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外事工作二三事

李家忠

眾所周知，周恩來總理是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之一。作為在外交部工作了近40年、長期從事和參與對越關系事務的干部，我深深感受到周恩來為培育中越友誼、全力支援越南抗美救國斗爭所付出的心血，更目睹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既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又同各種惡勢力堅決斗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件件往事涌上心頭，感慨萬千。

烤鴨寄深情

1922年，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在巴黎結識了正在那里從事革命活動的胡志明(當時名為阮愛國)。從那以后，兩位革命家的交往和友誼持續了近半個世紀。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胡志明的健康狀況欠佳，周恩來對此非常關心，多次親自挑選中國水平最高的醫生，派到河內為胡志明治病。1969年5月，胡志明的病情相對穩定，便讓中國醫療組專家回國休整，一個月后返回河內。行前，醫療組同志為感謝胡志明對他們的關心，問胡志明需要他們從北京帶回些什么東西。胡志明順口說，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帶回一只北京烤鴨就行了。周恩來聽取醫療組匯報時，得知胡志明想吃烤鴨，便親自過問這件事。周恩來說，一只烤鴨不夠，要帶兩只，而且要把甜面醬、大蔥和薄餅一道配齊，為難的是在炎熱的夏季如何解決烤鴨保鮮和運輸的問題。因為胡志明身體已很虛弱，萬一烤鴨質量出了問題，可不是小事。于是周恩來把外貿部副部長李強找來商量，但李強也不是保鮮方面專家，只好又請來冷凍專家研究，最后決定將烤鴨和各種配套食品嚴密包好，放在一個搪瓷水罐里，四周放進一種特制的化學粉劑，可以將溫度保持在攝氏零下30度。6月底，醫療組返回河內，我作為翻譯隨同中國駐越大使館政務參贊到河內嘉林機場迎接。醫療專家走下飛機時，我看見有兩人提著一個白色搪瓷水罐，以為里面盛放的是藥品，也沒有在意。7月1日中午，胡志明請中國駐越大使王幼平共進午餐，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48周年。我作為翻譯，隨王幼平一起提前到了越南主席府。胡志明秘書武期在庭院內迎接王幼平，他高興地說，今天胡主席要請王大使吃北京烤鴨。我一邊給王幼平翻譯，一邊納悶，心想哪里會有北京烤鴨?還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在胡志明來到餐廳前，武期便向王幼平講述了從中國醫療組那里聽來的關于烤鴨的來歷。他說，主席府的同志都為周恩來如此關心胡志明的健康而感動。1995年12月，我出任中國駐越大使時，見到年近八旬的武期，談起周恩來為胡志明送烤鴨的往事。他說，他一直珍藏著當年盛裝甜面醬的那個陶瓷小罐，作為寶貴的革命文物。

1969年8月下旬，胡志明病情惡化。周恩來密切關注著胡志明的病情，在北京親自指揮中國醫療組的工作。8月24日，越方要求中方增派醫生。周恩來于25日派出第二個醫療組，并攜帶進口抗菌素。緊接著，又于26日派出專門負責搶救的第三個醫療組。8月31日，周恩來又派著名專家吳階平乘專機趕往河內，了解現場情況，并要求他當晚返回北京當面匯報。但由于天氣不好，吳階平于9月1日才返抵北京。周恩來用了5個小時詳細聽取匯報，決定派專機再送一個醫療組，并帶去急需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專機預計9月2日上午抵達河內，但由于胡志明已于9月2日上午9時47分逝世，專機在飛往河內途中，奉命折回。

周恩來獲悉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后，決定在派李先念副總理參加胡志明葬禮之前，先期和胡志明生前非常熟悉的葉劍英、韋國清一起，于9月3日晚趕往河內吊唁?？谷諔馉幤陂g，胡志明在中國曾和葉劍英一起工作過；越南抗法戰爭期間，韋國清是中國派到越南的軍事顧問團團長?？紤]到越南領導人正忙于處理喪事，為減少越方負擔和麻煩，周恩來一行決定不在越南的賓館下榻，而在中國大使館休息，并于9月4日晚返回北京。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武元甲見到周恩來，都緊緊抱住周恩來，失聲痛哭。周恩來在同越南領導人會談時，高度評價了胡志明光輝的一生。周恩來還說我們沒有能在胡志明去世前同他見一面，這次來得雖很倉促，但還是來晚了。周恩來說：“胡志明逝世不僅是越南人民的損失，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反帝人民的損失。胡志明永遠活在越南人民的心中，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敝芏鱽韺３糖巴觾鹊跹浜久?，足見他對胡志明的深厚感情和對中越關系的格外重視。

