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檢，徘徊在法律的十字路口

棹　歌

婚前檢查，作為夫妻幸福生活的科學屏障，于己于國于社會都有莫大的好處。自2003年10月，新的《婚姻登記條例》施行以來，婚檢逐漸遭遇寒流，參加人數急劇下降，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婚檢率為零的驚人記錄。以情況較為明顯的浙江省為例，1996年至2003年共有500多萬人參加了婚前檢查并接受了新婚教育，婚檢率達95%，排在全國前列；2003年10月至今，婚檢率僅為1.94%。

到底是何原因，使婚檢率從95%降到1.94%呢？日前，記者專程來到了浙江省金華市所屬的東陽市進行采訪。在采訪中記者發現，自愿婚檢人數銳減，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觀念的、心理的、技術的、經濟的、道德的等等。但其中一個最易被人所忽視的原因則來自于法律上的困惑。

困惑一：檢還是不檢，這是一個問題

東陽市位于江南腹地，悠悠東陽江穿城而過，郁郁落鶴山環城延綿,史書上稱為“歌山畫水之地”。這里雋永旖旎的風光和勤耕苦讀的民風，孕育過無數名流學士。歷史上，曾有過300多人提名進士。目前，國內外東陽籍博士和博士后有400多名，具有教授等高級職稱的東陽籍人士達2100余人，被《人民日報》譽為“百名博士匯一市，千位教授同故鄉”。然而，在這樣一個人杰地靈的地方，我采訪到的婚檢故事，卻同樣令人黯然神傷。

在東陽吳寧鎮郊區，記者經過數天的奔波尋找，終于找到了農民吳世偉的家。他家住的二層小樓看上去頗為氣派，但一走進門，卻發現屋內凌亂不堪。他的妻子抱著孩子坐在床上，表情木訥，見來了客人也沒有絲毫的反應。

吳世偉今年32歲，是個聰明而又勤快的小伙子，他在離東陽不遠的義烏做小商品批發的生意。一年到頭，起早貪黑，雖然離家不過幾十公里的路程，但他卻很少能有機會回家住上幾天。父母催他結婚催了好幾年，終于在2003年底，他和比自己小6歲的姑娘徐芳定了終身。小吳用多年的積蓄在老家蓋了一座二層小樓當新房，引得徐芳的幾個小姐妹羨慕不已，都說將來不知道能不能有這樣的好運氣，說得徐芳心滿意足。

結婚的時候，正值元旦、春節前夕生意最為忙碌的時期。當時強制婚檢制度已取消了，小吳兩人匆匆領了結婚證，小吳就回義烏忙生意去了，妻子留在家里操持家務。

結婚一年后，他倆的愛情結晶眼看就要誕生了。吳世偉心里特別高興，妻子臨產前夕，他特意從市場上采購了一大包各種各樣的玩具統統帶回了家。2004年12月7日是預產期，徐芳在丈夫的陪同下，來到了吳寧東路的市婦幼保健院。第二天晚上22點，聽到孩子第一聲啼哭的吳世偉，還沒來得及打電話向親戚報喜，就聽到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他的孩子只有2200克，屬于醫學上的輕體兒。他緊張地拉著妻子的手，兩人心里都惴惴不安，不知道出了什么問題。

保健院的醫生非常負責，他們沒有讓母嬰出院，而是留下繼續觀察。3天后，醫生在孩子身上發現了星星點點的皮疹，后來又發現有肝脾腫大、黃疸高等癥狀。經過診斷，孩子是感染了胎傳性梅毒。結果一公布，徐芳非常驚愕，她大哭著問丈夫是怎么回事。到此時，吳世偉才猛然想到，自己婚前在外經商期間，因為寂寞，有一次跑去洗頭房放縱了一回，沒想到竟然染上了梅毒，并且傳染給了妻兒。妻子雨點般的拳頭和淚水一同落在他的身上，他一點也沒覺得疼，他心里流的是血。

吳世偉沒有心思再做生意了，孩子住院10多天，已經花了幾千元。但情況卻未見好轉，一個月后，孩子開始鼻塞不通，小寶寶皺多發稀，哭起來像小貓聲，甚至出現了吮奶困難的情況。他們對所有的親戚都封鎖了消息，有人來道喜，就含混地告訴人家，徐芳臨產的時候感冒了，所以暫時不能出院。

