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識張季鸞先生

王芝琛

大約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張季鸞、王蕓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么清新?！蓖跏|生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對季鸞先生的品評，大概是從兩方面來看的，一是指先生的文境，二是指先生的人品。

首先是文境，是指季鸞先生具有一副永遠清新的頭腦，活潑綿密而極得要領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至于學識經驗與文字技術，更不在話下。

就人品而言。吳鼎昌曾經贈給季鸞先生一首詩：“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這句“日見百回如新覯！”確實道出先生許多老友的共同心知，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體會：“每次見到季老（指先生），與他談話，必能得到新的啟發。每次都覺得不白見他?！保ㄍ跗M生語）先生隨時給人以新印象，永遠覺得他是一個嶄新的人。這點足以說明先生的與眾不同。

季鸞先生是一位報人，他的風格，主要是愉快健談，而有人緣。凡先生所在之處，一定送往迎來、會客不絕。無論男女老少都喜歡先生，無論是談國內外大事，或是說笑玩鬧，都能與大家相融之。先生的這個特點，也反映在先生擔任《大公報》總編輯上。毛澤東說：“張季鸞搖著鵝毛扇，到處作座上客。這種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形勢的方法，卻是當總編輯的應該學習的?！币⒁獾?，毛澤東說此番話，是在一九五八年對吳冷西說的，那時早已是四周對《大公報》“討伐”的一片喧嘩。一九三八年，周恩來在漢口曾對人說：“做總編輯，要像張季鸞那樣，有悠哉游哉的氣慨，如游龍飛虎、游刃有余?！?/p>

先生交友甚廣，且是一位無黨派報人，似乎先生交友并沒有以黨派而劃定。也許大家都熟知，先生與林伯渠相交甚厚。一九三六年秋，西安事變前夕，先生赴陜暫居西安南郊杜公寺，與林會晤。民國初期他們均曾任孫中山先生秘書，舊雨相逢，格外親熱。季鸞先生久病在身，竟與林一次談話通宵達旦，“有分歧、有共識”，朋友還是好朋友。先生逝世后，在先生的來信中，還有西藏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寫的信，先生是無神論者，并沒有影響相互交往。先生酷愛昆曲，京劇泰斗梅蘭芳、名昆俞振飛，都曾與先生配唱、討論曲詞，試作劇作。先生逝世于重慶時，杜月笙趕到撫棺痛哭，連呼張四哥，四哥，悲痛至極，令在場一些人士十分驚訝：“為何杜月笙對張季鸞還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季鸞先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于重慶逝世。先生的去世，筆者以為起碼創下了兩項“記錄”。一為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對他同樣都作出極高的評價；二為在中華民國史上為一報人舉行“創記錄”的隆重追悼活動。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吳玉章、林祖涵（林伯渠）的聯名唁電：

季鸞先生在歷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致悼，藉達哀忱。

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唁電：

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不意積勞成疾，遽歸道山。音響已沉，切劘不再，天才限于中壽，痛悼何堪。特此馳唁，敬乞節哀。

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于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發表短評，題為《季鸞先生對報業的貢獻》。

周恩來、鄧穎超兩先生挽聯：

忠于所事，不屈不撓，三十年筆墨生涯，樹立起報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輕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國士精神。

蔣中正先生唁電：

《大公報》社轉張夫人禮鑒：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遽聞殂謝。斯人不祿，天下所悲。愴悼之懷，匪可言罄。特電致唁，惟望節哀。

國民政府褒揚令：

國民政府九月二十六日令：張熾章學識淵通，志行高潔，從事新聞事業，孜孜矻矻，歷三十年。

以南董之直筆，作社會之導師，凡所論列，洞中窾要?？箲鹨詠?，尤能淬礪奮發，宣揚正誼，增進世界同情，博得國際稱譽。比年連任參政員，對于國計民生，并多貢獻。茲聞積勞病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用昭懋績。此令。

筆者以為，季鸞先生去世后，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對先生作出如此之高評價，實為國共兩黨在“統一抗戰”這一原則下的共識。