戰友加兄弟

1965年春，我第一次到中國駐越大使館工作。當時美國侵越戰爭正處于迅速升級的態勢，不久，美國便把侵越戰火擴大到越南北方，對河內、海防等大城市和其他省份開始大規模轟炸。面對美國的囂張氣焰，毛澤東主席莊嚴宣布：“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苯又阍谌珖破鹆宿Z轟烈烈的援越抗美運動。在整個越戰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國黨和政府多次同越南領導人研究戰爭形勢，全面指揮對越方的武器、裝備和后勤援助。從1969年到1974年，周恩來先后到越南4次，越南總理范文同來中國8次，兩國總理平均每5個月就見面一次。為了確保援越物資能安全運到越南南方，周恩來派李強和王幼平深入到胡志明小道進行全面實地考察，并親自聽取考察結果匯報。周恩來對王幼平說，無論如何要竭盡全力幫助越南打贏這場戰爭。為此，周恩來對越南領導人表示。為了支援你們，我們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

援越抗美工作千頭萬緒，但周恩來對每件事都考慮得十分周到、細致，處處體現出中國支持越南的堅定立場和態度，其中有幾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1973年1月，越戰雙方在巴黎簽訂《關于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簡稱《巴黎協定》。同年3月，包括中國在內的12個國家的政府代表團聚會巴黎，通過了《關于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的決議書》，一致表示確認、贊成、支持和徹底尊重《巴黎協定》，“鄭重承認并徹底尊重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權利，即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及越南南方人民的自決權”。根據《巴黎協定》，美軍及仆從軍于3月29日全部撤離越南南方。至此，越南戰爭雖尚未最后結束，但停戰大勢已定。在這種形勢下，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和總理范文同率越南黨政代表團于6月4日至11日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受到中方極為熱烈的歡迎和接待。周恩來親自到機場迎接，毛澤東親切會見，周恩來主持會談。

十幾年來，周恩來為支援越南抗美斗爭，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而且周恩來已知自己身患絕癥，來日無多，但仍打起精神，親自接待來自抗美第一線的越南領導人。周恩來在歡迎宴會上致祝酒詞，高度評價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的勝利和《巴黎協定》的歷史功績。在談到中越關系時，周恩來說：“中越兩國人民是同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和兄弟。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我們兩國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結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誼?！薄拔覀兏吲d地看到，經過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

爭的錘煉，我們兩黨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偉大友誼和戰斗團結又獲得了新的發展，變得更加鞏固了?！敝芏鱽砬f嚴承諾：“在越南停戰后的新時期。中國人民將繼續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堅決支持越南人民的正義事業，直到取得徹底勝利?！碑敃r我參加了接待工作。宴會后，我看到周恩來親自把客人送到人民大會堂門外，并走下臺階，一直送到汽車門前。

抱病登上寶塔山

越南黨政代表團在北京的活動結束后，周恩來于6月9日親自陪同越南領導人乘專機到延安參觀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第一次回延安。

專機抵達延安后，越南代表團成員和中方陪同人員的車隊緩緩進入市區。盡管事先無人通報周恩來到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至少有十幾萬人不約而同地涌上街頭，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車隊無法前進。隨行的公安部副部長于桑不得不走出汽車，親自和當地交警一起指揮交通、疏導車輛。大約半個小時后，車隊才抵達賓館。越南副總理黎清毅對我說，看得出來，延安人民是在歡迎周恩來。

下午，在客人聽取介紹延安情況前，周恩來對隨同人員說，他想趁大家中午休息，悄悄去爬一次寶塔山。為了不讓群眾發現，周恩來換乘吉普車前往，并繞道從莊稼地穿行。不料吉普車陷進了泥里，地方上的同志和警衛人員一起把車抬了出來。當時我并不知道周恩來已經患病，現在回想起來，那次周恩來登上寶塔山，可能是為了追憶和懷念革命戰爭年代在延安度過的那些難忘的日日夜夜，也是向延安父老鄉親作最后告別。

