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史學家吳天威

米鶴都

吳天威(1918－2005)，歷史學家，日本侵華史研究專家。遼寧沈陽人。1945年畢業于金陵大學歷史系，1952年赴美留學，獲馬里蘭大學博士學位。后任南伊利諾大學歷史系教授。在美國加利福利亞州發起建立了海外第一個“日本侵華浩劫紀念館”。

組織意義非凡的討論會

在學生時代，我曾讀過吳天威先生寫的《西安事變——中國現代歷史的轉折》英文版，并曾翻譯過有關章節。當時盡管由于吳教授身在海外，對資料掌握很受限制，以及在史學觀念上與國內存在很多差異，但這本書仍然受到國內眾多研究西安事變的權威學者的好評。認為它是當時海外研究西安事變著述中最為客觀，很有學術價值的專著。

1986年，時任美國南伊州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吳天威先生聯絡美國眾多學術界名流，決定利用紀念西安事變50周年之際，在美國南伊利諾伊州立大學舉辦一個國際學術討論會。

為開好這個討論會，他動議邀請臺灣國民黨中央黨史研究會的副主任李云漢先生、臺灣《傳記文學》的社長劉紹唐先生參加。同時，他還邀請了大陸方面的楊虎城先生的長子、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楊拯民先生及其他大陸人士參加。由于當時臺灣還沒有解除“戒嚴”、海峽兩岸仍處敵對狀態，國、共雙方人員沒有交往，氣氛還相當緊張。特別在“西安事變”這個重大歷史政治問題上，國、共雙方的觀點一直尖銳對立、分歧很大。但吳先生覺得利用西安事變50周年這樣一個難得的契機，應該安排兩岸學術界人士進行交流，特別是邀請雙方均具有“官方”背景的楊拯民和李云漢參加，這對促進兩岸良性交流和呼吁釋放張學良將軍都具有重大意義。

當此之時，楊拯民和李云漢這兩個重量級人物，能否如約出席這次會議就顯得格外重要?？善跁h籌備過程中傳出了臺灣的與會人員將有變的消息，這可急壞了正在美國籌備會議的吳教授。為保證會議成功召開，吳天威先生不避酷暑于當年夏天，專程到臺灣去落實了李云漢先生和劉紹唐先生出席討論會的事宜，隨后又折返至北京和楊拯民先生晤面，進一步落實大陸方面的出席人選事宜。

當時，中央領導也非常重視楊拯民先生出席這個第一次在國際上舉行的西安事變學術討論會。為了促進兩岸的交流，在國際上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思想，要求楊拯民先生拿出一篇高質量、能代表大陸方面對于西安事變基本立場的論文。經研究后，楊先生的論文題目是《論西安事變的歷史必然性》。吳教授抵達北京時，論文剛剛報經鄧穎超、楊尚昆、習仲勛等眾多領導人審批通過。由于工作關系，這篇論文由我負責起草，隨后又確定我作為楊先生隨員出席會議。吳先生到京后，首先由我出面接待，這樣我就認識了吳天威教授。因為他讀過我父親米暫沉寫的《楊虎城傳》和我的有關文章，加之在接待中的交流與了解。于是，在和楊拯民先生商談討論會安排的細節時，他提議希望我作為正式代表參加會議，認為這樣可以增加大陸方面的發言力度，他的建議得到了全國政協領導的采納。

1986年9月底，楊拯民率領我與一名翻譯人員來到美國。這時，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冀先生也在華盛頓喬治敦大學籌辦了一場紀念西安事變50周年的學術討論會。于是我們就先參加了在華盛頓舉行的討論會，當時與會人員很多，議題也不錯，但沒有臺灣方面的學者參加。

參加完華盛頓的會議，我們轉赴伊利諾伊州準備參加第二場討論會。

南伊利諾伊州立大學紀念西安事變50周年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于10月3日至5日召開，除我們與臺灣的李云漢先生和劉紹唐先生如約參會外，還有來自美國其他州、法國、加拿大和中國大陸的許多知名學者參加會議，與會者達70余人。

這個會議，由于海峽兩岸在一起討論西安事變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新聞性，更不要說還有兩岸的部長級官員出席了，自然引起了新聞媒體的關注。除美國的有關媒體外，臺灣中央社和我中新社、國際廣播電臺均派記者到會采訪。