關于另一個“創記錄”的隆重追悼活動，筆者不再贅述其詳。

還應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由季鸞先生主持筆政（繼為王蕓生）的《大公報》，都受到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就先生一生而言，是一報人也。就其終生之志，為文章報國。先生著作甚豐，尤其以新聞評論著稱，其為文如昌黎（梁啟超），如新會，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尤其一九二六年主持《大公報》筆政，馳騁報壇，遠播中外，其影響之大，在報人中實不多見。而先生又是那么謙虛，先生常說，報紙文章生命極短，所以先生作文從不留底或剪存，生前沒有出過文集。先生還常開玩笑說，他的文章明天就可以拿去包花生米。

先生的一生還可用清貧二字概括。于右任曾以“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來形容。盡管如此，先生卻豪爽仗義，常為朋友慷慨解囊，毫不吝惜。為國捐金，肝膽可照。先生的好友邵飄萍遇害后，先生剛由上海流落天津，經濟上也相當拮據。但先生對祝文秀（邵之妻）和她的母親慨然相助，將他們母女倆由北京接往天津。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祝氏母女在天津居住三年之久，先生每月饋贈生活費一百元。一九三四年先生為紀念父親楚林公冥誕一百年，母親王氏忌辰三十周年，攜家眷赴陜西榆林謁墓、立碑。其間先生還特別關心榆林教育事業。臨行前，先生與商界友人籌募五千余元作為獎學基金，并首先解囊贊助五百元。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抗戰周年之際，武漢三鎮舉行獻金運動，支援抗戰。先生慷慨解囊，把親友在兒子過生日饋贈的金銀首飾全部獻出。當其夫人求先生留兩件以作紀念，也被先生勸阻。正如于右任在先生五十大壽獻詩所說：“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日日忙人事，時時念國仇?！?/p>

先生是在抗戰至艱時期去世的，在其臨終遺囑有段話，至今感人肺腑?！啊肝疑缤?，痛感時會的艱難，責任之重大，本此方針，一致奮勉，務盡全功；尤宜隨時注重健康，以積極精神，為國奮斗。至于余子的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余之契友必能為余謀之，余殊無所縈懷，不贅言?！笨梢娤壬R終前，所感念的只有國家、抗戰大業和大公報社。至于妻兒，先生已無財產所留。嗚呼，一代報人“千載事功，曰誠曰敬；一生心血，為國為民?！保ɡ顐b文語）

先生曾兩度入獄。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總統，成立了中華民國。先生由于右任推薦，任孫先生秘書。曾為中山先生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此件事為先生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之一，另兩件事是，《大公報》榮獲米蘇里獎章和五十得子。如果說先生曾經做過官的話，也就僅此兩個月為孫大總統的秘書。袁世凱篡權后，先生在北京《民立報》任編輯，由于袁世凱殺害了宋教仁，先生秉筆直言，遭到無理逮捕，囚禁三個月之久。

袁世凱死后，先生任《中華新報》總編輯，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訂立滿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先生再陷縲紲，后經營救獲釋。兩次落難，兩次獲救?？芍^先生一生之坎坷也！

先生胸懷坦蕩，盡管有時與別人有政治歧見，但仍能廣布仁愛之心，與某些“落井下石”的小人，決然不同。九·一八事變之后，在是否立即抗戰上，先生是主張“明恥教戰，救亡圖存”。與上海救國會沈鈞儒不同；但在七君子被捕后，先生卻陷于沉思憂郁之中，盡力搭救七君子；在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先生嚴厲指責張學良不是“愛國主義”，而是“亡國主義”。但是在張學良被蔣介石軟禁后，先生胸懷坦蕩，屢次向蔣建議，讓張、楊帶軍抗戰。先生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毕壬嘀G雖未獲準，可先生的高風亮節讓人敬佩。

