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藏當機要員

尤戰生

1965年6月，我從中央辦公廳機要干部學校畢業，被分配到西藏工作。7月中旬到拉薩，在工委（即自治區成立后的區黨委）機要處學習一段時間，于8月上旬分到山南分工委（即自治區成立后的山南地委）機要科，從此當上了一名機要員。在我的革命生涯中，5年的機要工作經歷為我的人生書寫了閃光自豪的一頁。

入藏第一課

機要工作涉及黨的核心機密，歷來受到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高度重視，機要人員也格外受到領導同志的親切關懷。在工委機要處集訓的20多天里，有一件最令人難忘的事，那就是受到王其梅書記的接見，給我們上了進入西藏的第一堂政治課。

那是1965年7月中旬，我們剛到拉薩沒幾天。一天傍晚，我們幾個同學正在工委大院里散步，遇到一位領導模樣的同志也在散步。他中等身材，50歲上下，稍有點兒胖，著一身藍中山服，頭戴鴨舌帽，鼻梁上架一副墨鏡，長相和風度很有些那個年代陳毅外長的樣子。我們摸不清他是多大的領導，不敢主動搭腔。他邊走邊問我們是從哪兒調來的，來了多少同學，什么時候進藏的，有沒有高原反應……。他聽到我們是剛分配來的機要員，話語中流露出了對青年人的關愛之情，讓我們減少了幾分拘束。于是我們幾個同學隨著他邊走邊聊，不覺竟來到了他住的小樓跟前，這時他讓我們把其他同學全都叫來。就這樣，我們23名年輕的機要員和聞訊趕到的工委辦公廳及機要處的領導同志在他的會客廳里受到接見。當我從工委秘書長喬家欽的介紹中得知，這位領導就是當年進軍西藏的十八軍先遣部隊司令、昌都戰役的直接指揮者，現任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的王其梅將軍時，一股對革命前輩、老進藏者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這次接見其實更像一個座談會。喬秘書長對王其梅書記作簡短介紹后，機要處李逵處長簡要匯報了我們這批進藏機要員的基本情況，接著，王書記想聽聽我們進藏的感想。當時的西藏，經過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百萬翻身農奴當家作主人，農牧業連年豐收，各項事業蓬勃發展。全區人民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努力工作，以實際行動迎接全區首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正像當時流行的一首歌曲《逛新城》唱的那樣，拉薩城內發生了喜人變化，生活和工作條件比我們預想的要強得多。所以，有的同學發言表達了青年投身邊疆建設的決心和熱情，而吃苦的思想準備有些不夠。王書記微笑著聽了幾個同學的發言后，分析了西藏的好形勢，肯定了同學們的革命熱情，并對我們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說，來西藏就要準備吃苦，要有長期吃苦的精神準備?，F在的條件確實比進軍西藏時好多了，而且會越來越好，但是比內地還是艱苦得多。特別是縣區，比不得拉薩。你們青年人，剛從學校出來，要接受基層艱苦環境的鍛煉和考驗。他希望我們樹立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思想，扎根高原，和藏族群眾打成一片，為西藏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奮斗終生。

座談中王書記還讓警衛員給同學們拿奶糖、倒開水，充滿了親切的氣氛。結束時他還要求我們每人寫一篇進藏的感想。

這次接見使我們直接受到了一次革命傳統和艱苦奮斗的教育，為奠定長期建藏的思想基礎，以至后來能夠在西藏高原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堅持工作多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令人懷念的集體

在工委機要處集訓一段后，我與黃家祥、呂文和分配到山南分工委機要科（后為地委機要室）。1965年8月上旬的一天，我們3人乘坐拉薩運輸公司的客運車前往乃東縣澤當鎮（山南地區機關駐地）。

拉薩到澤當200公里路程，全是沙石路面，比較平坦，不需翻山越嶺。但那時還沒建曲水大橋，要在曲水渡口等候渡船，將人車一起渡過雅魯藏布江，挺費事的。所以我們朝辭拉薩，到澤當時已是下午4點多。剛下車，就有兩位中年同志問我們是否從機要處來，他倆竟然是來接我們的機要科長苗清國和分管機要工作的地委秘書長趙俊文同志，我心頭頓時涌起一股暖意。從此我成為山南機要科的一名譯電員。

