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國公報〉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序

馬　敏

文化交流不僅是人類社會常見的現象，而且也是文明不斷推陳出新、發展進步的酵母。中國近百年來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實得益于中外文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大規模碰撞、交流，這幾乎已成定論。

如所周知，明清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即所謂“西學東漸”，大致可分成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始自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浮槎東來，止于十八世紀因“禮儀之爭”而引發的對天主教的“禁教”，前后二百余年；第二個階段則始于晚清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來華，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達于極盛，其流風余響，至今未絕，首尾一百五十余年。

兩大階段的“西學東漸”，可以說各有其特色，各有其成就，但就規模和影響而言，前一階段又遠不及后一階段。明清之際二百年間，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譯著西書凡四百七十三種，其中純宗教類書籍二百五十一種，占總數百分之五十七。而從1811年馬禮遜在中國出版第一本中文西書，到1911年清朝統治結束，一百年間，中國共翻譯、出版西學書籍二千二百九十一種。尤其從1900年到1911年，中國共翻譯各種西書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種，占晚清一百年譯書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九點八，超過此前九十年間中國譯書總數的兩倍(參見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頁)?？梢?，鴉片戰爭以后的近代“西學東漸”規模之大、勢頭之猛均前所未有，以至時人名之為“千古未有之奇變”，舉凡西方的政、教、技、藝都于此時系統地傳入中國，對中國傳統文化既構成巨大的挑戰，又帶來空前的轉化機遇。

為何近代西方文化傳播有如此勢頭和規模?除因這一時期的文化交流是伴隨西方資本主義挾工業革命的成果而世界性擴張等經濟、政治性因素而外，文化傳播方式和手段本身的改變，不能不成為我們須考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較之于明清時期，近代新教傳教士更側重于“藉文字來宣傳基督教”，除直接宣教外，更多地采用了譯書、興學、辦報等間接傳教的手段。盡管這類活動的目的仍在于為宣傳基督福音鋪平道路，但正是通過這些世俗性的活動，西方文化經傳教士之手大量傳入中國，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傳教士從事的世俗性活動中，他們又尤其看重創辦報刊。僅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外人先后在華創辦了近一百七十種中外文報刊，其中大部分是以教會或傳教士個人的名義創辦。

在傳教士所辦的各種報刊雜志中，傳播西學內容最多、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當首推《萬國公報》?！度f國公報》的前身是《中國教會新報》(簡稱《教會新報》)，于1868年9月在上海創刊，發行人為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度f國公報》從1868年初創刊起，到1907年12月?？?，四十年間(中間休刊五年多時間)從周刊到月刊，總共發行九百七十七期，數量是驚人的，其傳播的信息量也同樣是驚人的。

就中國近代報刊史而言，有許多個“第一”與《萬國公報》脫不開干系。雖然《萬國公報》并不是第一份近代意義的中文報刊，但卻是教會所辦的第一份最正規的中文大型綜合刊物，如賴光臨所指出：“及至《萬國公報》創刊，傳教士將其所知悉之西方報業思想、知識與報刊體例，透過是報傳播于中土，中國報業之現代化，于茲肇始?！?賴光臨：《中國新聞傳播史》，三民書局1983年再版，第38頁)1889年《萬國公報》再度復刊后，直接隸屬于經濟實力雄厚的廣學會，發行量逐年遞增，到1906年，“每年售出數盈四五萬”，“幾于四海風行”，創下了早期中文報刊發行的最高紀錄。中國近代許多名人都曾在《萬國公報》上發表過文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先生的第一篇重要政見文章、長達七千字的《上李傅相書》，便是發表在1894年10月和11月出版的《萬國公報》第六十九、七十期上。最早的“馬克思”譯名，也是出現在1899年的《萬國公報》上。

因此，如果說文化傳播離不開相應的傳媒，那么，像《萬國公報》這樣有巨大影響的刊物，便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載體之一，十分值得研究?？赡苷怯幸娪诖?，楊代春博士遂以“《萬國公報》與中西文化交流”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對這一問題作了迄今最系統、全面的研究，并修改成本書出版，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也值得向廣大讀者推薦。

