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的危機

特里·伊格爾頓

馬海良 譯

這座現代學院就叫作圣凱瑟琳學院。牛津大學的許多學院不可能都跟著咖啡店的名字起校名，不過，我待過的那個沃德姆(Wadham)學院，聽上去卻有點百貨店的味道。這個名字包含著理論思考的豐富材料，可以思考問答式教學方法和漂移的能指；思考被壓迫者的模仿時髦和自我掩飾；思考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提到的戲仿現象，即貧困化的現在用神圣過去的誘人徽章把自己打扮起來；思考這里一無所有的男人們占有了一個女人的名字，那是一個殉道者的名字；還可以思考尼采的譜系學思想，把犯罪、失誤、疏忽以及微小的機遇糾合成那些不動腦筋的人所稱的傳統。我籠統點一下這些話題，想盡快把它們打發掉，因為我不想把這次演講花在我新來乍到的這個學院的名字問題上。我只想說，當我也模仿新潮、思考自己的譜系歸屬時，我無法回避那種十二分強烈的感覺，我經常在凌晨時分感覺到自己是因錯就錯地成了沃頓英文教授。但是，當教授總比失業好，所以我無意于對這份厚禮吹毛求疵。

其實，我根本不想對批評理論多說什么。杰弗里.埃爾頓把批評理論稱為知識分子的閑話，我發現自己也越來越不能忍受在讀者和文本之間橫臥著一種不成體統的話語。你們也許已經注意到，有些批評語言的這個問題更嚴重。有些術語如象征、揚揚格、有機統一，以及美妙的質感等，把文學作品拉得離我們更近一些，而性別、能指、亞文本以及意識形態等術語卻將作品遠遠地推開?？偟膩碚f，要談宇宙景觀，不要談殖民主義，要談美，不要談資產階級，這樣做才有所裨益。我們可以談論重壓之下的人類狀況，但是不要提到任何具體集團的人們受壓迫的問題，否則文學就會誤入社會的歧途。平常的語言就有“豐富的形上性”，從巴厘島到紐約布朗克斯區，人人都聽得懂?！傲倚缘年杽傊畾狻敝徊贿^是那些與C.S.劉易斯和E.M.W.提亞德不在一條道上的人們的粗野行話而已，那些人硬要把他們煩人的意識形態見解引入本來是美學的問題。但是我不準備多談理論，因為理論怎么看也像一座大冰山的端點、大工程里的一部分，總是要取消意義，摧毀標準，用《貝諾紀年》(Beano Annual)取代《貝奧沃夫》(Beowulf)，編撰一本只包括泰恩賽德民謠和巖洞圖畫的教學綱要。換句話說，問題的關鍵是西方文化本身彌漫著危機。雖然并非所有地方都可以明顯看到這種時代的風云劇變，尤其在牛津的考試里看不到這種情況，但是我們應該用瓦爾特.本雅明的那句名言給自己提個醒，“一切照樣進行”正是危機所在。

這一劇變的性質如何呢?隨之而來的無疑還有民族性的危機，凝聚一個民族的除了文化還能是什么呢?不會是地理，這是可以肯定的：不管你在香港還是在直布羅陀海峽，你仍然可以是英國人。也不會是政治的國家：因為那種蒼白貧血的統一性只能從階級合作的生活形式體驗中長出肉來。但是那種階級合作的民族屬性現在卻因為一系列的因素而成了問題：出現了跨國資本主義，它像《荒原》那樣隨隨便便地橫穿民族國家之間的疆界；地緣政治在轉型，發達國家正在把它們對著東方的槍口擺向南方；革命的民族主義沖擊著宗主國中心；一種地地道道的世界性的文化以后現代主義的面目出現了；在種族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里，出現了種族的雜多性。除了這些因素，像我這類厚著臉皮、不識時務的馬克思主義者還高興地從理論的角度看到，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移民勞動和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邏輯與傳統主義、地方主義以及后帝國主義民族文化的精神律令頗多抵觸。

