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與顧準的友情

羅銀勝

一

1982年9月，孫冶方抱病參加了中共十二大，并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在病床上寫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保證，兼論“基數大，速度低”不是規律》，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1983年2月22日，孫冶方溘然長逝。

孫冶方臨終前交代后事時，一再叮囑他的兩位學生、也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張卓元同志：將來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六期《經濟研究》上的《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中的后記原文附上，不能遺漏。原來，他在后記中寫了四段話，其中第二段是這樣寫的：“還在今年初夏，吳絳楓(即顧準的筆名)同志就提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來同我研究，并且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那一段關于價值決定的引證指證給我看。我在那時雖然感覺到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可是因為即要出國去蘇聯考察統計工作而未能對這問題作深入學習。此外，那時在自己認識中，也沒有意識到這一個理論性問題與統計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聯系”。

對于孫冶方臨終囑咐的這件事情，張勁夫同志曾以《關于顧準的一件重要史實》為題發表文章，他深有感觸地說：“這一史實，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顧準曾向冶方提出過他的看法，這在50年代能提出這樣的看法是很難得的；二是冶方對后來印文集(指《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若干理論問題》及其續集—一引者注)時未附上這一后記感到有欠缺，在臨終前當面叮囑他的兩位學生，爾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時一定要補印上這一后記。冶方的嚴肅科學態度，在這樣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風格，是令人敬佩的?！薄皟r值規律”在今天聽來，是一個連中學生也耳熟能詳的名詞。然而在50年代這樣受傳統思想禁錮的時候，卻有人敢為人先、勇于探索、沖破束縛，真正認識并且重視價值規律，的確是一樁驚世駭俗的事情，無怪乎受到各方面的無情批判與指責。這也就是鄧小平同志后來所說的“異端”，小平同志1984年在一次講話中，針對中共中央制定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說過這樣一段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倍鴮O冶方、顧準當時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視價值規律、實行商品經濟，實在具有“超前”意識。

根據現有資料，顧準對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思索，先于孫冶方，因而被他們的學生吳敬璉先生推崇為“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

二

1955年9月，顧準進入中央黨校，作為期一年的學習，他充分利用這段寶貴的學習時期，開始比較系統地攻讀馬克思、列寧的原著，并翻閱大量古今中外學術著作和中西歷史。此時楊獻珍同志是中央黨校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為了使廣大師生真正成為共產主義戰士，楊獻珍大力倡導“學習理論，提高認識，聯系實際，改造思想”的教學方針，使師生政治、業務水平雙提高。處于這種學習環境之中，顧準沖破了教條主義的框架，以馬列主義為思想武器，努力探索，在經濟理論上攀上了一個高峰。其間，黨校還組織學習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同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也給他一定觸動。經過認真的反思，顧準對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生質疑，他深入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商品和“社會主義生產是價值生產，社會主義必須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等一系列具有獨創性的重要觀點。這些觀點，集中地反映在顧準所寫的《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以下簡稱《試論》)一文中?！对囌摗返臉嬎寂c寫作，是在次年9月黨校學習結束后，顧準第一次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中間曾數易其稿，最終定稿發表于《經濟研究》1957年第三期?！对囌摗穼懽鞯哪康氖?，第一是想把價值規律的作用擴大到整個經濟生活，而不局限于農產品收購，第二反對當時倡導的、不久還見于實行的生產資料價格某些觀點和措施。

《試論》的寫作前后經歷約一年，為了寫好它，顧準便與孫冶方交談請益。并向他指出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七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廢止以后，但社會化的生產維持下去，價值規律就仍然在這個意義上有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各類生產間的分配。最后和這各種事項有關的簿記，會比以前任何時候變得重要?！睂O冶方和顧準通過見面和電話交談，相互啟發，碰撞出可貴的思想火花，先后發表了著名的《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和《試論》兩篇文章。對于他們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的理論成果，后人給予極高的評價，吳敬璉指出，當時顧準“已經意識到計劃經濟體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不對勁了，因此在《試論》這篇論文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觀點。他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幫”以前，雖然曾經有一批經濟學家提出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各企業之間交換的產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卓炯)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沒有一個人達到了顧準那樣的水平。甚至像孫冶方這樣杰出的經濟學家，雖然提出了“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的口號，但他還是再三說明，自己所講的“價格規律”是“第二號價值規律”，而不是聽任價格自發漲落的市場規律。只有顧準鮮明地提出讓價格的自發漲落，即真正的市場規律來調節生產。所以，顧準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顧準他們的可貴貢獻，將載入史冊，后人將會看到孫冶方與顧準不僅志同道合，而且高誼隆情。