誠如楊代春博士的研究所揭示，作為一種文化交流的載體，《萬國公報》有兩點是格外突出的：

第一，對時人而言，《萬國公報》曾經是重要的思想源。

自創刊以來，《萬國公報》便不遺余力地傳播西學、新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的內容。許多中國人都是通過《萬國公報》上譯載和撰寫的文章，了解到聲、光、化、電等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學和西方先進的經濟、政治、教育方面的學說，從而產生思想的裂變。典型有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士人，曾經都是《萬國公報》等傳教士所出版的中文書刊的忠實讀者，從中吸取了不少思想養分。史載：1883年，康有為“讀《東華錄》、《大清會典則例》、《七朝圣訓》及《國朝掌故》書，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菚r絕意試事，專請問學，新知深思，妙悟精理，俯讀仰思，日新大進”(《戊戌變法》四，第116頁)。梁啟超在《讀西學書法》中向時人推薦西書，也提到《萬國公報》：“癸未、甲申間，西人教會始創《萬國公報》，后因事中止。至己丑后復開至今，亦每月一本，中譯西報頗多，欲覘時事者必讀焉?！?戊戌變法)一，第456頁)至于譚嗣同的思想受到傳教士所譯西書的影響，是許多研究者都曾注意到的，如王立新即指出：“從譚嗣同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萬國公報》上的文章對譚嗣同影響很大?！?王立新：《傳教士與維新派》，載《文化傳播與教會大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萬國公報》在政治趨向上顯然支持中國的維新運動，與維新人士相通款曲處甚多。從1889年到1898年戊戌政變時止，英美傳教士在《萬國公報》上發表鼓吹變法的文章多達數百篇，使之成為“影響中國領導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此外，《萬國公報》上的文章也介紹過西方有影響的經濟學派和空想社會主義等學說，對孫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產生過直接影響。有的研究者認為，孫中山很可能是從《萬國公報》登載的有關譯文中最早接觸到亨利·喬治的土地單一稅經濟思想(夏良才：《論孫中山與亨利·喬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六期)。

第二，對今人而言，《萬國公報》又是彌足珍貴的史料庫。

初期《教會新報》仍以宣教為主，僅附有少量科學知識介紹和新聞、告白等，其宗旨是“傳播福音”、“聯絡信徒”。1874年改版為《萬國公報》后，編輯方針和刊載內容有重大變化，即“由‘教而‘政、由側重傳教的刊物轉變為側重時事政治的綜合性刊物”。內容之豐富、涉及面之廣泛，均為當時其他報刊所無法比擬，“報內登列各國新奇要緊之事，再天文地理、國政教事、格致技藝諸學，且中國十八省信息居多”(《萬國公報》合訂本第二冊，第1316頁)。對當時的時政、吏治、民情、風俗、文化、教育、科學、實業、交通、郵電、中外關系等均有所報道，有所反映，有所評論，儼然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一部百科書、萬花筒，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萬國公報》除廣泛介紹西方新學外，也格外注重反映、追蹤中外時局變化，介紹世界大勢。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萬國公報》立即對戰況進行系統報道和剖析，刊載各國發布的新聞。并從第七十六卷起，連載林樂知《追憶中東失和之先往來公牘》，從第七十七卷起開始連載林樂知《中東失和古今本末考》的長文，一時洛陽紙貴。正是這些記載和評述，為后人研究甲午戰爭留下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戊戌變法前后，傳教士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大量鼓吹變法的文字，不僅深刻影響了維新派人士的思想，而且也是研究維新運動和戊戌變法的不可多得的史料。當時的維新派報紙不僅從形式上效仿《萬國公報》，內容上也常常直接摘自《萬國公報》。

顯然，研究近代中國一些大的政治運動及中外關系變遷，十分需要從《萬國公報》這類報刊資料中進行深入、系統的發掘，而一些新的結論和新的研究課題必將隨之而產生。

除上述兩個明顯的特點外，楊著還將傳播學和社會統計的研究方法引入對《萬國公報》的研究，在這方面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例如通過對《萬國公報》作者群和讀者群的分析，十分有助于我們在定量分析的意義上重新思考《萬國公報》的辦報傾向、報刊性質和社會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過去通常認為，《教會新報》改版為《萬國公報》后，宗教色彩已不明顯，但通過對《萬國公報》上千人的龐大作者群的具體研究，楊著認為，在這一群體中，既有寓華傳教士，也有在華的外國商人、外交官、稅務官、領事館職員等，還有中國的士大大、政府官員、學堂和書院的學生，而數量更多的則是中國的教徒，因此，從其作者群的主體構成和其刊載文章的內容來看，復刊后的《萬國公報》并非放棄了宗教說教，而是改變了宣教方式，同早期《萬國公報》一樣，復刊后的《萬國公報》“在精神上、目標上及影響上仍是一份傳教期刊”。這不失為一家之言，正確與否可以討論。

同時，著者也注意到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實際上是一個雙向的互動過程?！度f國公報》雖主旨在全面、系統地向中國介紹西學，但與此同時，還是用較大的篇幅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介紹和評析，這些介紹和評析多少加深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因此，“《萬國公報》不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載體，而且也是‘中學西傳的重要渠道”。前此的研究對《萬國公報》的后一種功能重視還是不夠的，在中西文化真正交流的意義上，似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雖然楊著系研究《萬國公報》的一部力作，在資料收集、內容展開、觀點提煉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正因為力求系統、全面，或許在某些章節的深入上略嫌不足；所列附表以“一覽表”居多，若能再對資料和數據作一些更具深度的比較、對比，或許提供的信息量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