接著，周恩來陪同客人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當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澤東給延安人民的復信時，周恩來停下腳步，指著信中的幾句話說，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囑咐延安人民要“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但這一條我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當晚，延安革命委員會宴請越南客人，周恩來和陜西省負責同志出席作陪。宴會上準備了煮土豆、煮玉米等當地的土特產，客人們吃得很香甜。范文同總理說，他一口氣吃了兩個土豆。宴會進行到將近一半時，周恩來站起來對大家說，解放都這么多年了，延安的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還這么艱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要當眾作自我批評。說到這里，陜西省委書記李瑞山連忙站起來說，黨中央、國務院和周總理對延安的經濟發展始終十分關心，是我們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記住周總理的指示，盡快把延安的經濟搞上去。20多年后的1995年，我擔任中國駐老撾大使期間回國述職、休假，外交部組織部分大使、參贊到延安參觀學習?？吹窖影驳拿婷埠腿嗣竦纳畎l生了很大變化，我想起當年周恩來的一席話，心情非常激動。

挺身保護陳毅

1967年春夏，我從中國駐越大使館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當時全國形勢越來越亂，但林彪卻說形勢一片大好，“亂是亂了敵人”。外事口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首當其沖，斗爭的核心和關鍵是如何評價解放后17年來的外交工作。對此，外交部的看法分成兩派。一派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和駐外使領館“九九兵團”，他們認為17年來外交部執行的是一條“三降一滅”的路線。所謂“三降”，即投降帝國主義、投降修正主義和投降各國反動派；“一滅”是撲滅民族解放運動，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堅決打倒外交部長陳毅，“誓與陳毅血戰到底”，實際是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另一派是外交部“攀險峰”、“總部”和“駐外革聯”，他們認為17年來的外交路線是毛澤東親自制定的，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對陳毅外長的缺點錯誤可以批判，但主張對陳毅“一批二?！?，反對“打倒陳毅”。。周恩來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苦撐局面，多方斡旋，同意對陳毅進行批評幫助，但堅決不同意“打倒”。

1967年8月7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一派在東交民巷(當時改名為反帝路)30號小禮堂召開“批陳小會”，我們“駐外革聯”和外交部不贊成“聯絡站”觀點的人不得參加，只能在院子里觀望。大約午后l時許，周恩來身穿銀灰色咔嘰布中山裝來到30號院內，準備走進會場。這時衛士長成元功報告說，會場內掛有一條“打倒三反分子陳毅”的大標語。周恩來聽后非常氣憤，質問“聯絡站”頭頭：“昨天說得好好的，已經達成了協議嘛，你們還這個樣子!”說著周恩來便停止了腳步，冒著酷暑堅持站在院子里，不肯走進會場。直到一個多小時后，會議主持人才把大標語拿掉。散會后，等在院子里的同志自動列隊鼓掌，周恩來從兩隊中間走過，頻頻向大家揮手致意。就在這時，“聯絡站”頭頭又把陳毅扣留在了地下室。周恩來聞訊后，責令一名支持“聯絡站”的司局級“亮相”干部，要他立即把陳毅送回家。這期間，周恩來先后陪同陳毅參加過8次大小批判會。在一次批判大會上，造反派揚言要攔陳毅的汽車，還說要沖會場。當時身體已十分虛弱的周恩來憤怒地說你們誰要攔截陳毅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沖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保健醫生趕緊給周恩來吸氧。由于心臟病發作，周恩來整整30個小時無法工作。

就在8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中的骨干分子王力在釣魚臺召見外交部“聯絡站”頭頭，發表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講話”。王力極力煽動極左思潮，聲稱“你這外交就這么難?紅衛兵為什么不能干外交?”“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么大的革命不動班子還行?為什么不能動一動班子?”“我看你們現在沒有真正掌握實權，有點權才威風?！彼€說：“揪陳毅的大方向當然對，為什么不可以揪?”“你們有什么過火?我看沒有什么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廢，堅決支持你們，將革命進行到底?！?/p>

在“王八七講話”的鼓動下，“聯絡站”頭頭和外交部一些受蒙蔽的人于8月16日一舉砸爛了外交部政治部，悍然宣布奪了部黨委大權，并強行封閉了所有副部長的辦公室。由此外交大權旁落，外交工作陷入混亂。接著“聯絡站”召開奪權慶功大會。我從廣播喇叭中聽見會場內有人聲嘶力竭地叫喊：“打、打、打!打倒?；逝?滾、滾、滾!滾他媽的蛋!”

