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取向應輕責行賄重責受賄

衛志民

圍繞如何有效地減少官員的受賄行為，我們可以有許多非常有效的對策，但本文在這里想提出一個補充性的、能夠有效減少受賄行為的立法思路，那就是在法律層面上對行賄和受賄實行區別對待，對行賄者輕責，對受賄者實行嚴刑重典。表面看來，這樣的法律可能會鼓勵行賄，但準確地說僅僅會增加行賄的動機，而不是行賄的行為，僅僅是壞的動機并不會對社會造成傷害，我們所要限制的是行賄、受賄的行為，這樣的法律安排會使受賄者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和道德風險急劇增加。

為了便于比較，我們將行賄、受賄者在行賄、受賄行為被發現以后所面臨的法律后果極端化為槍斃和無罪，以此來代表輕罰和重責，如果行賄者和受賄者所面臨的法律風險均為零，其后果就會是官員腐敗的公開化、制度化，權力價格的透明化，顯然這是最壞的一個選項。如果行賄者與受賄者在被發現后均槍斃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呢？首先會減少賄賂行為的發生，但在這種情況下，行賄者和受賄者所面臨的“道德風險”最低，因為這樣的法律規定在實際效果上起到了懲罰告密者的效果，因此行賄、受賄的雙方有極大的激勵去結成穩固的同盟，同舟共濟，信守諾言，保護對方就是保護自己。所以，這樣的法律安排不利于對已發生的行賄、受賄行為進行懲罰。如果法律規定行賄者無罪、受賄者槍斃，那會產生什么樣的法律后果呢？會產生政治思想教育想要達到但一直難以達到的效果，就是“拒腐蝕、永不沾”，只是這不是出于思想覺悟，而是出于規避風險、自我保護的需要。這樣的法律安排會使受賄者面臨著巨大的來自行賄者的道德風險，受賄者的安全完全依賴于行賄者的“道德”約束了，這樣的法律安排將使受賄者覺得任何一次受賄看起來都像一次由行賄者精心設計的圈套，都面臨著被行賄者敲詐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行賄者與受賄者不再是“一條線上的螞蚱”，不再有“難”可以同當了，自然也就沒有“?！笨梢酝砹?，受賄就難以發生了。

在法律上明確規定行賄、受賄均無罪，為所有社會的道德觀念所不容，所以這樣的法律安排不具有可行性，盡管在一些國家里權錢交易呈現出半公開的狀態。如果規定行賄者槍斃，受賄者無罪，這更不具可操作性，于此不再贅述。

在法律上規定受賄罪輕，行賄者罪重，重點打擊行賄者，這樣的法律很容易得到有能力受賄者的支持，很容易獲得通過，因為在許多國家里，有權勢的人往往有能力通過影響立法來保護自己。如在一些國家里，受賄100萬可能僅獲刑數年，而盜竊100萬就性命不保了，搶劫100萬就必死無疑了，行賄者是引誘原本道德高尚者墮落的罪魁，受賄者僅僅是疏于政治學習和自我約束而已。在可行的法律安排中這是最有利于受賄者的一種法律安排，或對于受賄者來說這是“最不壞”的法律安排。盡管這樣的法律安排使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利益同盟關系受到損害，會使受賄者的“收入”下降，但對于受賄者來說“安全性”永遠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贏利性”。

在法律上規定對行賄者和受賄者均處以重責的法律安排，表面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但在事實上卻起到了穩固“利益共同體”的實際效果，出了事誰都跑不了，受賄者反而可以從中獲得一種安全感，對受賄者來說這是“次優”的選擇。

對行賄者輕責，對受賄者實行嚴刑重典的法律安排，對受賄者最為不利，對減少行賄、受賄發生的效果也最為顯著，因為它會破壞行賄、受賄者的利益同盟關系，會減少交易的發生。就達成的交易而言，也會使受賄者以一個較為“合理”的價格出售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和公共服務，因為這樣的法律安排不僅會增加行賄者討價還價的能力，同時，一個“合理”的價格也有利于激勵行賄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來保守秘密。交易量的下降和交易價格的降低意味著腐敗范圍的縮小和腐敗規模的減小。此外，對于官員來說，知法犯法、執法犯法也理應罪加一等。對受賄者最不利的法律安排就是對社會最有利的。所以，我們應該將上述這樣一種思考融入我們的立法過程之中，使之成為我們的一種立法取向。

（據《中國改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