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１９６６年的困惑

張家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忙于國事中的周恩來，對這場浩劫的到來感到難以理解。他和劉少奇、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在“文革”之初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

“這一點我很不安心”

1966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為完成開局之年的國民經濟，周恩來聚精會神，廢寢忘食。1月15日，他在全國棉花工作會議上說：“帝國主義還存在，越南戰爭還在趨于擴大，因此要備戰。一切經濟建設、文教、衛生、政治、軍事等，都要有備戰思想和備戰準備。但這不是把工作停下來，是把一切工作和備戰結合起來，邊備戰，邊建設?！?/p>

1966年年初，北方八省遭受了歷史上罕見的旱災。周恩來親自布置抗旱工作，把8位副總理和部領導安排到抗旱第一線，就近領導抗旱救災。他自己則負責山東和河北。就在周恩來召開北方農業小組會議期間，3月8日凌晨，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周恩來當即前往邢臺視察災情。同時，他又指示衛生部和解放軍總參謀部，立即派出醫療隊前往救護。當天晚間，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和總參謀部有關人員開會，商定緊急措施。次日，周恩來在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匯報了地震災情和緊急處置的方案。當日下午，他輕裝簡從，乘專列向石家莊疾駛而去。專列?？吭谑仪f后，還能感受到余震的顫動。周恩來下車聽取了地方領導的簡短匯報，隨后又登上直升飛機，直飛震情最嚴重的地區。

此時的邢臺地區仍是余震不斷，有的地段震開一米多寬的裂縫。人民群眾見周恩來總理不顧危險來災區視察，非常激動和興奮，他們自發地聚集在曠野的空地上。周恩來讓群眾背北朝南席地而坐，而自己卻迎著凜冽的西北風，站在木頭箱子上向災區人民作感人至深的慰問講話。第二天，他又來到日程所沒有安排的地方，以了解和掌握災區的真實情況。

周恩來走進一個小村莊，到處是破敗荒涼的景象。他來到一家農戶，冰涼的炕上坐著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女，滿臉菜色，邋里邋遢，膝上還趴著一個三歲左右的男孩，一雙孤獨無助的眼睛，愣愣地注視著來人。周恩來總理見此情景便主動走過去坐到炕沿上，他一邊用手輕輕地撫摸著趴在母親膝頭那個男孩的頭，一邊問婦女：“你家有幾個孩子??？”

“三個?！眿D女輕聲回答。

“你男人呢？”總理接著問。

“他出去了?！?/p>

“你家每年從地里收的糧食夠吃嗎？”周恩來擔心地問道。

“不夠吃?！?/p>

“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

“我家年底沒有工分，還欠三四十塊錢?！?/p>

回到北京后，周恩來在中共中央華北局會議上，懷著沉重的心情說，從全國來看，我們一窮二白的狀態還未擺脫，工業農業都比較落后，甚至不得不承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比資本主義國家落后?！叭绻坏┯袘鹗?，糧食供應可能比解放戰爭時期還差?！薄艾F在，老區尤其是山區，連余糧都沒有了。對這一點我很不安心?！笨墒?，周恩來沒有想到正是這一年，一場比北方干旱、地震更為猖獗的政治風暴，已經悄然而至，他又將面臨怎樣的困難呢？

“我做夢都沒夢到運動來得這樣猛”

1966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談話中，道出他籌劃“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步驟是從1965年冬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墒?，當時姚文元的文章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它甚至在北京、湖南“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3月18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學術界、教育界“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他甚至氣憤地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此時，周恩來正忙于華北抗旱。4月1日至5日，他又到地震重災區視察?；氐奖本┖?，周恩來兩次約見國家科委、中科院、地質部的科研人員，研究和討論地震預報和地震劃線問題。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從康生的傳達中，他得知毛澤東批評了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中央書記處會議后，原先的“文革”五人小組被撤消，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重新起草“文化革命”的指示。周恩來與鄧小平等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匯報會議情況。同時在信中提出：擬由鄧小平、李富春、余秋里、薄一波等人向主席匯報西北之行，主要談對五年計劃的一些考慮。此時周恩來所關注的仍然是經濟工作，而對即將來臨的政治大風暴，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直到5月16日，他才被通知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按照毛澤東的意圖，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了批判，還作出了停止和撤消他們的職務的決定。會議決定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又稱“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6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個文件是陳伯達起草，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后定稿的。毛澤東的修改文字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p>

