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的夏天

李　陀

那是1984年的夏天，很熱，熱得空氣都燙人。

這樣的夏天很難進入人的記憶。

可是，常常的，我會無緣無故想起那個夏天，好像又看見自己，汗流浹背，一臉灰塵，頭發很長，白色的T恤臟兮兮的，腳上是一雙灰突突的塑料涼鞋，上邊又是上又是泥——就這樣進了北京電影洗印廠的大門。傳達室的老頭兒滿臉疑問地看著我，明顯懷疑我的資格，從看到我第一眼，就猶豫是不是應該讓我進門。

只要我想起那個夏天，我一定會想起那個大門。我能看見自己怎么在烈日下焦心地等待，孤零零一個人，只有自己的白灰色的影子團縮在腳下——傳達室正和廠里有關人員聯系，核實我的身份。夏日的午后，暑氣蒸騰，沒有人出，也沒有人進。

和這個大門聯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記憶特別鮮活，就是口渴，嘴是干的，嗓子也是干的，舌頭好像變成了一塊干皮條。當時我最最想的，就是買一支紅果冰棍，小豆的也行，或者，是一瓶冰鎮的北冰洋汽水。煩人的是，洗印廠這個地方很別扭，院子雖然是在大馬路的邊上，可正處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段，要找到賣冰棍兒汽水的小攤小鋪，你得往北太平莊那個方向走，差不多有半里多地。在黏糊糊的熱氣里走那么遠?為吃一支冰棍兒，喝一瓶北冰洋汽水?算了，我寧愿等，也必須等。

在這么酷暑的天里，被這樣攔在洗印廠的大門口，一共有多少次?我記不清了，反正次數不少?，F在想來，那時候真是呆得可以，要是去那兒之前，洗個澡，理一下發，再換一身干凈衣服，大概人家不會那么為難我，肯定能和別人混在一起，隨便出，隨便進?？墒?，當時我想不到這個，完全想不到。穿什么不行?不管穿什么，我不還是我嗎?這么一根筋，當然也不是偶然的。我是1980年調到北京作協，做夢一樣當上了專業作家。這以前，在工廠干了二十二年，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產業工人。有過這樣的經歷，我至今還是不能特別注意穿著，就別說1984年那時候了。

我本來就是個性急的人，烈日的烤灼更讓我心情暴躁，可是我忍得住，并且有足夠的耐心。我知道，不管怎么樣，他們最后還得讓我進去，進到一間不大的放映室里坐下，在黑暗里再等上一會兒，然后看樣片——看張暖忻的《青春祭》攝制組從遙遠的更炎熱的南方，從云南傣鄉寄來的新拍攝的樣片。

那時候的云南，離北京很遠，攝制組的外景地落在云南南邊的德宏地區，在一個傣族寨子里，那就更遠了。按道理，攝制組在外景地拍出來的樣片，可以空郵到洗印廠，洗印好了，再坐飛機回到外景地。但是，德宏是邊境上的一個村寨，哪兒有飛機?于是，樣片只能派人送到昆明，然后再空郵到北京，送到洗印廠洗印。我就在這時候，被張暖忻指派干一個活兒：負責在北京看樣片。于是，那一年的夏日就從此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家離洗印廠很遠。從東大橋到北太平莊，正好是從東南到西北一個對角線，斜穿北京，很長的路。路遠其實沒什么，八十年代的北京人，走遠路很習慣，有時候去朋友家聊天，走兩三個小時也是經常的。麻煩的是，每當張暖忻從遙遠的德宏打來電話，說樣片已經上飛機了，估計快到北京了，我就要一遍又一遍給洗印廠打電話，連問帶催，什么時候樣片能洗印出來?一有消息，我就馬上動身，沿著我再熟悉不過的對角線又一次斜穿夏日炎炎的北京，滿頭大汗，心急火燎，下車，上車，上車，下車，必要時候，還要狂奔狂跑。在烈日下跑路，誰也不愿意，可是洗印廠有時候電話來得很晚，給我的看樣片的時間又是定死了的，這時候，如果乘車順利，謝天謝地，如果乘車不順，我就得跑(當時有出租車嗎?我記不得了，就是有，也坐不起)，因為決不能耽誤看樣片——張暖忻，還有《青春祭》攝制組的幾十個人，正在幾千里之外的烈日下伸著脖子等我的消息，如果樣片有問題，或者是不理想，那是要返工重拍的。

有兩次，或者是三次，二十二路車開到豁口就停了，不再往前走了，全汽車的人都被莫名其妙地趕下了車?？纯幢?，看樣片的時間已經快到了，我只好跑，從豁口一直跑到北太平莊，再跑到北京電影洗印廠。這兩次跑給我印象太深了。北京忽然變得很陌生，太陽太亮，路上的塵土太多，鉆進眼睛里的汗水也特別的咸，特別的辣。

我不是一個記性很好的人，一生歷經的夏天那么多了，酷熱的日子也不少，可為什么獨獨對這一年記得這么清楚?而且，還記住那么多細節?