凡此種種，無不與英國文學研究有關。亞瑟.奎勒—卡奇深知這一點，1916年他在劍橋大學講過這樣的話：“在座的人年齡還小，沒有幾個會記得弗里曼的《諾曼人的征服》(Norman Conquest)或格林的《英國人民簡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對年輕人的心靈所產生的震撼。在上一世紀的七十年代早期或八十年代晚期，這些著作好像撥開了云霧，讓我們從文學上以至政治上看到了自己的先輩，他們得到了應有的光輝地位?！?sup>(1)英國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專注于民族起源的合法性問題，總是有一種說不出口的焦慮，擔心自己原來是個雜種民族。如果想得到這樣一份響當當的遺產，就會情不自禁地把現代英國文學研究朝后推向盎格魯—撤克遜時代，那時候還有粗獷的大丈夫生機。但這也是有問題的：我們真的希望像從前那樣茹毛飲血、充滿“生機”嗎?以前有一個反對英國文學研究的人曾經在牛津說：“英國學派會成長起來，但不是從希臘人和羅馬人的人文學科中汲取語言的養份，應該從茹毛飲血時期的哥特人和盎格魯—撤克遜人中汲取養份。我們要把文藝復興倒轉過來?！?sup>(2)“種族性”并不是通過綜合技術才進入英國文學研究之中，它一開始就占據著根本的位置。英國文學研究肇始于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當時已經顯示出種族主義傾向的人種學的一部分。它的前身是比較語文學，在語言中尋找種族或民族精神的演化規律。所謂的古英語成了今日牛津學生的一門必修課，要求對古英語的實際意義進行系統的思考，這是我們父輩們的種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造成的結果。牛津大學的瓦爾特.雷利爵士曾經非?？蜌獾卣f：“我想率領百名教授的一隊人馬向一百名德國佬的教授發起挑戰。他們的死對人類有好處?！?sup>(3)人道主義成了他后來治學的看家標記。應該說，雷利比他的大部分同仁開明許多。

在本世紀頭幾十年，英國文學研究在面對世界性的現代主義的挑戰時，以昔日帝國的國際主義作為回應，以全球為馳騁的疆域，以本土為安全的中心。英語文牘在(愛爾蘭的)克雷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之間的廣大地區暢行無阻，不過，這種信心十足的霸權也包含著自我解構的種子。因為利維斯的英國文學研究所持的意識形態至少表現出這樣的特點：發現蘊藏豐富的民族語言和獨一無二的英語體驗方式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當然，你們可以用“英聯邦文學”這類荒謬的東西竭力關照所有這些作品?！暗谌澜缪芯俊笔恰坝⒙摪钗膶W”的更精密的理論變種，如今已經不再那么精確。人的話語現在明顯處于多元狀態，而且由于人的定義本來要求人具有單一的本質，所以這種多元狀況實際上愈發讓人難堪。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文學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匪夷所思地政治化了，不再是成千上萬個像我們這樣在政治上無關緊要的小卒子們所追求的奧秘了。六十年代后期以來，所謂的人文學科無疑第一次在西方成了進行激烈政治抗爭的競技場，而文學研究向來就是人文學科的前哨。這在一定程度是一種語話移置，令人沮喪地表征了我們時代的特點，但是它的確證明了我們經受的危機是一種特定文化的危機。學術圈外的人士根本不會搭理我們談論的是能指還是象征，是編碼還是慣例；文學所以重要，不是因為這些事情，也不是因為上議院里的殘酷斗爭。如果說文學在今天是重要的，那是因為人們認為文學以形象和感性的獨特形式活生生地體現了基本的和普遍的人性，我們生活于其下的統治制度既需要這樣的文學觀念，又使它聚訟紛紜。文學使我們體察入微地親近了母語，也因此親近了抽象的政治統一性的那個客觀對應物，我們作為形式上平等的國家公民共享此物。說到這里，我想附帶坦白一句，我也相信共同人性，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不把人性看作一種可以直覺到的固有物，而是看作一個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務。但是對于觀點相異的那些人來說，當前對這種文學意識形態提出的挑戰具有不言而喻的警示意義。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早已經停止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判定價值。如果連審美活動都不能闡示價值，那么，在一個滾滾墮落的社會里還能往何處去?如果連唯物主義者的臟手也能抓住價值，那么，這場游戲肯定沒戲了。無疑是由于這個原因，在深奧晦澀的文學理論上展開了一場像病毒一樣可怕的混戰，因為我們實際上是在談論文明的死亡。這場爭斗的關鍵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歷史反諷，資本主義制度的前進逐步削弱了自身的形而上理論依據。這個問題比討論我們對《馬爾頓之戰》(The Battle of Maldon)的反應到底是快感還是無聊要嚴肅得多。

