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尺度

某些詞匯似乎具有無限豐富的內涵，因而人若想領會它的全部意思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情。

比如宇宙。

比如時間。

不是專家，不太能說清楚。

即使聽專家講解，沒有一定常識的人，也不太容易真的聽明白。

但在現實生活之中，卻仿佛誰都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時間是怎么回事。

為什么呢？

因為宇宙和時間作為一種現象，或曰作為一種概念，已經被人們極其尋?；丶{入一般認識范疇了。

大氣層以外是宇宙空間。

一年十二個月，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六十分鐘，每分鐘六十秒。

這些基本的認識，使我們確信我們生存于怎樣的一種空間，以及怎樣的一種時間流程中。

這些基本的認識對于我們很重要，使我們明白作為單位的一個人其實很渺小，“飆乎若微塵”。也使我們明白，“人生易老天難老”，時間即上帝，人類應敬畏時間對人類所做種種之事的考驗。

由是，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大受影響。

對于我們普通的人們，我們具有如上的基本認識，足矣。

“文明”也是一個類似的詞。

東西方都有關于“文明”的簡史，每一本都比霍金的《時間簡史》厚得多。世界各國，也都有一批研究文明的專家。

一種人類的認識現象是有趣也發人深省的———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首先是從對它的誤解開始的；人類對時間的概念首先是從應用的方面來界定的。

而人類對于文明的認識，首先源于情緒上，心理上，進而是思想上、精神上對于不文明現象的嫌惡和強烈反對。

當普遍的人類宣布某現象為第一種“不文明”現象時，真正的文明即從那時開始。

正如霍金詮釋時間的概念是從宇宙大爆炸開始。

文明之意識究竟從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并且還將繼續改變著我們人類的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這是我根本說不清的。但是我知道它確實使別人變得比我們自己可愛得多。

上世紀80年代我曾和林斤瀾、柳溪兩位老作家訪法。有一個風雨天，我們所乘的汽車駛在鄉間道路上。在我們前邊有一輛汽車，從車后窗可以看清，車中顯然是一家人。丈夫開車，旁邊是妻子，后座是兩個小女兒。他們的車輪揚起的塵土，一陣陣落在我們的車前窗上。而且，那條曲折的鄉間道路沒法超車。終于到了一個足以超車的拐彎處，前邊的車停住了。開車的丈夫下了車，向我們的車走來。為我們開車的是法國外交部的一名翻譯，法國青年。于是他搖下車窗，用法語跟對方說了半天。后來，我們的車開到前邊去了。

我問翻譯：“你們說了些什么？”

他說，對方堅持讓他將車開到前邊去。

我挺奇怪，問為什么。

他說，對方認為，自己的車始終開在前邊，對我們太不公平。對方說，自己的車始終開在前邊，自己根本沒法兒開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國父親的兩個小女兒。她們必從父親身上受到了一種教育，那就是———某些明顯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經地義之事。

隔日我們的車在路上撞著了一只農家犬。是的，只不過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過它叫著跑開時，一條后腿稍微有那么一點兒瘸，稍微而已。法國青年卻將車停下了，去找養那只犬的人家。十幾分鐘后回來，說沒找到。半小時后，我們決定在一個小鎮的快餐店吃午飯，那法國青年說他還是得開車回去找一下，說要不然的話，他心里很別扭。是的，他當時就是用漢語說了“心里很別扭”五個字。而我，出于一種了解的念頭，決定陪他去找。終于找到了養那條犬的一戶農家，而那條犬已經若無其事了。于是鄭重道歉，于是主動留下名片，車號，駕照號碼……

回來時，他心里不“別扭”了。接下來的一路，又有說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給別人看的一件事情。它應該首先成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帶著全家人旅行的父親，他不那么做，就沒法兒“心安理得”。正如我們的翻譯，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別扭”。

中國也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其實還沒達到物質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敗、官僚主義、失業率、日愈嚴重的貧富不均，所有負面的社會現象，決定了我們中國人的文明，只能從底線上培養起來。上一個世紀初，全世界才十六億多人口。而現在，中國人口略少于一百年前的世界人口總和而已。

所以，我們不能對于我們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脫離實際的要求。無論我們的動機多么良好，我們的期待都應擱置在文明底線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線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改變一下自己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圍觀溺水者的掙扎，其樂無窮，這是我們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心里“別扭”的事，我們要想法子使他們以后覺得僅僅圍觀而毫無營救之念是“心里很別扭”的事。比如隨地吐痰，當街對罵，從前并不想到旁邊有孩子，以后人人應該想到一下的。比如中國之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難道是天經地義的嗎？我們聽到了太多太多堂而皇之天經地義的理論。當并不真的是天經地義的事被說成仿佛真的是天經地義的事時，上公共汽車時也就少有謙讓現象，隨地吐痰也就往往是一件大痛其快的事了。

中國不能回避一個關于所謂文明的深層問題，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準則的方面的林林總總的“心安理得”，怎樣抵消了人們寄托于文明底線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們幾乎天天離不開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們說得最少的一個詞；“文明”這個詞我們已說得太多，乃因為它還沒成為我們生活內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這需要中國有許多父親，像那位法國父親一樣自然而然地體現某些言行……

（選自《思想的盛宴》/梁曉聲 著/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