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者無私

周　濂

只有在社會基本制度的設計上，我們才能夠也應該替包括富人和窮人在內的所有人考慮

在一個利益博弈公開化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利益代言人從幕后操盤變成了臺前主唱。各方都在變著法子試圖讓公眾相信自己是為公共利益考慮。

我們當然希望在每一個公共問題上，各方都能基于公開互惠的原則進行充分協商并達成共識，但更加現實的做法也許是，在具體的公共問題上應該鼓勵利益代言人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謀劃“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

因為在具體的公共問題上片面追求公共理性不僅可能混淆視聽，而且會根據政治正確性站隊，橫加打壓理性討論的空間。比如不久前關于茅于軾先生“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所引發的各種激烈爭論。

僅從字面意義來看，茅于軾的這個主張并沒有很好地履行“公共理由”應該扮演的角色。更加不幸的是，這個主張恰恰處于兩面不討好的角色：窮人認為他在替富人說話，所以代表的是富人的利益；富人認為他既然為窮人辦事，那么為富人說話就只是表面文章、權宜之計。

可是如果我們認識到茅于軾不是在社會的基本制度層面上談問題，而是在今日中國特定的社會現實和心理條件下提出一個委曲求全的持平之論，就會意識到現有的各種批評對茅于軾是不公正的：首先，茅于軾的這個表述不是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主張，他并不打算對富人/窮人，說話/辦事這兩組彼此排斥又共同窮盡的概念進行充分分析；其次，茅于軾的這個論斷是有具體語境的，他針對的是當下中國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心理：一方面，民粹式的“仇富心理”已經讓社會輿論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各色富人歸為同一陣營，這對那些“憑自己誠實勞動致富”的人是極端不公的；另一方面，巨大的社會落差又讓社會輿論一邊倒地傾向于“窮人立場”。

在今日中國特定的語境下面，那些勤勞發家的富人自己能辦事，他們需要的是輿論同情和社會理解;反之，窮人不需要再多一個茅于軾替他們說話，他們需要的是為他們辦事的人，如農村的小額貸款。

事實上，協商民主的理論先驅羅爾斯就從不認為公共理由能夠適用于公共領域的所有話題，而是把它嚴格限定在“‘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的政治問題”上。因為只有在社會基本制度的設計上，我們才能也應該替包括富人和窮人在內的所有人考慮。

羅爾斯的基本想法很簡單：一旦社會中的個體了解自己手上摸到的是什么牌(智力、出身、體力等等)，其正義觀往往就會受到自身特殊利益的歪曲，而無法做到正義所要求的公正無私、不偏不倚。正義要求無私，為求無私則必須對一己之利保持“無知”。

我們不妨做這樣一個思想試驗：假設某一天，曼聯隊和曼城隊要進行一場比賽，然而出于各種巧合，此刻惟一具有裁判資質與能力的人就是曼聯隊的經理，很顯然曼城隊一定會強烈反對此人當裁判。所幸英足總早有準備，他們專門發明了“醉生夢死”酒，曼聯經理服下此酒就會有選擇地喪失記憶，他不知道自己具體的身份、地位，也不了解球賽的利害相關，但他仍舊擁有基本的裁判技能及相關知識。這時，他該怎么做呢？顯然最合乎理性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地吹比賽。

同樣的，在訂立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時，為求不偏不倚，羅爾斯認為也應該落下這樣一層“無知之幕”，所有立約者都被濾去關于自己的各種特殊知識：他不知道自己是富人還是窮人，智商是80還是160，也不知道自己是男還是女，信的是道教、佛教、基督教還是無神論。羅爾斯相信，在無知之幕背后的立約各方雖然仍舊是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在做選擇，但在效果上卻會奇異地達到了“我為人人”的無私結果，因為在剝離所有特殊的信息之后，立約者實際上是在為所有人考慮正義原則。

現實社會從來都是利益紛爭的角力場。無知之幕只是一種思想試驗，它并不真實地存在，但是任何有理性的個體都可以隨時進入這個試驗，只要你嚴格遵循它的步驟，你就很有可能被這樣的哲學反思說服：如果我們希望生活在一個自由、平等、長久互惠的社會中，那么為了實現這個現實主義的烏托邦，就需要在社會基本結構的層面上為所有人說話。而茅于軾“窮人富人說”之所以引發輿論界的混戰，恰恰在于它沒有在這個社會基本層面討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