像迄今為止的許多人類社會一樣，資本主義統治制度需要求助于某種超驗價值為其行為簽名放行，但是據于爾根.哈貝馬斯的觀點，這些尋求合理化和世俗化的社會制度必然使自身的形而上基礎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動搖，一只手制造的神秘性被另一只手拆除了?；A和上層建筑、商品生產和精神法度也因此令人難堪地彼此不合。莎士比亞仍然體現著永恒的價值，但原因是如果沒有萬全保險公司的支持贊助，你就無法制作他的作品。后現代主義從恩師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得到提示，為走出絕境指出了一條絕對大膽的途徑：忘掉本體論的依據和形而上的清規戒律，承認上帝——或上層建筑——已經死了，至于自己的價值，就在自己的實際行動當中，就在那個無限增殖的沖突和主宰之網上，尼采名之曰權力意志。這種策略指望消除發達資本主義的行為矛盾——事實和價值、修辭和現實、實際行為和口頭言說之間存在著嚴重脫節，這些矛盾本身是造成意識形態不穩定的根源。但是這樣做的確需要資本主義制度付出太大的代價，要求它忘記文化不僅反映社會實踐，而且使社會實踐合法化。文化絕不會從我們的實際行動中自己生發出來，否則，我們最后會得到一些最壞的價值。文化必須使實踐活動理想化，予它們以形而上的支持。然而，商品形式越是抹平價值等級，將多種多樣的生活形式不分青紅皂白地混成一團，使超驗領域變得空空如也，就越會掏空社會的意識形態權威所必需的象征資源。

這一矛盾幾乎在當代社會生活的每個層面上都可以看到。如果人們的法人身份意識受到侵蝕，他們的共同歷史被簡化為永遠現時的消費欲望，他們就不再像有責任心的公民那樣行事。所以，必須用傳統工業或宗主國戰爭的形式綜合制造那種法人身份意識。如果允許推倒和擊碎一切的商品形式侵入教育領域，就需要更大聲地堅持基本原則，既定規范，不變標準。越是將媒體商品化，就越發覺得需要詩歌為尼爾遜勛爵說些瑯瑯上口的漂亮話。越是剝削廉價的黑人勞動力，就越會想到保存民族文化的統一性和純潔性。在所有這些方面，無政府和專制制度、金錢和形上學、交換價值和絕對價值，都既是陌生人又是親兄弟，是不共戴天的敵人，也是如膠似漆的密友。同樣，曾經和抽空社會生活目的和價值的政治形式串通一氣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在自己促成的社會慘相面前露出目瞪口呆、驚恐萬狀的樣子，為絕對價值的喪失而悲痛不已。當然，如果他們能夠跨過教會執事常有的懷疑主義而終于對洗禮盤之類的東西確信不疑的話，或許會幫助他們追求到絕對價值。然而，他們大部分人不管私下里多么想做但實際上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必須湊合著用那個宗教的代用品，即常說的文化。