兩個月后，孩子雙足出現了水皰，全身發生了皮疹，有些地方表皮開始脫落。孩子的媽媽哭得已經沒有眼淚了，她一天一天看著自己的寶寶，像小蝦米一樣痛苦地蜷縮在自己的懷抱里，心如針扎一樣疼。所幸的是，經過了大約半年的精心治療，小寶寶的病基本痊愈了。但是，因為長期注射青霉素等藥物，孩子的黃疸依然偏高，留下了梅毒肝炎后遺癥。

孕育新生命無疑是件高興而激動的事。然而，梅毒卻使孕育的喜悅瞬間化為烏有。據浙江省性病防治中心發布的統計數據表明——從2003年10月強制婚檢取消至2004年底，全省累計上報55例胎傳梅毒，其中男嬰27例，女嬰28例，比上年同期的36例增加了一半多。記者還從金華市婦幼保健院獲悉，2004年1～10月，金華市婦幼保健院查出畸形胎兒27例，是2001～2003年平均數的233%。該院院長余筱妹說：“2004年到目前，共有76144名新婚男女，接受過婚前體檢的只有963人。由于婚前、孕前不知道雙方的健康狀況，沒有采取相應的預防治療措施，為孕育后代留下了隱患。這是畸形兒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盡管情況如此嚴重，但法律界還在為要不要婚檢而打架?！?/p>

的確，要不要婚檢的問題，在法學界一直爭論不休。早些時候全國人大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第二章第十二條明確規定：男女雙方在結婚登記時，應當持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或醫學鑒定證明。而后來出臺的新《結婚登記條例》則將婚檢列入自愿的項目。按民政部的解釋，新《條例》沒有寫婚檢這個內容，不等于說不需要婚檢，也不等于說取消了婚檢。但是，如果就此認為取消了強制性婚檢，那就和現行的《母嬰保健法》相抵觸了。到底何去何從，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解說。

當前針對新《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后在社會上引起的爭議，有關專家警告說，新條例的確給公民的私生活賦予了更多的自由，但其負面作用也必須值得警醒，有關機構應該盡快采取必要對策，防范“自愿婚檢”背后的隱憂。

困惑二：婚檢機構應承擔何種法律責任

發生在東陽的另一個婚檢故事曾經轟動一時，其耐人尋味之處在于：故事引發的官司再次向社會提出了另外一個法律困惑：婚檢機構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應該是怎樣的？

前不久，東陽市女子吳馨菊以南馬中心衛生院婚檢失職為由，將其告上法庭并索賠20萬元。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記者來到了東陽市南馬鎮，幾經周折，在當地婦聯的幫助下，找到了吳馨菊的下落。然而，撥通了手機后，她卻無論如何也不想和記者見面。小吳在電話里說：“我不想再提當初的事情了，現在我已經找到了新的情感歸宿，每天接送孩子，覺得非常幸?！蔽姨岢隹梢圆辉俨稍L那件事了，只是簡單見上一面。她連著說了幾個“對不起”后，掛上了電話……雖然我已經拿到了她家的具體地址，但真的不忍心再去打擾她平靜的生活了。

此后，我先后去了吳寧鎮和橫店鎮走訪了東陽市人民法院的吳法官、曾采訪過該案的當地記者、和為案件提供代理的民間律師潘秀明，從他們的講述中，大致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今年32歲的吳馨菊是浙江省東陽市南馬鎮南馬村人，1995年從中國藥科大學畢業后，來到某化工公司，當了一名技術員。1998年正月期間，經同學介紹，她與祖籍東陽、在杭州某大型國有企業擔任技術員的陳天郁認識，并確立了戀愛關系。在以后的幾個月，兩人雖然分隔兩地，他們的感情卻是與日俱增，很快就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同年的10月2日，她與陳天郁到東陽市南馬中心衛生院接受婚前檢查。10月9日，兩人持婚檢證明在南馬鎮政府進行結婚登記，并于1999年正月初八按照家鄉習俗舉行了婚禮，蜜月之后，丈夫就回杭州上班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

1999年7月10日，吳馨菊突然接到丈夫從杭州打來的電話，稱自己得了肝癌，現在住在醫院里。吳馨菊聽到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她放下電話急匆匆趕往杭州看望丈夫。吳馨菊想不明白：結婚才半年多，婚檢時丈夫身體還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得了絕癥？在醫院吳馨菊急切地詢問丈夫的主治醫生：“幾個月前我們婚檢時他身體還好好的，怎么突然得了肝癌？”