三

其實，孫冶方與顧準的交誼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時值抗日戰爭爆發以后的上?！肮聧u”時期。艱苦卓絕的斗爭，使顧準與孫冶方互相結識，并成為肝膽相照的戰友。

當時，孫冶方和顧準精神煥發，精力充沛，致力于黨的文化救亡活動，深受大家的擁戴。事隔幾十年，這一印象還一直留在與其并肩戰斗的戰友記憶之中。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滿懷深情地回憶道：“抗戰初期在隸屬江蘇省委的文委領導下工作，顧準是我的領導。那時文委書記是孫冶方，顧準是文委負責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們兩人領導下從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p>

王元化認為，能與孫冶方、顧準這樣的思想家、學問家一起成為地下工作的戰友，“這是很特殊的。這就是一個個案的問題，不能成為一個典型，任何地方都很難找到的。我入黨時，孫冶方是書記，顧準是副書記。我是吸取地下黨文委的奶汁長大的，我那時才十幾歲，娃娃嘛。他們做人行事的習慣，無形當中感染給我，印象很深。那種黨內的生活氛圍使我非常懷念，但是后來這些人幾乎全軍覆滅……”

40年代上半期，孫冶方、顧準雖然先后參加新四軍，但所在根據地區域不同，沒有機會見面。直到1945年11月顧準從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回到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所在地淮安以后，才有機會與一直留在蘇皖邊區的孫冶方共事。不久，兩人又分手了。

回到華東解放區后，顧準同志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財委委員。這時財委中還有不少是顧準熟悉的同志，其中就有原來一起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孫冶方、徐雪寒等人，孫冶方還兼任蘇皖邊區政府貨物管理局副局長。他們一見如故，熱情相待，工作上互相支持，非常協調。

上海解放后，顧準轉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與此同時，孫冶方轉任上海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上海財經學院院長等職。由于當時百廢待興，他們承擔工作又相當繁重，一位忙于力爭使上海財稅工作做到支援全國解放(爾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爭取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一位則積極組織領導華東的工業建設工作和高等財經教育的管理工作。幾乎都是馬不停蹄，但只要一碰到一起，他們兩位就似乎有說不完的話。對各自的工作充滿了憧憬，又互相給予鼓勵，會面是愉快的，氣氛是熱烈的。

1952年，顧準在“三反”運動中被錯誤撤職，1953年調至北京。孫冶方也于1954年離開上海，調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四

1956年，顧準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不久，孫冶方被任命為該所代所長(1960年后任所長)。在此前后，他們互相切磋，積極倡言重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規律作用，發表宏論，一鳴驚人。

“反右”開始后，顧準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農村勞動改造。眼看老友遭受厄運，孫冶方心急如焚，他設法竭力保護，終因勢單力薄，回天無力。在顧準下放期間，他還是一如既往關心著顧準。顧準于1962年5月被摘“右派”帽子，再度進入經濟研究所。孫冶方非常歡迎他的到來，將他安排在政經組，分配的任務是會計研究。

孫冶方為顧準提供了優越的科研條件和工作環境，在孫冶方領導下，顧準勃發了高昂的科研干勁。他圍繞會計研究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寫作與學術研討等活動，他專程去上海進行實地調研，與有關方面負責人和專家教授討論。不久顧準就取得他對會計學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別定名為《會計原理》和《社會主義會計的若干基本問題》。