現在的情況是，文化越來越難以勝任它那一貫的調和作用，而這個社會的英國文學研究恰恰以文化的調和作用為基礎。理由很明顯，只要這種文化觀念力圖調解的是物質性的矛盾沖突，如戰爭、階級斗爭、社會不公等，那么作為調和塵世紛爭的更高形式的文化概念就會有一點微弱的說服力。但是，一旦這些爭執也成了文化的東西，調和的力量就越來越小。因為文化現在顯然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文化是戰場，而不是可以弭合差異的奧林匹亞神臺。傳統的文化概念不啻于聽到了一個噩耗，占據過去幾十年主要政治議程的少數民族、性別、革命民族主義等矛盾沖突現在成了一些語言、價值、身份以及經驗的問題。這些政治思潮認為，文化就是拒斥或加強，贊賞或彈壓，確定或否定。文化要么是盡情揮舞的無敵劍，要么是受到唾棄的強橫之物，要么把它作為身份的徽章而孜孜以求，要么對它堅決抵制，認為它頂多只會說你沒文化，以前和以后永遠都不會有文化。這一切的確不可思議，因為文化不僅被認為與權力沒有任何瓜葛：甚或是權力的對頭。在雪萊和丁尼生之間的某個地方，重新設定了詩與政治、審美與制度的互相對立，前者的親切感化的深刻與后者的令人討厭的抽象是直覺地相對立的。就是說，構建文學的理論方法是相互抵觸的。在勃克和潘恩的論戰中，批評家和知識分子、英國特色和大陸特性、抒情的鄧恩和革命的彌爾頓、感性直覺和人最重要的智慧都勝利了。這種徹底異化的書寫理論在當時隨時準備向理論對頭開火，因為理論就像所有這類對立面一樣，使保守者不再享有不說出自己的名字的特權，但是這種書寫理論現在卻成了人類心靈自發的一種肯定方式。

然而，正在顛覆傳統文化的并不是它的左翼，而是右翼，不是批評家在顛覆這一系統，而是這一系統的守護人。正像貝爾托爾特.布萊希特說過的那樣，激進的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他的同道瓦爾特.本雅明補充說，革命并不是失控的火車，而是一次緊急制動。資本主義使每一個價值都成了疑問，使熟悉的生活形式分崩消解，使一切堅實的東西化成空氣或肥皂劇。但是資本主義難以承受這樣的根本性革命所帶來的焦慮感、懷舊感和滅絕感，需要某種稱為文化的東西來呵護它，而它一直全力削弱的也正是這文化。文化更加零散、折中、通俗、世界化，這是符合晚期資本主義邏輯的文化，但根本不是馬修.阿諾多期盼的文化，而且活靈活現地羞辱了阿諾多為文化確定的前提。接著，后現代主義把這種矛盾簡單地顛倒過來，企圖用異質性來拆解該文化系統形而上和獨白的方面。這種毛糙的理論使商品形式在反對精英主義的名義之下輕松地獲得了簽字。其實，這種理論比任何精英主義都更加盛氣凌人，比任何學院派頭都更加孤高冷漠，它不負責任地為市場制度吶喊助興，但是對平民百姓來說，市場使他們無家可歸，無業可就，并不曾引起什么來去不定的力比多沖力；從全球看，市場引來戰爭，把世界變成了大廚房。人們也許會說，這種“激進主義”使一切反動都癱瘓了，所以必然要引起反動，這就叫相克相生的辯證法。激起反動的并非來去不定的力比多沖力，因為離開十步遠，那東西就認不出來了。認為受到侵蝕的文化標準激起了反動，這種現象在語言中尤為明顯，這是文學研究為什么轉而注視政治風雨的又一個原因?！罢Z言是法西斯主義者，”羅蘭.巴特說了許多諸如此類夸張過火的話，但也因此可愛。這話雖然有點兒離譜，但語言的純潔性的的確確是那些骨子里懷著法西斯幻想的妄想狂和病理學患者的最后避難所。他們覺得自己促成的這個多語社會秩序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存在。因為語言是人的本根屬性，只有詩歌或背叛才會削弱這個本根。