醫生答復說：“怎么可能是好好的呢？陳天郁患乙肝已經有7年時間，患肝硬化腹水也有4年時間……”當年11月，陳天郁病情嚴重不治而亡。后來，吳馨菊才了解到，陳天郁的既往病歷表明其曾患有被列為一類傳染病的乙肝和肝硬化腹水已有數年之久，而婚檢時南馬中心衛生院并未對陳天郁作這些檢查，出具的“婚前醫學檢查證明”中，在“指定傳染病”和“嚴重遺傳性疾病”兩欄中未簽署任何檢查結果，只在“有關精神病”一欄中寫了個“無”字，而在“醫學意見”一欄上又寫上了“能結婚”。吳馨菊認為衛生院婚檢失職導致她身心受創，遂把衛生院告上了法庭。

這起官司作為浙江省首例狀告婚檢機構的典型案例，曾引起過強烈反響，中央電視臺、中國婦女報等許多媒體均進行過報道。此次，記者專程來到如今已翻建一新的南馬中心衛生院，發現這里已經沒有了婚檢的服務項目。不過，在這里工作了20多年的院辦包主任，還是介紹說，當初我們這里的婚檢，只是一般性的健康檢查。如果沒有專門設備，在病人未敘述病史的情況下，不可能查出肝癌這種絕癥的。況且那種病發展快，一般3到6個月就會致人死亡。

經過漫長的審判過程，法院最后的判決和包主任的說法頗為吻合，東陽市人民法院“東民初字第21號《民事判決書》”判定吳馨菊敗訴。法院認為：“被告南馬中心衛生院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條款規定的檢查項目，對原告進行婚前醫學檢查，該婚前醫學檢查證明與陳天郁患肝癌死亡沒有因果關系，也未構成對原告的侵權行為?！?/p>

這個案子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關于婚檢機構的責任問題。我們可以看到，這位當事人首先是被他的丈夫欺騙了，婚檢之前，他丈夫的病歷中就有肝硬化的記載。如果沒有婚檢，無論是強制的還是自愿的婚檢，她必須承受這個事實。但是有了婚檢就不一樣了，婚檢機構出具了證明，就承擔了一份責任?，F在作為被告的婚檢機構認為他們不負有過錯責任，理由是男方自己在婚檢表中否認曾有肝病史，且在既無病歷又沒有臨床表現的情況下，醫生不可能下肝癌的診斷。如果這種理由成立，那么婚檢，至少在堵住無明顯臨床表現的病癥方面，其實是靠不住的。

無獨有偶，記者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在全國曾有過幾起當事人狀告婚檢機構的案子，最后判決的結果，都和上述案件大同小異。

像肝硬化、精神病等疾病，在婚檢中由醫師在暫短的接觸中發現，并作出證明，這本身就有一定的風險?；闄z機構在客觀上無法完全承擔證明責任，而邏輯上不能不承擔證明責任，這就是婚檢在某些疾病檢查方面的尷尬處境。在大量婚檢機構實際上不能承擔某一種疾病的檢查的情況下，卻偏偏要其出據證明，打起官司來再由法院進行“免責”判決。這種“我可以檢，但檢了不負責任”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呢？

編后：

婚檢作為事關廣大婚齡男女幸福的大事，在法律上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從本文的案例來看，首先，婚檢的必要性先應予以約定，是遵循“新法優于舊法”的理論，突出“自愿”原則，還是體現“行政立法不得抵觸法律”的理論，堅持婚檢的原則性，是第一個必須要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幾樁婚檢機構在司法訴訟中獲勝的事實，似乎已經為后來的司法實踐提供了判決參考。是調整婚檢內容，以適應國家賦予的法律責任，還是填補法律真空，讓婚檢機構實至名歸呢？看來，婚檢率大幅下跌不是偶然的，法律概念的含混和觀念的模糊，給實際工作造成了諸多麻煩。我們一方面要大力號召廣大年輕人配合醫院圓滿完成婚檢，以建立雙方和后代的第一個健康屏障；另一方面更應該呼吁立法機構協調運做，盡快明晰相關的法規條文，讓法律走出困惑。

（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本文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