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怎能綁定道德

徐友漁

我心里暗中驚異的是，他的產業實在太小，生活也很簡樸，怎么有心資助一個與他毫無關系的東方來客？

不久前不斷發生“慈善風波”，引起媒體的熱烈報道和人們的廣泛關注。先是有北大受資助研究生中途退學，用捐助款辦公司，捐助人強烈批評，并揚言要訴諸法律解決；接著有山西患病女孩被指責攜帶捐助余款“潛逃”，被組織募捐的網友廣泛聲討;然后有湖北5名貧困大學生被指缺乏感恩意識，取消受助資格。

最新的消息是，河南慈善總會要求受捐學子簽協議回捐，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各執一詞，爭論熱烈。以上種種足以讓我們思考諸如“什么是慈善”“捐助應該如何進行”的問題。

目前引起風波的慈善與捐助，帶有昔日的如下特征：第一，它不是社會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依靠體制來進行，是個人性的，一對一的，而且往往還是面對面的；第二，資助者和受資助者在地位和人格上不平等，他們之間的關系不是法律性、契約性的，而是未言明而約定俗成的，或者一廂情愿的；第三，受資助者在接受資助時，需要付出一定代價，這可能是自尊心，也可能是必須承擔一定的人情或道德義務，比如向資助人表示感恩，向他們匯報自己的表現，或者保證自己今后也要做善事，等等。

據此我們看到，慈善風波的出現，是由于資助者和受資助者之間對權利和義務理解不一致，而產生的誤解和怨氣。這些問題，在西方發達社會即使不能說沒有，至少不像在我們這里如此嚴重，原因就在于，在那里，別人的慈善與捐助，不論在理念還是操作方式上，都不是古代方式而是現代方式。

我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赴英國牛津大學，公費學習期滿后得到資助繼續學習，有過親身體驗。提供捐助的是一位英國小企業主，完全不認識我，他是從一位牛津的教師那里得知我很想繼續學習，就提供了經濟援助。整個過程中，我沒有和他有任何直接聯系，當然也就談不上感恩、匯報學業或者承諾以后對任何方面的報效。我只是通過有關文件知道，他和大學方面的協定非常復雜、詳盡，因為校方要負責資金的管理、發放，而且要擔保資助屬實，因為資助者可以得到稅收方面的一定減免，算是從國家那里得到一些回報。當然，我學成歸國前專門去了一趟劍橋看望他，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上午。我們像好朋友一樣聊天，我心里暗中驚異的是，他的產業實在太小，生活也很簡樸，怎么有心資助一個與他毫無關系的東方來客？

根據這樣的經驗，我覺得襄樊市總工會舉辦以“感恩的心”為主題的捐贈儀式是不恰當的。假如我是受捐助的貧困大學生，不管我有多么強的知恩感恩之心，在大庭廣眾之下亦很難開口。設身處地地想，我理想的捐助者和捐助組織者，應該使事情悄然進行，我不想使我獲得資助一事成為高聲喧嘩的事件。至于以后對社會的回報，我認為這是一個道德感的問題，而不是法定責任問題。而且，從心理上說，如果我在接受資助的一開始和過程中就不得不別別扭扭、有傷自尊地作了表示，我可能會產生“雙方情義兩清”的感受，而如果沒有勉強的表態，也許我會一輩子記住我曾經受恩。

根據這樣的經驗，我覺得河南慈善總會的做法也有欠考慮之處，他們今年的助學活動要求受助者簽訂一份“道德協議”，協議要求受助方承諾，參加工作后，以實際行動回報社會，在不影響生活和工作的前提下，要自愿回捐不少于受助的資金3000元。類似情況還有，平頂山魯山縣兩名企業家出資220萬，資助82名學生完成學業，這些學生也要簽訂協議，承諾每年匯報一次學業，畢業后3年內還清錢，等等。

河南慈善總會稱，“道德協議”將是協商式，而非強制式。我認為這個考慮是不妥的：既非強制，就可以不執行，因此協議是無用的；既然不執行也沒有違反“道德協議”，因此它會在客觀上起到鼓勵人們選擇道德下限的作用。

河南省慈善總會負責人還說，要求簽協議回捐，是為了基金能長久運行。這種考慮雖然用心良苦，但不能用慈善或捐助的名義，改成某種名目的貸款?；鸬倪\作有多種方式，但不能從受捐者那里直接回收。

總之，討論目前的“慈善風波”，我們不要把慈善和捐助與道德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