當然，推想中的文化標準的衰落至少可以上溯到塞繆爾.約翰遜時代，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出埃及記》時代。亞述人無疑因為他們的青少年注意力不夠長久而憂心忡忡，腓尼基人則因為那些可憐的拼音文字而輾轉反側。有人以反精英主義的時髦名義對確鑿可鑒的文化的衰敗視而不見，我以為不應該任由這些人去胡鬧；當然我們也應該記住，并沒有單一的指標可以顯示文化的繁榮或衰敗。但現政府認為英國文學研究在學校里開展不夠，這是十足的機械主義的理解，在這種理解基礎之上制定出來的彌補方案可能嚴重破壞學生的道德進步和社會能力。如果政府繼續推行這些唯利是圖、不辨是非的計劃，將會產生出一代語法能力強但沒有創造頭腦的孩子。根據和我們打交道的人所恪守的意識形態，語言的本質不外乎就是讓人開口說話，詩歌就是瑯瑯上口的愛國主義，而英國文學就是語義的巨石陣。⁽⁴⁾人們不禁想，他們為什么不把英文教學事務完全交給國家托拉斯去管。語法和拼寫當然屬于社會交際的物質基礎，我覺得英國的學校老師沒有人會反對這一點。但是，要求具備語法和拼寫能力是一回事，對地方的、少數民族的以及工人階級的言語形式流露出明顯的敵意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這種敵意只會使已經有遺棄感的孩子們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官僚們都害怕創造性，所以政府總想對探索性強的課程嚴加防范，集中領導。如果讓他們的企圖得逞，我們的孩子就會被塑造成他們那種蒼白呆板、沉悶乏味的形象。

在這個國家，英國文學研究是與所謂的大眾文化同時出現的，最初目的是為了抗擊大眾文化。但是還有另一層積極意義。我們把如今的解構主義看作談論文本的一種特殊方式；可是，當初英國學術界看到的曙光乍露時的英國文學研究實實在在是一種解構主義。它是嘗試著刻寫在既成學術建制心臟的某種他性，既是階級的他性也是性別的他性。當時，在遍布全國校園之外的各種學習班里，英文是深受普通男男女女們喜歡的一門課程。由于盎格魯—撤克遜的大學教授們很難把所有這些人盡收在他們的教室里(我相信這個缺陷今天已經彌補起來了)，這些人很難找到老師。所以大學開始設置英文課，不過，反對開設英文課的原因也正在這里。從性別看，女性在劍橋大學的現代語言學校里占三分之二，劍橋英文系就是由現代語言學校發展而來的，牛津大學英文系在頭五年里有六十九個女生，只有十八個男生。英文顯然成了一個有問題的科目，是一門兩性畸形、女人腔的課程，非驢非馬，不倫不類，是科目不明的學科，太輕松隨意了，無法予以得當的考核鑒定。這門顯示出很大性別傾向的學科剛剛贏得一點兒尊重，就立即被彈壓下去了，制度暴力也許對這門非課程的課程采取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行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劍橋大學用充滿陽剛之氣的硬朗語言重鑄了這項本來是解構的和女性化的危險工程，這是一種肌肉發達有力、道德成熟、具有生殖中心充實感的語言，這一切都可以在現代英國文學經典中真正病理學意義上的大男子主義作家那里找到例證，因為經過這么一番篩選之后，他們再也不那么委靡不振了。只是最近幾十年里，被壓抑的文學才開始反攻倒算——就是說，我們開始注意這樣的事實：如果說文學有一個關注的中心，這中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道德，而是幻想和欲望，浪漫主義理想的止痛膏再也不能遏止這些危險的力量了，因為它一直就沒有遠離男性統治的語言。研究英國詩歌史的第一人托馬斯.沃頓對這一點自有理解，他想把欲望腳本即我們所稱的哥特文學從對古典主義的頂禮膜拜中解救出來；他的努力帶有啟蒙的意思。