以《五·一六通知》為標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拉開序幕。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沒結束，5月25日，在康生、曹軼歐的授意下，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宋碩、陸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報。在此之前，周恩來也多少預料到北大的形勢，曾指示：北大有幾十個國家的留學生，搞運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內外有別。大字報貼出后，周恩來連夜派有關負責人到北京大學，批評聶元梓等人違反中央的有關規定，并再次重申中央關于要嚴格遵守內外有別的指示。

而居心叵測的康生卻把大字報的內容密報給當時在外地的毛澤東。6月1日，毛澤東指示康生、陳伯達：“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報刊發表?！碑斖?，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這篇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剛剛播完，陳毅等人帶著迷惑的心情來找周恩來，問道：“這么大的舉動為什么事先不給通知？”周恩來一時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說：“我也是在臨近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電話，通知今晚由中央臺向全國播出?！焙芸?，大字報便如黑色的旋風，橫掃北京的大中院校，一時間，沖擊學校黨委，批斗專家、學者、權威的事件層出不窮。隨后這股泥沙翻滾的惡浪，迅速地向全國翻涌蔓延開去。面對如此意義的“文化革命”，周恩來已明顯感到力不從心，他曾無奈地說：“誰也沒想到大民主會發展到這樣一個局面，我做夢都沒夢到運動來得這樣猛?！?/p>

“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北京乃至全國各地都處于風云變幻之中。為使大中院校的運動局面不致失控，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商量后，給仍在外地的毛澤東寫信，提出：“擬組織臨時工作組”。毛澤東明確表示了同意的態度。6月3日，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盡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放心不下，派人到北大、清華外圍巡邏，提醒首都工作組：特別要注意有無外國人帶照相機進入校園，但絕對不要阻攔，由兩校自己勸阻他們進入校內。同時周恩來又十分擔心“三線”建設受到影響，在國務院各口“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匯報會上，指示：“三線”建設與一線、二線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可是毛澤東對運動的進展很不滿意，認為是工作組束縛了群眾的手腳。他由武漢回到北京后，立即對此提出尖銳的批評，并作出撤消工作組的決定。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成立紅衛兵，這是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7月28日，他們寫信給毛澤東，并送上兩張大字報。毛澤東看后極為振奮，于8月1日給他們回信，熱情洋溢地支持他們。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批評工作組所進駐的“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矛頭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 。

八屆十一中全會還對中央政治局進行改組，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來的7人增補至11人。見諸報端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序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降至第八位，而且不再以“副主席”冠之。

周恩來不愿讓混亂的形勢繼續蔓延下去，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十六條》時，他和陶鑄等人竭盡努力，刪掉了原稿中“黑幫”、“黑線”一類的提法，加寫了一些限制性的條文，如：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干部要區別對待，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眾；不要把運動和生產對立起來；要文斗，不要武斗；保護科技人員等。

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紅衛兵后，全國的紅衛兵運動更是來勢兇猛。后來他們竟以所謂“破四舊”的名義，要沖入聞名世界的故宮。周恩來知道后，立即指示關閉故宮，并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面對全國的紅衛兵運動幾近失控的狀況，周恩來一直在想辦法，盡可能地將亂哄哄的紅衛兵運動納入一定的秩序之中。他指示北京市委，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以有限的紀律和秩序，規范和約束紅衛兵的放任無知行為。聯絡總站成立后，他又提出，在總站內設立一個黨中央、國務院的辦公室，以及時了解和解決紅衛兵提出的問題，盡最大的可能引導紅衛兵不惹更大的亂子，不肇更大的事端。在那樣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來千方百計，最大限度地減少黨和國家的損失。然而從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八次接見外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人數達一千一百多萬。如此巨大的人員流動，使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不堪重負，幾乎時時處處都潛伏著事故的隱患。這段時間，是周恩來最為繁忙的日子。他早晚都要找有關負責人開會，認真閱讀《鐵路運輸簡報》，了解全國鐵路運輸情況，研究相應對策。他批評鐵路系統的造反派，“離開工作崗位到北京來，這叫丟生產，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薄艾F在呂正操部長被揪來揪去，我連部長都找不到了，我替呂正操當了鐵道部長，這種情況對鐵道部不利?！睍r任鐵道部部長的呂正操對此有著切身的深刻感受，他說：“八次紅衛兵串聯，都是最困難的時候。那時總理幾乎是每天一到人民大會堂，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飯都沒吃，到那里臨時吃點飯。我也沒吃，到那與總理一起吃點面條?？偫韱栁疫\輸的情況后，就指示哪個列車可以出去，哪個列車可以進來。我就按他的指示來辦。按總理的指示來辦，這個車才能行動。所以總理有時候跟紅衛兵講，也當著我的面說：呂正操，你這個鐵道部長，我替你當了?？偫碚f過這個話。我說，我也沒辦法，你不說話，他們是哪一個都不聽，只有總理說的話，還可以聽一聽。但是我走了以后，恐怕總理說話別人也不那么聽了?！?/p>