在這種極為困難的形勢下，周恩來力挽狂瀾，緊急召見外事口各造反派代表，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宣布：外交部“奪權”是非法的，不算數的。黨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國防、財政大權在中央，不能奪。你們在外交部“奪權”是目無中央、國務院。與此同時，周恩來巧妙地委托楊成武將“王八七講話”送給了在上海的毛澤東。毛澤東對此批了五個大字：大、大、大毒草，并說：王力講的這些話，連我也不能隨便講的，我沒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王力于8月30日被抓了起來，關進了秦城監獄。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外交部一些人在江青等“四人幫”頭目驅使下，掀起了一股批周恩來的黑風。有的披掛上陣，作影射周恩來的動員報

告；有的舉辦曠日持久的司局級學習班，名義上是批代部長姬鵬飛，實際上矛頭是對著周恩來，一時把外交部搞得烏煙瘴氣。后來聽說，外交部有的人此前還和“四人幫”一起在人民大會堂大批周恩來，無限上綱。周恩來從顧全大局出發，百般忍讓，但忍無可忍時，他也拍桌子說：“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p>

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消息傳來，舉國一片悲痛。

“四人幫”在幸災樂禍的同時，拼命壓低悼念周恩來的規格。在他們的旨意下，周恩來的遺體被停放在北京醫院一個很小的普通太平間。當時許多外國領導人紛紛表示要前來參加周恩來的葬禮。一天，外交部韓念龍副部長聽說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已經準備好了前來中國的專機，便非常激動地對亞洲司的同志說，要著手準備接待，否則在情理上太說不過去了。但接著便傳來“上級”的指示：一律不接待外國領導人。當時外交部規定，除處長以上干部和高級翻譯可以去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外，每個處還可去一名群眾代表。我既不是處長，也不是高級翻譯，便主動推薦我自己，但亞洲司領導不同意，說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輕人去，這樣我的資格便被否定了。下班后，我去政治部再次說明我的愿望，負責人說，大家已經在院子里排隊，準備出發，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地站在隊里，和大家一起去吧!

走進北京醫院，只見一個個解放軍軍官冒著嚴寒，一邊手托軍帽緩慢行進，一邊失聲痛哭。周恩來安臥在鮮花叢中，外交部的同志默默地向敬愛的總理作最后的告別。

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四人幫”被迫同意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周恩來設置靈堂。由于朝鮮和越南駐華大使要前往吊唁，亞洲司派懂朝語的譚靜和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值班。解放軍軍樂隊的同志一邊吹奏哀樂，一邊流著淚，情景極為感人。在那種極度沉悶、萬馬齊喑的政治氣候下，人人都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

那年清明節前夕，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活動。當時北京市已向各單位打招呼，讓人們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但我還是去了。那天，只見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成了花圈的海洋。廣場里停放著許多自行車，很多沒有上鎖，但秩序井然。我看見有幾位解放軍推著一輛平板三輪車，上面放著一個大花圈，落款處寫著“第二炮兵某部”。我上去詢問：解放軍怎么也敢來天安門廣場?其中一位說：悼念周恩來，有什么不敢?不久，“上級”正式下達了不準去天安門廣場的命令，接著便要求大家將抄寫的悼念周恩來的詩詞上交，街道居委會也動員大家交出抄寫的詩詞。我悄悄地用漿糊把抄寫的幾張紙貼在床板下面，躲過了檢查。

值得慶幸的是，“四人幫”終于被粉碎，淪為歷史的罪人。30多年來，國家的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作為外交戰線上的一名老兵，追憶往事，感慨良多，此時此刻更加懷念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周恩來光輝的一生和崇高的道德風范永遠激勵和鼓舞著全黨和全國人民奮發前進。

(責任編輯汪文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