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上做安娜

岑　嶸

我以為上帝是相對而言的。比如對于某個樹洞里的螞蟻，一個想用水淹死它們的孩子就是上帝；對于1945年的長崎人，那個四處尋找云層縫隙的美國飛行員就是上帝；對于1519年的阿茲特克人，那些騎在馬上的西班牙人就是上帝。

在我小時候，老爸就是上帝。他可以決定是揍我或是不揍我。雖然這事從理論上說取決于我考卷最上端的那個阿拉伯數字，但事情并非如此，我是否挨揍還取決于他心情的好壞，或者他單位里控制他的那個上帝的心情好壞，所以這件事如混沌理論一樣變得很難預料。

作為上帝，他還有另一個特權，就是可以設置別人的生活。比如我老爸，他看我四處撒野，就覺得應該陪養我的高雅愛好。他考慮良久之后決定讓我學國畫，整個的過程也十分古怪，他也不為我延請名師，而是直接買來徐渭、朱耷、石濤的畫冊讓我臨摹，以為我會無師自通。每每我照葫蘆畫瓢之際，他便悠然地靠在躺椅上，一邊聽著鄧麗君的靡靡之音一邊監督我，這真是個痛苦的過程，我又不敢指責他為老不尊。

相對來說我還算幸運，因為不久老爸就放過了我。不過這也不能全怪他，我們本來就生活在一個以設置他人生活為樂的國度里。我們有太多所謂思想家愿意做別人的上帝，他們最樂此不疲的事就是設置別人的生活，制定各種規則，至于他們自己能不能做到，這都很難說。所以顧準先生說:“中國思想只有道德訓條，沒有邏輯學，沒有哲學?！?

不光是中國的哲人，即便是柏拉圖這樣的大哲學家也樂于設置別人，他的《理想國》就是以斯巴達為原型的，對人們的生活做了各種詳細的設置。不過我們知道，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斯巴達這個大兵營根本經不起外界誘惑，制度迅速瓦解，誰不喜歡花花世界啊。

還好理想國最終沒有實現，愛默生說：“燒掉所有的圖書館吧，因為它們全部的價值都在這本書（指《理想國》）里?！蔽矣X得說這話也燒得不低，你覺得它好也行，可別的書礙你什么事啊。

在我生活中碰到大大小小無數個“上帝”，他們會來為你設置遠大理想，設置美好生活，設置錦繡前程，設置崇高品質，每每這時，我都會想起瑞典厄蘭島上一個平凡的女詩人—安娜·呂德斯泰德的詩句：“我當然看見在歐洲的那些人，坐在桌邊的男男女女。我也生來只為，而且長大只為:在世上做安娜?！?/p>

（邢發亮摘自《三聯生活周刊》2008年第1期,遲興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