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中國文化：各取所需，按焦慮分配

徐　來

徐來文化記者?！吨袊幕貓D》系列叢書作者之一。著名博客寫手。

國學坐上商務艙

“國學”毫無疑問是2005年中國文化生活中最具有分量的一個詞。從5月底人民大學校長身體力行，為即將開辦的“國學院”大作招生廣告開始，穿越了“儒學大師鄭家棟涉嫌偷渡事件”，在“七月流火”、“脊續”兩個點上作了些語詞之爭，然后沿著“科舉百年”的大好機會順流直下，經歷了全球華人祭孔之盛事后，終于在年底終結于“國學老板班”、“ 中國國學俱樂部”這樣純商業性國學培訓機構。這一年的熙熙攘攘，國學不可謂不熱鬧。

有好事者將2005年的國學熱提升到“另一場啟蒙”的高度，卻對近年傳統文化熱的內部邏輯視而不見。2004年“文化保守主義之年”的活動與爭論顯然為2005年國學的興起提供了不少理論與物質的支撐。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這兩年傳統文化熱的差異。

在2004年，討論者們關心的是文化保守主義本身的理論可能：它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在憲政建設方面的作用和它與外來文明的抗衡能力。這些研討最終指向了意識形態：如何通過文化保守主義的建設，對抗以自由民主為基本價值的當代西方文化，以維護傳統等級社會的某些特征。

而在2005年，政治意識形態似乎并沒有急于介入國學的論爭。文化保守與憲政建設一類的話題甚至完全退出了文化舞臺。在這一年，國學的宣講者們顯得更為務實，在一些商業項目，或者具有商業色彩的項目上大做文章?！皣鴮W衰微，拯救民族文化”的焦慮，倏然變成了“如何才能靠國學牟利”的焦慮。

人大國學院受到的猛烈狙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人大校長紀寶成在進行“國學院”招生廣告時，重點推出“國學應用研究”，并將國學院的人才培養大致界定為“企業家的文言文寫手”，強調國學院未招生“訂單”卻已飛來。這一功利姿態甚至招致了來自文化保守派的批評。

在紀念“科舉百年”的活動中，以廈門大學劉海峰教授為首的科舉研究派對科舉制度的褒獎，也出于學術利益的考慮。劉教授將“科舉”簡單定義為“考試”，并無視科舉在維護專制等級秩序、鉗制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想方面的作用，一力為科舉叫好。我們不難理解這一舉動的動機：一個研究項目，社會影響越大、正面價值越大，那么引起學術領導關注的幾率也就越高，獲得的研究經費也就越多。反之則很容易陷入困境。

文化，或者文化權利

學術陣地保衛戰并不僅僅發生在國學研究界，其他領域也不能幸免。2005年底，紅學家對作家劉心武的圍毆亦源于此。

最初，劉心武的《紅樓夢》研究并沒有讓紅學家普遍不滿。通過中央電視臺第10套節目的宣講，劉心武令人捧腹的“秦學”引起了公眾的注意。一些正統的紅學家開始通過媒體公開批評劉的研究。10月底，《新京報》發表對紅學會副會長胡文彬的訪談。在這篇訪談中，胡文彬再次對劉的研究提出批評。一場更為激烈的爭論由此拉開。也正是這篇訪談，暴露了以中國紅學會為首的正統紅學家猛烈批判劉心武的原因。胡認為劉心武的研究是“猜謎”，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化猜謎活動不適合拿到中央電視臺去講。

作為政治宣傳機構，中央電視臺在中國人社會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它被視為某種門檻，踏過這條門檻即可以獲得政治上的認可，并享受由此帶來的權利。登陸央視10套節目無疑是對劉心武紅學研究在政治層面上的肯定。這一行為對在“研究會體制”下，把持《紅樓夢》研究數十年的紅學會提出了挑戰。

紅學會的存在，將一部鮮活的愛情小說，變成一部反映封建社會腐朽沒落社會實況的范本。它對《紅樓夢》本身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上世紀末以來，紅學會逐漸衰落，湮沒無聞的原因。劉心武猜謎式的、開玩笑一樣的紅學研究盡管有混淆視聽之嫌，卻也未見得比紅學會更有害。他更大的意義在于，對紅學會全面壟斷的學術資源提出了挑戰。文化權利，而不是文化本身，在2005年末終于讓紅學家坐不住了。

巴金冗長的死亡終于揭曉。這為中國文化界提供了一個“文化分權”新由頭。作為中國20世紀文學的最后一位領袖人物，巴金已經是傳統的文學研究的最后一塊富礦，覬覦者自然甚伙。這一點巴金自己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會在生前反復強調不設“巴金文學獎”，一則免得再給混亂的國內文壇又添混亂，二則也是免得自己成為各種力量搏斗牟利的工具。不過即使這樣，巴金也沒能終結自己成為文化分權工具的宿命。于是就出現了批評家朱大可所謂“以坐臺學術的姿態書寫巴金神話”的情況。

此起彼伏挑戰者

不僅是學術利益，2005年，文化領域既有的價值體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芙蓉被認為是2005年第一個站出來挑戰這個體系的人。她身材略顯臃腫，動作夸張變形，卻堅持不懈地用“火爆”、“妖媚”之類的字眼修飾自己的身材與容貌。6月份，在網絡上名聲漸起的芙蓉通過平媒進入公眾視野后，迅速引來專家的注意?！昂笈枷瘛?、“賤文化”、“反常規宣泄”、“無聊文化”、“喜劇暴力”、“反智主義”，這一連串的標簽隨即被貼到芙蓉身上。誰都沒想到，這種“身份即時貼”恰到好處地反映了標簽生產者的慌亂。媒體、專家、學院派，他們本該是文化的發現者與鑒定者。但芙蓉事件的復雜層次對他們的文化鑒定提出了挑戰。這顯然不是一個可以用貼標簽的方式闡明的事件，芙蓉及其擁躉的動機也無法簡單用“無聊”或者“審丑”來說清。而這一事件本身，也很明顯不會因為這些言說，迅速消亡或者打開一個“審丑時代”。與“芙蓉美學”截然相反的精英立場仍然引領著城市的時尚T臺。媒體、專家們面對芙蓉姐姐的勃然而起，一時間慌不擇路。

“超級女聲”則對文化的權威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挑戰。一方面，這個節目本身的規則就用觀眾的短信投票，將以“評委”身份出現的文化權威部分地消解掉；另一方面，由于在商業上獲得的巨大成功，通過這個節目，湖南衛視最終動搖了中央電視臺在“電視臺體系”中的塔尖地位。盡管觀察者對其“PK對決”體制夸大性的肯定引起了一些風波，但我們依然可以認定，正是這一體制主導了“超級女聲”對既定文化價值體系的挑戰。

一個自稱“蔡小飛”的人是2005年的又一個挑戰者。在這個虛構出一篇“高考反文”，虛構出一場愛情悲劇的形象背后，是一個希望挑戰“80后”，挑戰“少年作家夢工廠體制”的孩子。按照他最初的構想，先將“蔡小飛”炒熱，再借這個殼，讓自己的作品上市。他使用了一個錯誤的挑戰方式，在媒體的審視下，迅速露出了馬腳，然后消失在人群里。值得回味的是，即使媒體已經揭露這一挑戰的真相，依然有不少人通過各種渠道，憑吊那位死于高考之后的“蔡小飛”。 對許多人來說，他們不過是自愿地迷失在這次“網絡行為藝術”中，借一件事情發泄由來已久的不滿。即使不是借這件事，也會是另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