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蒲松齡的儒者情懷

趙海霞

摘要:身處明清社會的轉型時期,受大的社會思潮影響,蒲松齡認同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然而在他內心深處仍然認為“儒”是正統?！读凝S志異?黃英》中蒲松齡在傳統的菊花意象的文化意義和符號價值的基礎上賦予其經濟價值和使用價值,在新價值的賦予和消解過程中體現了蒲松齡對儒家文化的遵從。陶弟化菊,黃英不復業菊都表明,雖然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最終都要由商回歸儒,從中折射出蒲松齡對儒家文化的堅守。在這篇小說中蒲松齡還敘寫了黃英與馬子才之間理性摻雜其中的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作者在抒寫愛情和婚姻之際,少了“心學”對個性的張揚,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溫柔敦厚。

關鍵詞:蒲松齡;儒家;《聊齋志異?黃英》;菊花意向;婚姻;理性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107(2009)06-0138-04

清人馮鎮巒言:“柳泉《志異》一書,風行天下,萬口傳誦”?！读凝S志異》在當時即很流行,何也?從馮鎮巒在《讀聊齋雜說》中的言論可找到對這一情況的注解。他云:“《聊齋》之妙,同于化工賦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場不一,意境翻新,令讀者每至一篇,另長一番精神。如福地洞天,別開世界;如太池未央,萬戶千門;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黃茅白葦,令人一覽而盡?！盵1]足見《聊齋》之所以風行,是源于作者蒲松齡不是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而是每篇有不同的主旨,每一個人物各具特色,聲口各異,各臻其妙。同樣是寫花妖,《黃英》即與《香玉》、《葛巾》、《荷花三娘子》、《晚霞》等篇大異其趣?！饵S英》不僅塑造了黃英、陶弟這樣兩個很獨特的菊花花妖形象,小說中也折射出蒲松齡這位身處社會轉型期的儒者的文化效忠從屬關系。蒲松齡選取體現士人高潔人格的菊花意象來抒寫,有著對傳統儒家文化的遵從,但他也認同社會價值的流變,對商人地位的提升在作品中給予肯定,與此同時,仍流露出他對儒家文化的堅守。在抒寫愛情和婚姻之際,少了“心學”對個性的張揚,多了儒家固有的理性和溫柔敦厚。

一、蒲松齡對菊花意象的新解

菊花歷來為士人所愛,尊為花中四君子之一。千百年來菊花在傳統文化中已成為文化的語碼,代表儒家思想中“士志于道”而安貧自守,凌霜不改的清高人格。蒲松齡寫菊花精,寫菊花種類,將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為菊花,甚至以“黃英”為篇命,表明蒲松齡對這一意象傳統意蘊的認同和對儒家思想安貧自守價值觀和道德觀的遵從。

據文獻對菊花的記載,言其已有三千年的歷史,《禮記》中記之“鴻雁來……,鞠有黃花”、“季秋之月,鞠有黃花”即對菊花的開放季節作了描述。到了屈原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將菊花秉性高潔的品性與中國的士緊密結合起來。菊花成為高潔士人的人格喻象始于陶淵明,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悠見南山”的怡然,“秋菊有佳色,衰露輟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钡臅邕_,都讓士人們追慕不已。唐代的元稹在他的《菊花》詩中就表達了他對陶淵明愛菊情愫的贊賞:“秋叢繞舍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叢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宋朝時蘇東坡亦甚愛菊“輕肌弱骨散幽葩,更將金蕊泛流霞。欲知卻老延齡藥,百花催時始起花?！辈苎┣墼凇都t樓夢》中也寫了不少詠菊花的精美詩篇,其中就有“一從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風說到今?！焙汀肮聵税潦蕾烧l隱,一樣花開為底遲?”等名句。但他們都是贊美人格層面上的喻意,即菊花的傳統內涵,而蒲松齡卻給這一意象注入了新的因素。