就在別人忙著寫電影劇本或科幻小說教程或探討康德和克里斯蒂娃的時候，牛津人卻在慎之又慎地反復考慮盎格魯—撒克遜的必修課問題。當然，這種遲來之思不是沒有其歷史原因的，就是說，牛津長期以來，不僅是前理論的，而且是前批評的。連利維斯都不得要領，更不用說德里達了。至少從我二十多年前由利維斯思想盛行的劍橋來到這里以來所瀏覽到的情況看，的確可以這樣說。有些左派可能因為那場驚心動魄的大膽行動包含著俗濫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東西而把它更為激進的方面打壓下去，我不是那種人。亡羊也可以補牢，我想提一些補牢的方法。首先，不要把女權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與中世紀威爾士文學研究放在等同位置，這種幻想毫無用處。如果沒有把文學作品置于欲望的多維環境之中，如果沒有悉心研究性別權力的運動及其無意識情況，那么，我們就不用自詡什么關注書頁上的詞語。文學理論方面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僅只成了對文學寫作的系統思考。目前很有一幫異想天開、乖張反常的家伙，他們只想知道閱讀的時候讀到什么，與那些不反常且很正派的敬畏上帝的良民恰成反面，良民們無需為這些事情多操心。如果把這種系統的思考純粹看作可有可無的東西，認為學生無需接受有關專業方法和歷史的基本強化訓練，那是十分荒謬可笑的，幸虧醫務人員和航空工程師不學我們的樣子。牛津的英文專業以其重歷史的治學方法而自豪，這種方法通常就是用繁雜玄妙的冗辭贅語編寫文學史。但是藝術作品并不是由前面的藝術作品產生出來的。前后藝術作品的承繼關系是非常含糊的，它們往往像俄狄浦斯式的孩子一樣，想方設法不認父母，即物質的歷史。把這些作品放在產生和接受它們的物質條件中去研究：我認為，這就是我的朋友和同志雷蒙德.威廉斯所講的文化唯物主義的意思，這將是針對唯心主義沉疴的一付很有價值的良藥，這里英文系的做事方式已經打上了深重的唯心主義印記。

但是，我們究竟應該研究哪些作品呢?我以為，不研究英國文學，而是研究英語寫作，這兩件事情大不一樣。如今的英語沒有家，沒有中心，而我們的教學大綱卻令人失望地沒有反映這一事實，到了多佛港那兒就裹足不前了。中心難以為繼，就是說，把新殖民的異域花邊補綴在宗主國作品之上，已經沒有多大用處。我們恐怕不得不從本根開始反思，我們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已經那樣做了?，F在的文學涉及電影、電視、錄像以及新聞等廣大范圍，無法想象這種語境之中的文學仍然能保持自我同一性，能夠分毫不差地表示它曾經表示的東西，它的崇高地位能夠絲毫不受已經改變的文化環境的沾染。這并不是說，對這種文化可以不加區別地一律放行，也不是說它自身就包含著某種激進的東西。堆滿英文系的博士論文更多的是寫《鄰居》而不是納什，這種情況可能正說明我們成功地害了英文。為什么不研究通俗文化呢?因為它沒有價值?可是實際上，即使按照劃分經典作品的嚴格標準來衡量，以電影為主的通俗文化領域的許多作品也是非常成功的，或許還可以補充說，有些作品可以劃入經典之列。對通俗文化研究的反對與審美價值沒有多大關系，與意識形態的偏見卻關系甚大。

大家可能覺得這些想法有點烏托邦的味道。下次教師董事會可能通過這些動議嗎?(我很高興地說，經過二十三年的考察期之后，我終于獲準進入了教師董事會)實施這些動議需要大量精力，精力有的是。當然，大量精力都投入所謂的博士論文里，造成對時間和精力的不正常的誤用。這賭注下得太大了。就文化而言，我們處于一個相當危險的時刻，病毒性的人文主義時刻威脅著文明。這種斗志昂揚的意識形態以文雅得體、理智穩健、充分個性和完全獨特等名義，竭盡全力地播撒著一種關于人的觀念，對最有力地決定著普通生活的因素卻一概視而不見。但是這種觀念似乎不適用于女人、勞動人民以及有色人種的男男女女。僅靠幾次教師董事會不足以攆走這種意識形態，但是除此之外，沒有什么值得知識界操勞的事情了。

