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鄙薄司馬遷

周　騁

葛劍雄先生(貨殖何罪》(《讀書》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縱橫恣肆，古今事例信手點化，可謂文理俱佳，令人獲益匪淺。但說“深感太史公的遠見卓識，不僅遠在一般學者之上，也比當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類比不當的意味。關于為史一道，司馬遷無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識。再往寬泛處看，司馬遷身后還沒有任何學人能在對歷史、社會、人事諸多方面的綜合把握上可與之比肩，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馬遷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過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會崇敬呢？答案是，從來沒有。于是，司馬遷又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沉重命題：為何寫出過“圣人級”專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級的待遇？

其實，司馬遷留下的這個命題，他自己已先行破解過，他說：“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報任安書》)原來大質已虧的刑余之人已失去受人尊敬的資格。所以，司馬遷又說：“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碑斎藗優樗抉R遷驚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噓不已的同時，又不防墮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綿不去的世俗觀念中去，從而絕不會以虔誠的崇敬面對司馬遷。

須知，不論對什么人來說，只要能與司馬遷放在一處較高下，都是一種抬舉，而不是相反。另外，有關貨殖問題，胡適先生曾有過與葛先生類似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