魯迅先生曾言:“明清之際,是我國經濟和思想文化形態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思想解放的高漲、社會風氣的變化,對這一時期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由此導致了社會行為取向和個人生存方式的變化?！盵2]這一變化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棄儒就賈”和社會對商人地位的認同方面。沈垚說:“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盵3]451社會結構的改變,使得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也發生了轉變,商人們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的那樣:“由于商人的社會活動在當時特別引人注目,故晚明小說中往往以商人為故事的主角,不但久已行世的《三言》、《二拍》如此,而且最近重新發現的《型世言》也是如此?！盵3]531

蒲松齡自處政治經濟形態和思想文化形態轉變的關口,敏銳地把握住士人在新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下所受的沖擊,在《黃英》中將當時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社會行為取向的變化以及知識分子本身對利的認識,對治生的思考都作了有力的到位的詮釋。菊花在蒲松齡筆下不僅僅是一種只具有文化意義和符號價值的意象,而且是具有了新的內涵的新形象,有了經濟價值和使用價值,成了一種經濟符號的表征。黃英和陶弟兩人既認同陶淵明對菊花意象的文化賦予——安貧樂道而自守高潔,認為固守已有的“君子固窮”的價值觀念雖然無可厚非,但靠自身的努力改變貧窮的境況也不應該受到指責?！白允称淞Σ粸樨?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茍求富貴,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闭f他們二人業菊致富是“聊為我家彭澤解嘲”?！笆慷晒σ彩?賈而成功也十之九?！盵3]529也為陶氏姐弟的行為提供了現實支撐。菊花在黃英和陶弟這里具有了經濟價值和使用價值,菊花不再單純的是一種文化表征,也具有了商品的性質,是一種可以出售的而且極受人們歡迎的商品。

菊花在馬子才和陶氏姐弟初識時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意象,后來發展為具有了雙重價值的人格喻象,及至后來,陶弟臥地化為菊,黃英不復業菊,菊花的經濟價值和使用價值又被消解掉了,菊花又恢復了它單純的文化符號的表征。這一菊花意象價值賦予的流變反映出蒲松齡對儒家傳統意義上的“安貧樂道而自守高潔”理念的一種回歸。

可以看出,蒲松齡將小說命名為《黃英》,此處的“黃英”是一種文化符號,就象菊花是一種文化符號一樣,是一種代指或泛指,并非僅指女主人公黃英本身,而是喻指一種中國古代以來傳統的高潔之士,是一種人格符號。因此也暗示了小說的結局是菊花又恢復了它的儒家思想所要求士人遵從的安貧自守和凌霜不改的秉性。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蒲松齡對自己所屬文化的堅守。

二、蒲松齡的士、商觀

余英時先生說:“明清之際的政治變遷曾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棄儒就賈的趨勢。更重要的是這一變遷也大有助于消除傳統的四民論的偏見,使士不再毫無分別地對商人抱著鄙視的態度?！盵3]462而這一轉變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完成,蒲松齡在《黃英》中對這一轉變過程進行了全面的展現。馬子才對陶弟由鄙視再到認同,反映了士乃至社會對商人的接受和認同過程。

盡管這個過程有點艱難,有些曲折,但最終士還是主動走向了商,并與之合謀。小說表面上寫馬子才對陶弟業菊的不屑,認為“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與此同時亦表明了他對黃英經商的不滿。在不屑和不滿過后,馬子才還是娶了黃英為妻。在娶了黃英后馬子才又以用黃英經商得來的錢為恥,與黃英析居而住。馬子才想守住他作為一個士的陣線,可沒過多久又“隔宿輒就之”,在黃英的“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钡某爸S中,馬子才也覺得這種表面的行為并不能改變任何實質,“遂復合居如初”。馬子才與黃英的結合是士與商的合謀,士魂與商才的結合在蒲松齡眼里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的士商倫理。馬子才對黃英的接受過程亦是士對商的接受過程。

