱深行座談研討會上，當人們在為應制定什么樣的措施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而爭論時，邱曉華獨辟蹊徑，大聲疾呼：政府應注意的是宏觀經濟，而不應去干預具體企業的行為！他認為：一，企業千差萬別，如何能找到一個衡量標準？二，企業是獨立的，盈與虧應由企業自己負責；三，在企業承擔辦社會的前提下，提高企業效益是望梅止渴；四，企業是具體的生產經營單位，在當前經濟改革的新時期，企業的經濟行為以市場為轉移，與政府的目標偏差拉大，政府如再以企業為中心抓經濟效益，就已不適應改革的發展。邱曉華一語即出，震驚四座。

政府應管宏觀經濟效益，這一觀點是邱曉華在研究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1984年，邱曉華就提出了在經濟建設中政府應注意適度的集中，加強宏觀調控的觀點。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政府如無調控能力，不注意規模效益，將會出現大的失誤；應保持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必要的比例，比例過低，國家將降低對經濟的干預能力，無法解決總量調控，易使經濟出現失控。邱曉華的預警不幸在4年后出現，1988年治理整頓因此而發。在治理整頓過程中，邱曉華使這一研究從量的分析上升到了科學性的高度，提出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中不可缺少的政府管理行為，但必須注意科學性。為此他提出了宏觀調控中應注意的4個方面——力度，時機，方向，前提。特別是前提，這是至今仍需高度重視的問題。他認為，在研究政府加強宏觀調控能力的問題時，有一個重大的前提并未解決，這就是政府的職能并沒有轉到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上來，在這一轉變完成之前，過多強化政府職能，就有可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出現背反結果，越加強越削弱。他認為：“宏觀改革明顯滯后，使得金融、財稅、投資等宏觀調控體制不適應客觀需要的矛盾充分顯露出來。目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現象，從市場發展的角度看是正常的，如股份制、社會集資、開發區建設、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等，本身是合理的。問題是這些現象是在一種不規范的環境中產生的，結果是正效應被負效應抵消了……宏觀改革實質上是政府行為的調整。而政府行為的調整不是下面可以決定的，宏觀經濟改革應是自上而下的推進?！保ㄖ靥枮楸疚淖髡咚樱┧J為，企業改革步履維艱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這一前提的未能解決。

邱曉華認為，現階段的改革不能只靠試點、靠協商解決問題，而是要靠精心設計、綜合配套，通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強制實行，快步推進。1993年，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開的經濟專家座談會上，邱曉華針對已顯露出來的經濟行為不規范，經濟發展偏離正常方向，增長率偏高，通貨膨脹率已進入警戒臨界狀態等問題，提出解決的關鍵在于深化宏觀改革，并對健全經濟法制，加快銀行體制、財政稅收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他的發言得到了中央的重視，成為1993年底出臺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材料。

四

面對紛紜復雜而又枯燥無比的數字，邱曉華一點點精心細致的剝離解析，然后又一點點地綜合歸納，伴隨著中國改革的大潮，他的思想一次次地在平靜中升騰出耀眼的火花。

這需要一種動力。

1982年，剛到統計局不久，邱曉華隨綜合司司長郝成鳴到寧夏固原地區進行社會調查。當年，中國工農紅軍翻過雄踞于此的六盤山而到達了萬里長征的終點，毛澤東曾慷慨而吟：“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但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里還是一片窮山劣地，風沙漫天，草木稀疏，多災多害，農民生活異常艱苦。在固原縣，1980年，許多人的口糧在150公斤以下，1979年時僅為86.5公斤。農民身上破舊的衣衫，什么也沒有的土炕，可憐的一點存糧，讓邱曉華知道了什么叫做家徒四壁。他第一次真正體會了貧窮的含意。

中國發展為什么如此不平衡？建國30多年，經濟建設搞了這么長時間，可是社會主義的陽光為什么就照不到這里？貧窮的蒼龍仍然在這里肆虐，現在該由誰來手執長纓？邱曉華明白了老司長帶他來這里的用心，一種責任感沖撞著他的內心。

思想的升華始于這一時刻：從我們這一代起，不該讓這種貧窮的現象再繼續下去了。

“從這時起，”邱曉華說，“我有了一種使命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