會前，許多人都認為雙方在會上將有一番唇槍舌劍般的交鋒與爭斗，但事實上會議卻開得熱烈而又平和。

會上，楊拯民除發表《論西安事變的歷史必然性》的論文外，還利用在會議中講話的機會，進一步講了四個問題：一是他所發表的論文代表著大陸參加過西安事變的各方高級人士的基本意見；二是介紹了多年來全國政協研究西安事變的成果；三是再談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強調民族要強盛就要統一；四是針對臺灣和許多美國學者的偏見，指出西安事變的轉折作用是促成全民族的抗戰，而不是共產黨奪取政權。他還用“張學良、楊虎城在1936年6月‘兩廣事變時就曾計劃起兵響應；當年12月初曾計劃在西安南郊秘密捉蔣介石；12月9日張學良對學生的講話；12月10日因誤會，險些造成‘捉蔣行動提前”等史實，進一步說明西安事變絕非偶然發生，而是經過長期醞釀、周密計劃的行動。這些事實，學者們都是第一次聽到，他們十分感興趣。

李云漢的論文是《西安事變的善后與抗戰的決定》，其主要觀點是：蔣介石是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是正確的；西安事變破壞了蔣的戰略部署，以致共產黨“死灰復燃”而后奪取大陸政權。

盡管大家的論文各抒己見，觀點尖銳對立，但在大會發言時雙方卻都能很平和地討論學術問題。當加拿大的著名學者點名要求李云漢和我共同回答宋美齡在事變中給蔣介石信的真偽和內容時，我們都即席給予了各自的正面回答；李云漢此前不久以整版的專文在《中央日報》上論述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沒有任何承諾，而我帶的一篇論文就是針鋒相對、據理駁斥的，甚至發言中也當面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李云漢《西安事變研究》專著中的一些史實錯誤。當時會議氣氛相當熱烈，但始終沒有形成激烈的對抗。李云漢先生對我指出的史實錯誤表示虛心接受，體現出了大家的風度。

由于大家都有認真研究西安事變的基本態度，又有學者的文明風度，加之吳天威先生在會議期間穿梭于臺灣與大陸代表之間，協調處理不時出現的問題，使討論會開得十分成功。李云漢在會議中對楊拯民一直采取盡量回避的姿態。當他得知楊拯民將在會議晚宴上發表講話時，因怕楊搞他的“統戰”，便托人表示他不參加晚宴了。后經吳先生做工作，李云漢終于出席了宴會(未與楊同桌)。在聽了楊的講話后，到宴會結束楊拯民走到李云漢的餐桌前時，李主動起身與楊拯民先生握手并交談了幾句。他還送我一本他的專著并為我簽字留念，劉紹唐先生也邀我一起合影留念。這次研討會對當時的兩岸交流確實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而這里包含了吳天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大量有效的組織工作。

強烈的民族情操

1987年底，我應南伊州大學國

際交流中心之邀到美國做半年的訪問學者。其后，我在1990年再次到美國，又先后在南伊州大學、斯坦福大學做客座研究。其間，特別在南伊州大學時，我和吳先生共享他的辦公室，幾乎天天見面。我們討論的話題也涉獵甚廣，甚至可以說無話不談，相當投機；但是在一些學術或政治問題上，我們也經常爭論不休，各執一端。在這種亦師亦友的關系中，我逐漸加深了對吳天威先生的了解，也增添了對他發自內心的尊敬。

吳天威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強烈的民族情操，在海外華人華僑中他可堪稱為人師表。

20世紀70年代，中國在與日本的建交過程中，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為的是中日世代友好。但是，若干年之后，我們看到，日本的教科書在一版一版地向后退，退到侵略中國是“進出中國”。

正統的抗戰研究一直聚焦于誰在抗戰中功勞大，而很少著筆研究侵略者帶給中國人民多少深重的災難。至今，連從學術上向日本侵略者清算戰爭罪行的任務都沒有完成，更遑論政治上和經濟上。在日本人整體上遠遠沒有認罪之前，我們卻早早地交出了自己手中的唯一籌碼。反觀日本，不談政界，就是歷史學界至今對此類問題也存在著諸多爭議，比較客觀的日本學者對侵華問題基本上是承認的，但即便是承認，他們也并不愿去正面地張揚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行；更多的是中右翼學者，他們對殺害上千萬中國人，沒有什么懺悔，甚至對歷史事實予以否認。日本的主流文藝作品依然在灌輸所謂的大東亞共同圈，認為日本人是把亞洲的黃種人從白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是正義的事業。