尤其令筆者感佩先生處，是先生常說，作為一個報人，天天在評國內外大事，不會無誤，有錯就改。在抗戰之初，臺兒莊大捷，大大的鼓舞了全國軍民。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漢口《大公報》社評《這一戰》中，先生說：“這一戰，當然不是最后決戰，但不失準決戰。因為在日軍軍閥，這一戰就是他們的掙扎?！薄斑@一戰，我們勝了就可以得到這樣的證明，從此以后日閥在精神上失了立場，只有靜待末日的審判?！毕壬@種估計不僅過于樂觀，也缺少冷靜的思考。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一文，將此觀點稱為“速勝論”，大致不錯。不過筆者并不喜歡動輒來個什么“論”。然先生很快領悟到自己的失誤，在后續幾篇社評中大力宣揚持久戰的思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季鸞先生逝世三載多，《大公報》館正式出版了先生第一部也是先生惟一的一部著作——《季鸞文存》（上、下冊）。由于抗戰時期的艱難，書是由土紙印刷。字體也小得后來人都難以辨認。于右任題寫書名，《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作序。序中一段如是說：“季鸞是一位新聞記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尚在文人論政階段，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讀者今日重讀其文，將處處接觸到他的人格與熱情，也必將時時體認到這一段歷史。季鸞已逝，其文尚存；國族永生，亟待進步。我編《季鸞文存》既竟，既傷老友之逝，尤感國事之待我儕努力者尚多，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在先生百年冥誕之際，臺灣方面將其再版。惜之，在大陸沒有再版過。在那政治運動迭起的年代，《大公報》遭到全盤否定的厄運，先生也橫遭“批判”。

先生的接班人王蕓生，在他臨終前已大徹大悟?；诤拮约簾o論有多大壓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該寫那篇“自我討伐”式的長文，即《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該文不僅對他自己也對先生，使用了極為苛薄甚至污穢的語言；悔恨他自己也參與了的那場對《大公報》可恥的“圍剿”。至于寫先生的“傳記”，他再次辜負了先生之委托，但他是這么說的：“我多少次動念頭，多少次又都放棄了，季鸞兄瀟灑、儒雅、大度、寬厚、才思機敏。我自量沒有這個文采恰當的還一個張季鸞告之世人。別說這么一個歷史人物、時事的俊杰，還要再編排一些‘帽子給他戴上，這筆如何下？對季鸞兄于師于兄于友，我愧對他了……”在他彌留之際，手里拿著一張白紙，嘴里喃喃地說：“寄給他（指先生），寄給他，我的白卷……”雙眼已是黯然淚下……

不過，改革開放之后，對先生也有了些介紹。尤其是陜西省榆林市政協編著《張季鸞先生紀念文集》，由屈武先生題寫書名順利地出版，打開了完全沉死的局面。牛濟先生還寫了多篇先生記實性的文章。據知，人民日報出版社，在其“中外名記者”叢書中，原計劃有一本《張季鸞》，不知何故，最后還是“泡了湯”。

海峽彼岸，原《大公報》“票友記者”陳紀瀅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寫了本《報人張季鸞》一書，正式出版。此書總體還好，但他那抹不去另一黨的痕跡，令筆者為之嗟嘆。在此書中，愛國老人于右任先生的詩，令筆者怦然心動：

為報榆林張季子，飄零遺稿竟編成。于髯今日還詩債，悵望中原有哭聲。痛心莫論大公報，民立余馨更可思。發愿終身為記者，春風吹動歲寒枝。

表達了于老先生對故鄉、對季鸞先生深切的懷念。也表達了對《大公報》的厄運，深深地遺憾！痛心莫論大公報！

先生逝世于重慶，全國新聞界共議葬于陪都，因先生原籍為陜西榆林，所以陜西各界以歸葬為請，遂公議改在西安公葬。在文革中，先生碑銘橫遭厄運，完全失去理智的人將它砸成碎塊，從此完碑已不復存在。據牛濟先生說，他在榆林市政協幫助下，找到一個名叫劉少英的，現收藏有完好無損的《中華民國故報人榆林張季鸞先生碑銘》拓片。嗚呼，不幸中之有幸也！筆者吁請全國新聞界的朋友們、先生們（包括港臺新聞界人士），可否將張季鸞先生之墓修復，還其原貌也？

拙文雖淺，但卻有一個深深的祈愿，但愿有更多的人士，關注張季鸞先生，因為這不僅是為先生個人，而是關注我國新聞史上一位重要的、而不可多得的巨匠。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寫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