由于機要工作的特殊要求，這個部門比其他的黨政部門要封閉隱密。機要員多是年輕人，單身青年自然是吃飯睡覺都不相離。即使帶家屬的同志也都在機關食堂吃飯，住在和我們單身集體宿舍相鄰的同一排房里。所以我們機要科的同志們工作、學習、勞動、生活在一起，格外地親密。老同志關懷新同志，新同志尊重老同志，大家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相處得非常和睦。我們年輕小伙兒飯量大，糧食定量不夠，幾位女同志像大姐一樣接濟我們糧票，還幫我們拆洗被子、縫補衣服。機要科分配有菜地，有種菜任務指標。勞動的時候年輕人主動搶著干重活臟活，把輕一些的活讓給女同志。呂文和同志年輕力氣大，打豬草、挑大糞，常比別人干得多，大家親切地叫他“小毛驢”。當時的文娛活動很單調，只有星期三、六、日晚上放電影，而機要值班制度十分嚴格，辦公室從不離人。值班時遇上放映好影片，年輕人特想看，老同志就替我們值班，讓我們解眼饞。唐代大詩人王維在《渭城曲》中詠嘆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機要科卻讓我覺得邊陲千里友人多。

機要工作要求“保守機密慎之又慎”，科里有嚴格的保密規則。同志之間不議論電報內容，不該看的不看，不該聽的不聽，不該問的不問；知道的不說，守口如瓶；外出要二人同行。不亂扔只字片紙，焚毀文件有專用焚燒爐，連紙灰都要打成碎屑。機要工作有一定的技術性。為了提高業務水平，我們學習解放軍大練兵的精神，冬練數九，夏練三伏，人人爭當業務能手。隆冬的澤當，早晨8點天才朦朦亮，而我們凌晨5點就點起蠟燭練業務。室內沒有任何取暖設施，濕毛巾凍成硬疙瘩。有的同志手都凍爛了，卻沒有一個人叫苦。

西藏地廣人稀，路遠車少交通條件差，密電通信承擔著繁重的上通下達任務,夜晚加班是經常的事。加班時向行政科申領一些食油、面粉、罐頭，同志們譯電的譯電，做飯的做飯，任務完成后大伙兒樂呵呵地吃著面條湯、烙餅，常干到凌晨兩三點都不覺累。

工作中也有挨批評的時候，但沒見領導訓斥過誰。有一次，分管領導拿著兩份電報來到科里，一份字跡清晰整潔，一份涂改得潦草凌亂。他問清楚這兩份電報譯者分別是誰后，向我們提出了報面書寫要求，希望我們向那位寫得好的同志學習。真是言者諄諄善誘，聞者心愧誠服。

當機要員就要甘當無名英雄，這是機要戰線的優良傳統，也是機要員的革命情懷。一茬一茬的同志身體力行，不計名利地位、個人得失，克服種種困難，默默無聞地為黨的事業奉獻著自己的青春。在1959年西藏發生叛亂時，山南分工委被叛匪圍困在半平方公里的大院達74天，密電成為與上級聯系的唯一渠道。樊萬斌、慕永賢在槍炮聲中臨危不懼、忘我工作，為平息叛亂作出了貢獻。山南民主改革、邊境斗爭以及各個歷史時期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凝聚著我們機要員的心血和汗水。鄒德文、張天金拖著病體在高寒縣堅持工作；曹玉茹、謝名君等十八九歲的女同志風餐露宿，獨自一人騎馬兩三天前往邊遠縣，對于當今的同齡姑娘是不可想象的。至今想起這些同志，我都有一種由衷的欽佩。

多年以來，我常懷念當年山南地委機要科，那是一個團結和諧的集體，吃苦耐勞的集體，奮發努力的集體。它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個單位，如同少女的初戀，我深深地戀著它。

難忘錯那縣

位于山南地區南部的錯那縣海拔4200多米，是個高寒縣。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攔腰穿過，將氣候宜人、溫和濕潤的門達旺地區劃在了印方控制的那一邊。1962年發生的印軍擇饒橋邊界挑釁事件就在錯那縣境內，也是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主戰場之一。

1966年元旦剛過，科里批準鄒德文同志去治病，派我赴錯那接替工作。我是這批年輕同志中第一個被派獨自執行任務，又是去艱苦的高寒縣，心中充滿一種被組織信任的自豪感?？崎L苗清國和我同行，去監督交接并檢查工作。