因此，我們身為歷史學者都肩負著一份深重的歷史責任，那就是讓世人了解歷史真相，還歷史公正，讓被殘殺的兩千萬同胞的靈魂能夠安息于九泉。

吳天威先生作為一個東北人，比其他地區中國人遭受日本人侵害的時間更長，受害更深。吳天威先生在從事歷史研究后，就樹立起一個堅定的信念，決定要用畢生精力，做盡可能多的工作，讓世人了解歷史真相。他認為中國當時的關于抗日戰爭的研究，特別是對日軍侵華暴行的研究，由于當時的外交政策關系，由于文化大革命，都被耽誤了。因此在大約80年代初，他就向大陸的相關領導直接建言，希望加強對日本侵華暴行的研究。當時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曾經在訪美期間為此專門給吳先生打電話，約他前往面談。吳天威先生曾當面向胡喬木同志提出，在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分別建立日本侵華暴行研究會，讓歷史真相昭示天下，讓日本的右翼在史實面前認罪。這種學術性的、民間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比政府的外交手段更有力量。1987年的時候，吳先生再次來到北京，告訴我：臺灣和美國的暴行研究會已經成立了，和我商議并囑我起草一份關于建立日本侵華研究學會必要性的倡議書。于是，我起草了一份意見書，送到了喬木同志的家里。據說喬木同志對此問題專門做了批示。此后，中央對于抗日戰爭研究予以了充分的支持，盧溝橋的抗日戰爭紀念館當時已經開始籌備建設。隨后中國抗日戰爭研究會成立，中國大陸的民間性和學術性的清算日本戰爭罪行逐步開展了起來。無論這些后來的“果”是否以吳天威先生奮力呼吁為“因”，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吳天威先生作為一個首倡者，其功不可沒。

吳先生不僅是一個“言”者，更是一個“行”者。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年屆70，也是終身教授了，但依然堅持教學育人。按他的說法，他能夠工作一天就要教書一天，目的是讓更多的美國學生了解和理解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

在吳天威先生的呼吁下，“兩岸三地”先后成立了日本侵華罪行研究機構。此后，吳天威先生又與幾個朋友共同出資創辦了《日本侵華研究》雜志。他把征集到的史料和重要論文用中、英、日三種文字發表出來，刊物免費贈送到美國各大學和各個主要的圖書館。

1988年初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趕上這本雜志的第一期出版，就責無旁貸地加入到吳先生和他太太的工作行列中來。記得一次，我們是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到圣路易斯取回印刷好的雜志，然后再把它裝信封、打印地址、貼卷標，再送到郵局和UPS分送到美國和世界各地。僅郵寄這點事情，我們三人就忙了整整兩天。記得寄出最后一本時，大家都非常高興，吳先生和吳太太還專門請我吃了一頓飯，以表慶賀。當時每出一期的經費大約是3000多美金，吳先生的親朋好友幾乎都為此捐過錢，但是其中多數還是吳先生自己出資的。這本雜志是季刊，吳天威夫婦一直親力親為，從約稿、翻譯、校對到包裝、郵寄等，大多工作都是吳先生和他太太兩人親自完成的。當時南伊大就有300多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而其中來自東北師大的留學生就有200多人，另東北師大和南伊大結成姊妹學校，也是吳天威先生以他的影響力一手促成的。他在這些留學生中的威望可想而知，他只要開口，立刻就會有眾多的志愿者來幫他完成這些瑣事，而且他自己帶的兩位來自國內的博士生，都曾主動要求幫助工作，但是吳先生都謝絕了。他曾對我說，這些學生平時學習任務比較重，而且還要打工掙生活費，比較辛苦。所以他能做的事情都自己做，盡量不給中國留學生們找麻煩。這本刊物，吳天威先生編輯出版了十多期，直到退休后體力上實在難以承擔了，才轉交給其他學者繼續負責出版。在斯坦福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南加州等許多著名的大學的圖書館里都能看到《日本侵華研究》，它們在默默地發揮著作用。