每當我自己這么問自己的時候，我每次先想到的，不是那年的烈日，相反，是洗印廠那間放映室，是那里的寧靜和黑暗，所有的記憶都和那黑暗有關。

我想，凡是電影迷，特別是有電影夢的人，都能理解我那時候的心情——燈熄了，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黑屋子里，只有放映機開動的嗒嗒聲從什么地方輕輕流出來，陪著你看銀幕上出現的一個又一個的無聲畫面，那很像做夢，非常像。就是在這樣的夢里，我目睹了一部新影片艱難出世，一個鏡頭又一個鏡頭，一個畫面又一個畫面，都是片斷，很零碎，可是迷人。

這部影片后來被張暖忻命名為《青春祭》，那是我和張暖忻在一個深夜，在一次漫長的討論以后確定下來的，當時只想到這個名字對影片的內容貼切，沒有想更多。但是后來的時間證明，“青春祭”是個多重隱喻，這隱喻既指向張暖忻自己，也指向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一部影片的片名怎么能有這樣的重量?這里有一種我們永遠不能明白的神秘，大概是天意。

二十多年過去了，看樣片過程中發生的很多事，都已經模糊了，記不很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常常從我記憶深處冒出來，時間越久，反倒越清晰。

影片里有一場一群傣家姑娘到一個小湖里裸浴的戲。在傣家寨子里，姑娘裸浴是很平常的事，張暖忻覺得這個風俗可以放到影片里，而且發展成一個要重點拍攝的場面：一群女孩，裸露著充滿青春活力的身體，一邊嬉笑著，一邊慢慢走進小湖，直到湖水和她們完全溶成一體。我對這個想法十分贊成，這樣設計，不但“青春”這個主題可以從銀幕造型的層面得到強調，而且也是實現影片的抒情風格的一個重要環節(張暖忻一直在追求一種屬于她自己的“電影詩”風格，那時候，她正感覺自己在一步一步走近這個目標)。但是，樣片送來以后，我很失望，因為銀幕上的女孩子在走進湖水的時候，一點不從容，只不過是急急忙忙完成了導演規定的動作。我很著急，馬上用洗印廠的電話往攝制組打電話，告訴張暖忻這段戲拍得不理想，應該重拍。

“大概不行，只能這樣了?！?/p>

張暖忻的聲音很遙遠，幾乎聽不清楚。

我問為什么不行，她解釋說，那些傣家姑娘平時裸浴沒問題，但是拍戲，在攝影機前頭裸露，都不愿意，現在這些鏡頭還是費了很大勁才拍成的。我不甘心，在電話里反復強調這場戲如何重要，應該想盡辦法重拍。張暖忻說她明白，可是“非常非常困難”。我能不明白她的困難嗎?可是，我又覺得，她平時性格溫和，很少和人爭執，如果這時候不能堅持，那肯定會是一生的遺憾，你一輩子能拍幾部片子啊?于是，晚上我又從家里給張暖忻打電話，還是勸她想辦法重新拍這場戲?？墒撬€是說非常困難，并且對我說了一些攝制組在那邊的種種麻煩，我更急了，給她出了個“絕招”：

“你花錢啊!給每個女孩五百塊錢，不行，給一千!我不信她們還不愿意!”

“不行，制片不會同意，我們哪有那么多錢啊!”

盡管聲音很小，也不是很清楚，但我還是聽出了張暖忻聲音里的無奈。我不再說話了，似乎已經看見她被南方的驕陽曬黑的面孔。

如果我沒有記錯，放下電話的時候已經是夜里十一二點，屋子里悶熱，我只穿一條內褲，幾乎全身赤裸，可還是全身大汗，能感覺一顆顆汗珠怎么從脖子，從前胸，從脊背滾滾下淌。我一點睡意沒有，倒不是因為熱，而是一直在想錢的事：就缺一兩萬塊錢啊!

如果一個電影導演連這么一點錢都沒辦法，她的處境可想而知——我不斷品味著“非常非常困難”這幾個字可能喻說的一切。

后來《青春祭》被送到戛納電影節，雖然沒有評上獎，但是人選了“導演雙周”，那也是一個很高的榮譽。張暖忻從戛納回來以后，告訴我《青春祭》放映的時候，她被安排坐在二樓，沒想到影片結束后，一束追光打到了她的身上，全場觀眾站起來向她鼓掌。我聽了她的話，當然為她高興，可心里馬上想：《青春祭》要是能夠按照理想的目標實現，你身上的光環就不只是這樣的一個。

不管怎么樣，1984年那個酷熱的夏天會永遠留在我心里，那個汗流浹背，一臉灰塵，頭發蓬松，穿著臟兮兮白T恤站在洗印廠大門口耐心等待的李陀，也將永遠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