十九世紀的一位評論家曾經說，英國人的抽象思維能力極差，但是有寫詩的天賦。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簡單化的對立竟然可以高度概括我們的社會史和學術史。我們能感覺，但不會思考，或者說，我們小心翼翼地避開那些力圖對整個生活形式提出批判質疑的思想方式。在英國，與詩相對的不是散文，而是雅各賓激進思想。如果說有些人覺得文學理論這個術語像個矛盾語，那是因為對英國人來說，文學可以代替系統的追問，而不是被系統地追問的對象?？偸怯腥硕卮傩蘖曃膶W的學生避開抽象，注意個別(我本來想說“具體”，但那是劍橋人的用詞，牛津人不用這個詞)，似乎一旦粗暴地剝去提供不少信息的文化語境之后，這個可憐巴巴的個別之物就不是最干癟的抽象之物了。不妨再來一次老生常談吧，關于文學作品的這種意識形態完全是法國大革命留下的傷痕的反應，在民族的政治無意識中，這傷痕仍然活著，動著，英國文學批評一直與它進行著魂牽夢縈、沒完沒了的對話。英國文學研究并非空穴來風，它是和那個任性的雅各賓主義的孩子即我們稱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一起出生的。文學批評竟然登上了英國文化的前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周圍的經院學科自動放棄了它們的學術責任。因為關于真理和正義、自由和幸福等重大問題的思考總得有個落腳之地。如果這種思考求索不喜歡干巴巴的技術哲學或沉悶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就會移置到知識準備還欠充分的批評上來。因此，文化理論(我至少用兩個詞來稱這種批評)被認為反映了這一歷史情況，它試圖從文學領域內部著手解決認知學科幾乎完全推在一邊的問題，使這些問題具有科學嚴謹性。因此，文化理論是雙重描繪的產物：一方面，英國哲學和社會科學明顯地把這些問題簡化成純粹的偽問題或技術問題；另一方面，道學家把這些問題移置為只有批評才會以反動的方式提出的東西。

就此而言，文化理論是對當前學術勞動分工的根本挑戰，這也是現行體制對它感到頭疼的原因。不必跑到牛津之外，就可以看到這種情形。

我說到文化的危機，其實，我們遭逢的是更深層的危險。因為男人女人們并不單靠文化活著；就文化的更窄意義而言，大部分男男女女們的生活與文化沾不上邊。激進的文化理論家們有許多過錯，但是他們之中似乎沒有妄自尊大者，正是唯物主義使我們懂得，在任何深刻的社會變革進程中，不能把我們自己放在中心位置。這不是艾莉斯.沃爾克是否比托馬斯.曼更偉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由華盛頓去估量吧，它眼下正在估量蘇聯集團的倒臺會給它帶來巨大好處呢，還是釋放出搖動它的全球統治的危險力量。也可以走著瞧，看看昔日的后資本主義國家是否在降服南方的事業中證明自己是可以長遠合作的可靠伙伴，看看這些國家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創傷性插入是否會真的引起分裂，以至于不得不經常用槍炮來保護自己。這些事情都與文學經典無關。這些問題的中心不是文化，但文化也絕不在這些問題的邊緣。因為研究人類文化就是研究這些世界歷史問題如何表現為生活經驗的形式，如何穿過能指的行列呈現為象征意義。就此而言，文化研究與其說關注自身的生存和繁榮最需要的東西，不如說它關注最獨特的人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是剩余和超出的東西，無法用嚴格的物質尺度來衡量。但是自我僭越和自我超越的能力恰恰是衡量人性的尺度。

（本文略有刪節，全文將發表于“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中的伊格爾頓文集）

注釋：

(1) 轉引自Stefan Collini,“Genealogies of Englishness:Literary Hist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Modem Britain”in Ciran Brady(ed.)Ideology and the Historians(Dublin,1991),p.247.

(2) 轉引自Chris Baldick,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Criticism(Oxford,1983),p.74.

(3) Ibid,pp.88-9.

(4) 巨石陣：英國南部索爾茲伯里附近的一處史前巨石遺址。

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1943—)英國牛津大學著名思想家與批評家，主要著作有《從文化到革命》、《權力神話》、《批評的意識形態》、《后現代主義幻覺》等，曾兩次訪問中國。

馬海良，學者，現居太原。有著譯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