孫冶方主持經濟研究所的一段時期，所內學術空氣濃厚，互相爭鳴，敢言人未有之言。孫冶方的經濟研究針對時弊，提出諸如“生產”、“流通”、“分配”、“利潤”、“折舊”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他懇切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最大的問題，就是只講費用不講效果，或只講效果不講費用?！睂O冶方一再主張在學術討論中應該“求異存同”，爭論雙方應該互相找差異，不斷提高科學水平。因而所內各種學術活動頻繁。顧準除會計研究外，也參加多次學術討論會，擴大了思路，取得了成果。他不僅恢復了與經濟學界的接觸，還恢復了與實際經濟生活的聯系。他搞起了經濟研究，寫了價格討論會的兩次發言稿，一篇后定名為《糧價問題初探》的“內部研究報告”，一篇是和余霖(薛暮橋)商討價格問題的論文，顧準自稱這些都是“芻蕘之獻”。

在孫冶方的影響下，顧準勤奮工作，在辦公室往往一天干10小時以上，除了找一些會計書籍、期刊之外，還廣泛瀏覽外面無法看到的《譯叢》、《動態》，學部的《外國學術資料》以及哲學、歷史、國際政治經濟的各種期刊資料和外文雜志，擴大了思路，使他對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進行，又有了新的創見。他還埋頭翻譯了熊彼德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經孫冶方聯系，交商務印書館付排(后因顧重新被戴上右派帽子而延宕，“文革”結束后正式出版)。其時兩個人政治觀點和思想方法是非常接近的。譬如說，孫冶方非常強調利潤，他憑著赤膽忠心，不顧個人安危。在1963年底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組織的一次討論會上又發表利潤問題的演說，引起了人們的擔心，恐怕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因而勸他：“外面風聲很緊，還是不要再講利潤問題?！睂O冶方激動地說：“什么是風聲，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964年四五月間，孫冶方又在一次會議上呼吁“不要匆忙給人家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受此鼓舞，顧準理所當然給予呼應，同年5月，在經濟研究所政經組學習會上，他談了學習體會，再三“強調當前主要是反對教條主義而不是修正主義”得到了孫冶方的贊許。

孫、顧等人的研究，放到當時的國內環境來看，顯然是不允許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開始被“以階級斗爭為綱”所替代，經濟工作也被違背客觀規律的所謂“突出政治”而左右，等待經濟所的同仁將是無休止的批判、揪斗，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這一命運。1964年秋天，形勢發生逆轉，康生、陳伯達等人迫害無辜，孫冶方被斷定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顧準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同時在經濟所當“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由于發表《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也被無情指責。

那伙人為了證明當時經濟所存在“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問題，并把包括顧準在內的眾多研究骨干一網打盡，還誣陷顧準是清華大學學生的一個反動小團體的幕后策劃者。當時顧準有一外甥，正在清華大學水利系就讀，他在同學中組織了一個“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根據顧準之弟陳敏之回憶，當時大動干戈，嚴密追查，原因就是“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國雖然公開聲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立國的思想基礎，但是哪里能隨便研究得的，自由結社更是犯了天條。這件事傳到康生那里，本來打算把張聞天、孫冶方、顧準串起來打成一個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結果是空歡喜一場，證實組織上與顧準無關系。但是思想上的影響卻是擺脫不掉的?！狈磸驼垓v以后，1965年秋天，孫冶方和顧準分別被撤銷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之職，并把他們下放到京郊房山周口店公社韓繼大隊進行“勞動改造”。

這些都發生在“文革”前夕，不久，“文革”開始，他們又是在劫難逃，遭受悲慘的境遇。1968年，孫冶方被投入秦城監獄長達七年之久。顧準則被揭發、被批斗，妻離子散，令人心酸。真正潛心關于中國歷史、未來走向的理論研究只是1972年干校結束后的短暫時間。后終因積勞成疾，于1974年12月3日不幸病逝。

第二年，孫冶方出獄后獲知顧準的部分骨灰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每天清晨都要去河畔散步，以寄托對顧準這位亡友的思念。粉碎“四人幫”后，孫冶方為顧準的平反，奔走呼吁，終獲解決。而顧準生前非常自信地對人說過：“冶方如果被放出來，他第一個要見的一定是我?！笨梢?，他們兩人情深之至?？墒?，在歷經劫波之后，兩位心心相印的戰友終未見面，天人永隔，令世人扼腕。

責任騙輯王文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