蒲松齡雖然看到并認同這種士、商地位的變化,但作為士的一員,他仍然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對儒家文化陣線的堅守,表現出他的文化效忠從屬關系。先從擇偶標準來看,馬子才是再婚,也并不富有,卻輕而易舉地娶了“絕世美人”黃英為妻,而這位“絕世美人”還有很強的“治生”能力且當時已有相當雄厚的經濟基礎。再來看陶弟,陶弟風流雅人,既年輕又富有,馬子才和黃英“為之擇婚,辭不愿”,后黃英“遣二婢侍其寢處”,卻僅僅以馬子才家的兩個丫鬟為妻。一士一商,其娶妻竟有如此大的差別!正如但明倫所說:“可知是詩符攝得來,騷士究竟占便宜?！本鸵驗轳R子才是一儒生!后來,黃英和馬子才將陶弟的女兒嫁于世家。這些都說明雖然蒲松齡很欣賞陶弟這樣的“治生”人才,卻還是在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作為傳統儒家一分子的蒲松齡的文化效忠從屬關系。

馬子才對黃英和陶弟起初是救贖和規訓,認為“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并鄙之、厭之、恥之,在行動上也與之疏遠,“道不同不相與謀”,且在與黃英結合后成功整合了黃英的思想,蒲松齡還在小說中設置了馬子才拔菊陶弟亡的情節。在無意識中扼殺陶弟,說明馬子才的內心里依然是士,他雖然走到傳統的邊沿,無意識中仍排斥商人。讓黃英在經營菊花生意正好的時候居然“閉門不復業菊”,還有在前面提及的對“黃英”文化含義的賦予,這幾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蒲松齡的文化效忠從屬關系。

哈貝馬斯說:“大眾的流動性體現在,一個人,當他或她在社會層理中運動時,可以在不同的時間,對不同的社會群體,形成文化上不同的效忠從屬關系。因為所有的社會效忠從屬關系不僅僅有同意誰的意義,還有反對誰的意義?！盵4]蒲松齡在《黃英》中之所以詮釋了他對儒家文化的效忠從屬關系,不僅與他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熏染有關,也是他的人生和追求的一種折射。

蒲松齡十九歲應童子試,便以縣、府、道三試第一進學,受到當時山東學政文學家施潤章的獎譽,“名寄籍諸生間”(乾隆《淄川縣志》卷六《人物志》)。此后卻屢應鄉試不中。他在科舉道路上掙扎了大半生,直到年逾古稀,方才援例取得了個貢生的科名。不數年也就與世長辭了。雖然“棄儒就賈”很值得稱道也很符合當時的潮流,儒的地位雖然受到沖擊,可是成為儒生乃至入仕仍是讀書人內心深藏的一個情節,一如蒲松齡幾乎終其一生都走在科舉的路上。在蒲松齡眼里,“棄儒就賈”是一種無法做儒后的無奈選擇。蒲松齡仍堅持“右儒左商”的態度,在他的思想中“儒”還是重于“商”?！读凝S》中的那些儒商在商賈致富后,大都回歸儒業也是一個明證。[5]亦如龔鵬程先生所說,《聊齋》中所描寫的棄文從商的情況雖不盡相同,卻都是無可奈何之舉?！耙环N是業儒不成而改行學賈。其次,為無才華,不能文,遂去業賈者。還有,則是已貧窮了,更難學文。此外,另有商人家庭早已看出文事不足恃,早早就教小孩去學商的。學商之原因不一,然其棄文事而業商賈,均為不得已之舉?！盵6]《黃英》中的陶氏姐弟的起因也是囿于家庭,不愿讓別人“不時以升斗饋恤之”,亦是一種無奈之舉。在業菊致富后,蒲松齡讓黃英不復業菊,將陶弟的女兒嫁于世家,說明蒲松齡仍然把“儒”看成是“正道”。

三、蒲松齡對儒家典型婚姻程式的演繹

《黃英》與《嬰寧》、《連城》、《嬌娜》,與《聊齋》中很多寫書生與鬼、狐、精的愛情婚姻及與此前的《唐傳奇》和才子佳人戲劇小說中的愛情婚姻描寫不盡相同的一點是,在《黃英》中現實的婚姻替代了浪漫的愛情,平淡的家庭生活改寫了激情四溢的一見鐘情式的相思和苦戀,更多的理性摻雜進愛情和婚姻中。