以“歷史”愛國

大約是1990年前后，美國國會的一些人，就西藏問題說東道西，提出一些干涉中國內政的提案。吳先生認為，像美國這些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們，他們中很多人對其他國家的歷史知之甚少，但又有指手畫腳的毛病，吳先生認為這是美國政治上的一個弊病。而涉及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和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他覺得有必要站出來澄清史實。作為一個美籍華人，特別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應當把西藏的歷史沿革和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史實向美國人展示出來。他花了大量時間查閱相關資料，就西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歷史是怎么沿革演變過來的，專門寫了一篇很長的學術性文章。這篇論文首先在中文報紙上發表了一個整版，接著又把它的英文稿投給一些英文報刊。更有直接意義的是，他給美國總統，包括各個議員寫了封公開信，這封信是這篇論文的濃縮版，是用英文寫的，用大量歷史事實和論據來告訴美國議員：西藏一千多年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吳先生寫這封信時我正好也在美國，我和吳天威先生共同去郵局把這封信寄給當時美國所有的眾議員、參議員和相關人士，記得當時一共寄了五百多封。這封信很多議員收到并且讀過，一些議員也表示這封長信對他們了解西藏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后來我也

曾經把吳先生這封信轉交給新華社駐美國的首席記者，他們也對這個事情進行了報道。

2003年，值溫家寶總理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之際，吳天威先生提筆上書，洋洋灑灑近萬言，向溫總理，更多的是向布什總統闡述促進中美兩國友好、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建議?！豆_信》首先預祝溫家寶與布什的歷史性會談成功；吳天威表示，作為一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他在美國大學執教超過30年，深感有責任和勇氣，借溫、布的歷史性會談機會，對于美中關系以及中國兩岸統一問題提出公正的看法。吳天威分別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就美國利益、中美關系、臺灣問題、兩岸和平統一以及美國如何做出決策等五個方面，闡述了他的分析和結論。他指出，在貿易問題上，美國不應對中國采取制裁手段，只有適當兼顧兩國人民利益，才是公平合理的做法。在臺灣問題上，吳天威指出，從中美兩國先后發表的“三個聯合公報”中可以看出，美國政府一直堅持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立場。但遺憾的是，布什就任總統之初，中美關系出現倒退，之后的布什政府對于臺灣問題也表現了保守的態度。吳天威引用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來說明相當多的美國領導人并不了解中國深奧的傳統文化，更不理解經歷了千年戰亂和分裂的中國人對于和平統一的渴求和愿望。吳天威還表達了中國人不希望用武力來解決兩岸問題的想法，因為中國人不能自相殘殺。公開信提出：中國已不再是美國的死敵，而是國際社會最受尊敬的成員之一，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美國應該首先停止或大量減少對臺灣的武器供應，對于緩和兩岸關系，美國將扮演重要角色。吳天威還引用了克林頓訪華時的表述：“最重要的是，無論過去我們的行為如何分歧差異，中美必須為世界的未來而站在歷史上正確的一方”。這封公開信在美國的華文報紙廣泛刊登，在英文報刊也有轉載，它在中美高層會晤前，表達了廣大美國華人華僑對于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熱望，為中美高層會談營造出友好而和諧的氣氛。

吳先生在晚年極力呼吁的一件大事就是希望在美國建立一座日本侵華浩劫紀念館。這個動議是鑒于美國的猶太人為紀念二戰中被屠殺的同胞而在美國眾多城市設立了紀念館，甚至二戰中在美國的日本人因為受到美國政府不公正的迫害業已建立了兩個紀念館。他在《世界日報》的采訪中談到：“如中國浩劫紀念館無法實現，恐怕再過十年，當日本侵華的證物逐漸損壞難辨，也再無證人能挺身而出時，這段歷史將永遠遭埋沒?！?/p>

吳天威指出，德國人戰后50余年來，對曾犯下的戰爭罪行充分表現出維護人類文明道德的勇氣及尊重國際公法的精神；日本軍閥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地區所犯下的罪行遠超過德國若干倍，中國人有向日本索賠的權利。日本至今仍堅持“三不政策”：不承認侵略、不道歉與不賠償，還變本加厲篡改歷史教科書；近期更為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翻案及侵占中國領土釣魚島。為保持歷史的真實和完整，中日兩國人民應將這次戰爭的全部真相記錄下來。特別是中國人，這是最低限度的歷史責任。

為此，吳天威先生和諸多熱心愛國人士，為籌建紀念館穿梭兩岸、奔走呼號。盡管這件事在吳先生生前沒有完全實現，但是畢竟給世人留下了一份可貴的遺產，那就是亙古不滅的民族精神。當然，吳天威先生一生為民族所做的種種奉獻，并不構成什么驚天動地的歷史貢獻，但是這點點滴滴卻折射出吳先生內心深處對中華民族的深情厚愛，也從這涓涓細流中體現了他不尚空談、腳踏實地的品格，相形之下我輩經常感到慚愧莫如。

在吳天威先生故去三周年的時候，謹以此文寄托些許思念。

責任編輯楊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