那天，我們乘地區汽車隊為錯那運送糧油物資的解放牌卡車，天不亮就出發，本打算230多公里山路起個早當天就可到達，然而，由于山上雪大難行，事與愿違，竟跑了兩天半。我至今忘不了途中夜宿當許哨所的情景。我們一行9輛卡車在莽莽雪山中摸索跋涉一天，在濃郁的夜色中走進燭光閃閃的哨所。幾名戰士讓我們飽餐一頓熱騰騰的疙瘩湯后，我們十幾個人合身擠在只能睡五六個戰士的通鋪上，而戰士們則圍著火爐坐了一宿。軍民情深盡在不言之中??！

傍著一座小山崗，依坡有幾排土坯房，分別是貿易公司、衛生院、銀行、郵局?？h人委（政府）和縣委各是一個小院。人委還有民政科、財政科、農牧科、文教科、公安局等，縣委只有辦公室和組宣部。那時各部門只有兩三人，甚至有頭沒兵，所有縣直單位的同志都在一個食堂吃飯，總共也就幾十個人。這就是錯那縣，比不上內地的一個公社。

機要組在縣委院里，在書記辦公室、臥室的房頂上有兩間屋，是個套間。外間供領導批閱電報，里間譯報，別人是不許進入的?？h里沒電，夜晚黑咕隆咚很瘮人。那時常有關于叛匪回竄騷擾的敵情通報，真怕有階級敵人闖進來。機要組有一支加拿大克爾替手槍和一支歪把沖鋒槍，都是平叛后收繳的槍支。一到夜晚我就把兩道門從里面插上，工作時把手槍擺在桌子上，睡覺時把槍放在枕頭下邊。其實那兩支槍我也沒打過，真不知道能不能打響。不過有槍膽子就壯。

錯那的冬季又冷又長，棉衣要穿六七個月。好在縣駐地有溫泉，水溫和當地的開水相當，長年冒著熱氣，殺雞宰豬用溫泉水就能燙泡退毛。同志們為了取暖，把溫泉水引來流過屋子地面下邊，雖然很潮濕，也只能圖一頭了。機要室在“高層”，不能享用溫泉“土暖”，我就用兩個熱水袋灌滿溫泉水，工作時一個放在穿著毛大頭鞋的雙腳上，一個放在桌子上暖手，睡覺時放在被窩里暖床。溫泉真是錯那一寶??！

郵車來的日子像大家盼望的節日，“家書抵萬金”哪！人們簇擁在郵局聽分揀員喊名字，收到信的喜滋滋、急匆匆地拆開看了一遍又一遍；沒收到信的不免露出幾分沮喪惆悵。身在千里外，即使航空信也得個把月才能寄到，誰不思念遠在內地的親人？郵車本來正常半月來一次，常因為大雪封山不能如期到來，只能把郵包留在幾十公里外的哨所，縣郵局派人騎馬再馱回來。有時個把月的報紙來一大摞，新聞只當歷史看。

縣里似乎還沒有電影隊，偶而看電影只能繞過一個小山崗到離縣機關一公里左右的邊防二團團部。我是不能離開機要室的，所以在錯那半年多沒看過電影。有一次團部放電影，縣機關一片靜寂。田復川書記看我寂寞，叫我到樓下他的房間聽廣播（那時半導體收音機是稀有珍貴物品），還給我品嘗他休假從蘇北家鄉帶來的糖姜片。當時我從這位新四軍老戰士身上體會到一種近乎慈父般的關愛。

都說綠色是生命之色。錯那縣機關周圍沒有一棵樹，只有春暖雪融后地面泛起的小草才現出些許綠色。5、6月份，澤當的小白菜已經老得不愿吃了，帶給錯那的同志們，還當是打牙祭呢。食堂常是炒粉條、炒洋芋、炒蘿卜，偶而吃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洋芋、蘿卜是錯那縣僅能種植的蔬菜，雖然同志們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地翻地、播種、施肥，但總因為“氣虧”難以結出碩大的果實。即使如此，錯那的同志們仍然年復一年地春種秋收，表現了革命者頑強的生命力。錯那縣的環境是艱苦的，它鍛煉了我的意志和忍耐力，磨礪了我吃苦耐勞的精神。

由于“文革”斗批改的原因，西藏地方系統的機要部門被撤銷，1971年我離開了機要隊伍。30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懷念在西藏當機要員的歲月。機要隊伍像一座革命熔爐，鍛煉了我的意志，熔鑄了我的精神，培育了我的人格。它教我忠誠老實、嚴謹認真、吃苦耐勞、團結奮進。機要隊伍體現了江澤民同志贊揚的高原建設者那種“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忍耐、特別能團結、特別能奉獻”的崇高精神，永遠激勵著我！

（責編 一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