“抱定入地獄的決心”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第三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林彪和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表講話。林彪在講話中極富煽動性地說：“‘文化大革命形勢好得很”，“你們的斗爭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周恩來卻憂心忡忡，國民經濟早已不能正常運行，所以他在講話中強調：工人、農民、科研人員和機關干部，“應當堅守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要求紅衛兵不要到企業、農村“進行革命串聯”?！肮S、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搞革命”?？墒?，這篇講話卻被中央“文革”稱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氣呼呼地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敝芏鱽砝碇睔鈮训鼗卮?，這篇講話是經中央研究，后又經毛主席同意的。盡管江青有特殊的身份，可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原則問題上，周恩來決不退讓。他對江青說：“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么，用什么?！?/p>

8月30日，章士釗被抄家后，于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閱后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敝芏鱽韲绤柕嘏u了有關人員，并作出具體指示：把抄走的東西全部歸還章士釗；派兩名解放軍戰士到章士釗家負責保衛工作，防止紅衛兵再抄家；將章士釗秘密轉送到三0一醫院加以保護。同時他還給公安部、統戰部開列一份長長的應予保護的名單，名單上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在如此帶有全局性的政治災難之中，周恩來憑借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以及嫻熟的政治智慧，保護了一大批人。但是，這種個人作用畢竟是有限的。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概念。林彪則在會上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睍h期間，北京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周恩來對此極不滿意，他在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紅衛兵代表時，告誡他們不要去天安門張貼大字報。指出：“你們把少奇同志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你們要考慮考慮。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就是要撤換也不需這樣去發動群眾。你們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條》里又沒有的，你們就要考慮考慮?！比欢芏鱽淼膭褡璨]有遏制即將到來的批判?！按虻箘⑸倨妗钡拇笞謭箐佁焐w地，并向全國擴散開去。周恩來對此無能為力，他極為氣憤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都看見了，大街上那些大標語與口號上，把劉少奇名字倒著寫，打叉叉，這像什么話嘛！這樣做不文明??！少奇同志的問題還沒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們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周恩來吩咐自己的保健醫生說，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現在怎么樣了？

“文革”之初，康生無中生有地造謠說：“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绷直氲狞h羽則誣陷賀龍插手海軍、空軍和政治學院，在軍隊搞所謂“地下活動”，“罷官奪權”。12月24日，周恩來同賀龍談話，保護性地提議他暫停工作去休息。賀龍夫婦原被安排在釣魚臺居住。周恩來考慮到中央“文革”也在此，于是將他們轉移到北京郊區新六所。造反派得知這件事后，吵吵嚷嚷要到新六所。周恩來知道后，立即又將賀龍夫婦接進中南海西花廳自己家中。在西花廳居住的日子里，周恩來擔當國事，身心憔悴，給薛明留下難忘的記憶：“每天黎明前我和賀總都趴在窗臺前，盼著總理早點起來。當時正值隆冬，分外嚴寒，每天天快亮時，才看見總理的汽車緩緩地從外邊回來?？偫硖７α?，太勞累了！看到這些，我和賀總心里難受極了。林彪、‘四人幫一伙對老帥們采取冷攻，對總理是搞熱攻，車輪戰，使他不得休息。賀總住在西花廳，心情很不安?？傆X得總理天天為國家操勞，他卻躲在西花廳休息，很不是滋味?？偫砉ぷ鬟@么緊張、勞累，有時還抽時間到我們的住處看一看，每次來后，都對賀總說：‘你安心住著吧?！?/p>

“文革”的惡性發展，遠遠超出周恩來的意料，盡管如此，他還是苦力支撐?？墒侵芏鱽韺Α拔幕蟾锩币彩呛懿焕斫獾?，他曾和劉少奇、鄧小平說過“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樣的話。但周恩來又是一個組織性極強的人，對領袖尤為忠誠。運動之初，他曾經說過：“這次‘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也沒有經驗。但毛主席對運動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彼３Ｌ幱诿艿男木持?，既“要緊跟主席，不要掉隊”，又要應付各種各樣混亂復雜的局面。他經常告誡黨的高級干部：要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钡膽B度，因勢利導，挺身而出，保衛黨和國家的利益。11月24日，周恩來在參加討論《工礦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修改稿會議上所說的一段話，最能體現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難處境和無奈心境，他說：“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為了黨和國家利益，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要有我們當年跟敵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獄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