馬子才在熟識黃英之前認識的也先是這個即將出場的花妖的親人,一如《嬌娜》等中描述的那樣。而對黃英相貌的描寫也僅僅限于“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眴栐挼氖翘盏?黃英“顧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薄榜R代諾之,遂與俱歸?！痹谶@一系列描述中,并不見黃英和馬子才兩人感情的碰撞。黃英對馬子才初次并未有什么過多的好感,而黃英在馬子才心中也僅僅是一個“絕世美人”,能邀其到自己家中也是一樁美事,馬子才“代諾之”。這里沒有“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的情感摻入,也沒有心靈的震顫,有的只是常人似的審美,看不到兩人之間的回應,多了許多理性的成分。更沒有像一見鐘情男女之間的“是一種生命自我的頓悟和發現,是青春欲求的對象化表露和實現,是情感期待的遽然爆發和融合,是評價和賦予的瞬間回應和完成,是愛欲本能的粲然呈現和即時升華,是審美關照中距離的拆除,理性的懸隔和視覺的融合?！痹隈R子才他是一個已婚的儒生,他的理智尚可以讓人理解的話,那么黃英的理智甚或是矜持,是否讓人理解為是對馬子才的無動于衷。這是作為婚姻主角的兩人的初次謀面。

到馬家后,仍不見黃英和馬子才的正面接觸,“陶日與馬共食飲”,而黃英卻與馬妻友善,“馬妻呂,亦愛陶秭,不時以升斗饋恤之。陶秭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瘪R子才的心思只在氣味相投的陶弟身上,而黃英呢,也是善于女紅,安于持家,似別無他想。起初四人相安無事,可不久沖突就來了,陶弟勸馬子才以賣菊謀生,馬子才甚鄙之,兩人發生爭執,從此有了隔閡。雖然在表面上寫的是馬子才與陶弟的沖突,其實黃英也是陶弟的支持者和追隨者,馬子才對黃英的舉動自是亦心存不滿。

馬子才妻子的病卒,拉近了黃英和馬子才兩個人之間的距離,馬子才“意屬黃英,微使人風示之?！薄包S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眱扇瞬]有過多主動的舉動,也沒有過于急切的俯就,都表現得極為理智。他們等了一年多后,等來了陶弟的信,方才成婚。他們兩人的結合有媒人,也有家長意志的參與,陶弟替代黃英的父親的角色讓黃英和馬子才完了婚。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說:“在社會中,男人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視為生產者,他為群體所做的工作可以證明他生存的必要性。女人在父兄所支配的家庭中,處于奴隸或仆人的地位,她始終是由男性做主而嫁給另外的男性?！盵7]這也反映了蒲松齡對儒家典型婚姻程式的認同和遵從。

婚后,馬子才“恥以妻富”,先是讓家中財產不要互染,黃英也“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安于持家。馬子才在對黃英規訓成功后仍很不心安,“仆三十年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豪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這就是西蒙?波伏娃所說“性別歸罪”,馬子才認為錯不在自己,而是黃英這位女子之過。后來又與黃英析居而住,可又“苦念黃英”,“隔宿輒就之”。于是在黃英的“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的嘲諷下和現實面前,不得不認同時代發展和社會變革引起的價值觀念的改變,“遂復合居如初?！?/p>

馬子才與黃英從相識到結合以及后來的婚姻生活,少了張生與崔鶯鶯的激情和浪漫,少了柳夢梅與杜麗娘的生生死死和執著,少了“彼色來授,我魂往接”的色授魂與和心靈的契合,這里沒有私邀艷約后花園的對個性的張揚,這里沒有意外相逢的震顫和痛徹肺腑的思念和牽掛,有的只是兩人之間理性的有分寸的情感的些許流露,有的只是彼此的磨合和遷就,有的只是“兄弟之命,媒妁之言”按部就班的婚姻程式,有的只是相互忍讓和退縮,有的只是平平淡淡的日?，嵤潞推接沟囊粋€個日子……

蒲松齡用他那如椽大筆為我們敘寫了一段典型的儒家式的婚姻,理性取代了激情,浪漫的愛情退守在幕后,平實的婚姻被推到前場。從中折射出蒲松齡的婚姻觀和儒家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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