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明大義的梁啟超父子

流　蘇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并非因為他們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在于他們永遠閃耀著人性和人格光輝的精神內質。

1898年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瘋狂捕殺“新黨”，“欽犯”梁啟超在日本公使林權助的全力相救下，逃亡到日本，避免了和譚嗣同一起到刑場高吟“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為避內地耳目，他改取日本名字吉田晉，并很快學會了日語。從此，梁啟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這期間，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交往甚密，并博覽群書，大量閱讀日本人譯著的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書籍。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

直到辛亥革命風云乍起，他才帶著“天若佑中國，我行豈徒然”的豪情返回中國。他回國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駐奉天(今沈陽)領事館，可見他與日本人的關系非同一般。

然而，1915年，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其皇帝夢的支持，準備接受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梁啟超在獲知消息后，義憤填膺，通過《京報》、《國民報》等報刊接連發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評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等8篇戰斗檄文，對袁政府發出嚴厲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華罪行，尖銳指出：日本此舉是企圖趁歐美因戰爭而無暇東顧之機，“謀蹙我于死地”，這是典型的侵略！并強調中國幾千年來素有反侵略的傳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日本必須撤回那些“傷害我主權為我所不能堪”的條款！

梁啟超的言行讓日本一些人感到恐慌和不解。因為日本文化非常強調“報恩”，在他們看來，“恩”是債務，必須償還。日本當局在派人對梁啟超進行“種種運動”遭到嚴詞拒絕后，不由惱羞成怒，通過報紙污蔑梁啟超接受了德國的賄賂(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屬于“協約國”，德國屬于“同盟國”。中國在戰爭后期加入了“協約國”，對德宣戰)，很多日本報紙也指責他“忘恩負義”。梁啟超則對此進行了坦蕩的反駁，他指出：維護國家民族的權益是我的權利和義務。我難道因為曾受日本保護十余年，就可以放棄對國家的責任嗎？難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擾亂祖國而始為報恩”嗎？作為“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響?！岸粭l”最終未能付諸實施，梁啟超功不可沒。

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我國古建筑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曾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等設計，他與日本更是恩怨“糾纏”。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東京，11歲時回國。日本的水土哺育了幼年的他，他對日本也懷有很深的感情，對其各地的風情、地貌、建筑等情況都相當了解。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時任東北大學建筑系系主任和教授的梁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嚴詞拒絕，隨后帶領全家南下。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把梁思成送到重慶朝天門碼頭。這次他不是躲難，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軍司令部邀請而來。當時，盟軍準備轟炸敵占區，請梁思成建議要保護敵占區的哪些古建筑。梁思成立即向盟軍司令部遞交了一張圈了紅圈的有明確保護標記的圖紙。

隨后，梁思成又說，還有兩個城市我也希望能夠保護，但這兩個城市不在中國。美國人當時覺得奇怪，便問他是哪兩個城市，梁思成說：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對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對那里的文物古跡懷有深厚的感情。對于梁思成的這一建議，盟軍司令部感到非常意外，沒有當即作出回應。

1945年夏，美、英等國在太平洋上集結了兩百萬軍隊，對日本進行持續轟炸。在日軍的頑強抵抗下，日本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被美軍空投的炸彈炸得滿目瘡痍。據說，當年日本人認為京都、奈良必定被炸，為了保護城內最重要的古跡，甚至把著名的京都御所的整個木長廊都拆了。然而讓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美機鋪天蓋地的轟炸中，唯獨京都、奈良奇跡般地始終未遭到真正意義上的空襲，遍布于二座城內的宮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在戰火之中得以原樣保存。

多年后，日本朝野得知京都、奈良大量國寶文物得以保存下來的真正原因后，對梁思成的“報恩”深表感激，稱贊他為“古都的恩人”。

一次，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在日本講臺上說道：“我父親做出這個建議是不容易的，我們家有兩個人直接死在抗日前線?！迸_下的日本聽眾聽了梁從誡的陳述，肅然起敬，鴉雀無聲。

梁啟超父子對日本前后態度的轉變，均從民族大義出發，從人類文明承傳發展的高度出發，遠遠超越了個人恩怨，甚至超越了民族情感，可歌可泣，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