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承認的問題

昝　濤

當我開始思考寫這篇短文的時候，土耳其軍方正忙著在伊拉克北部山區進行針對庫爾德工人黨（PKK）的跨境反恐行動。自二○○七年底，土耳其部隊多次侵入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地區，打擊在那里的庫爾德工人黨武裝。土耳其軍方的這一行動為后伊拉克戰爭時代的中東地區增加了新的變數。

中東地區今天的種種問題，多數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時期。庫爾德問題也不例外。隨著奧斯曼帝國在“一戰”中的失敗，本處于奧斯曼帝國治下的中東地區開始走向分崩離析，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以“托管”為名在中東地區劃分了各自的勢力范圍。英國曾許諾給予庫爾德人獨立地位。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的勝利，使庫爾德人的夢想破滅了。一九二三年，土耳其與協約國在瑞士洛桑簽訂了著名的《洛桑條約》，這是土耳其民族運動的勝利果實，但卻是當代庫爾德問題的源起。根據條約，土耳其將約十五萬平方公里的庫爾德人居住區劃歸伊朗，約八萬平方公里劃歸伊拉克，由此確定了延續至今的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邊界。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利益和地區大國的利益面前，庫爾德人的民族利益成了犧牲品。

但庫爾德人謀求獨立地位的訴求從未減弱。在現代歷史上，庫爾德人不僅在伊拉克，而且在伊朗、土耳其和敘利亞都成了重要的離心力量。二○○三年的第二次海灣戰爭之后，在美國占領下的伊拉克北部，出現了一個高度自治的、準獨立的庫爾德地區，這刺激和鼓勵了鄰國境內庫爾德人激進分子的分裂與獨立傾向。

這其中受影響最大是土耳其。土耳其有兩個主要族群——突厥族和庫爾德族。庫爾德族人在土耳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從人口上說，除了在伊拉克，只有在土耳其，庫爾德族人的人口占據相當比重，庫爾德人占土耳其七千二百萬人口的約20%；歷史地看，自一九八四年庫爾德工人黨與土耳其武裝部隊交戰以來，雙方一直打到一九九九年庫爾德工人黨領袖奧賈蘭被捕。長達十五年的武裝沖突，不僅造成了大約有三點七萬人死亡，而且極大地消耗了土耳其的國力。

作為土耳其民族主義問題的研究者，從一開始，少數族群問題就自然地進入我的研究視野。通過作者本人在土耳其與庫爾德人的接觸經歷，以及對土耳其近年來官方民族政策的近距離觀察，這篇小文力圖簡要介紹和分析一下當代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

我與土耳其的庫爾德人最親密的接觸是在二○○五至二○○六年期間，那是我第一次到土耳其。當時，我獲得了荷蘭方面的博士研究資助，到土耳其從事為期半年的訪問研究。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安卡拉的中東技術大學（METU）。

我第一次遇到庫爾德學生就是在中東技術大學的宿舍里。住在我隔壁的是個庫爾德人，他是物理系的研究生，名叫穆斯塔法，人很熱情。次日，穆斯塔法介紹了他的幾個朋友給我，都是庫爾德人，講庫爾德語。其中和我交往比較多的是齊亞與武夫克，但與穆斯塔法不同，齊亞與武夫克都不是土耳其公民，而是來自敘利亞的留學生。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幾乎總是作為一個小團體在活動。在我的眼中，他們的團體是很排外的，因為，別的人也聽不懂他們說的話。只是對我有點例外，可能因為我不是中東人吧。在向我介紹他們的家鄉和文化的時候，他們總顯得充滿激情。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自己的房間里上網，齊亞來了。他開始抱怨說今天他的英語預科考試又失敗了。他說自己寧可講土耳其語也不要講英語。然后他又問我是否喜歡網絡聊天。我說“一般吧”。齊亞又讓我告訴他怎樣才能在網上找中國人聊天。僅僅幾分鐘，他就全部學會了。就在我去了趟洗手間的功夫，齊亞就告訴我說他正在聊天室里和一個上海的女孩用英語聊天，他還讓我看他們聊天的內容。那個中國女孩問齊亞是哪里人。齊亞沒說自己來自敘利亞或者土耳其，而是說：“我來自庫爾德斯坦?！蹦莻€上海女孩非常迷惑地說：“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國家，有這樣一個國家嗎？在什么地方？”齊亞的回答是：“這個很難解釋，但我堅信，在將來會有‘庫爾德斯坦這個國家的?！?/p>

齊亞結束了他的網聊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拿出紙和筆讓他給我描述一下他剛提到的“庫爾德斯坦”。等他畫出這個“國家”的大致輪廓后，我委實吃了一驚，因為它包括近半個安納托利亞以及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各一大部分。齊亞告訴我說，將來，庫爾德斯坦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國家。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宿舍的小客廳里讀一本土耳其文的書，書名是《那些能夠自稱土耳其人者是多么幸福??！》（Ne Mutlu Türküm Diyebilene?。?，這是研究土耳其民族主義問題的一部新作，影響很大。不一會兒，穆斯塔法進來了。他抓起我正在看的書，沖著我大喊道：“不！不！不！這本書的名字就不好，它太民族主義了！”我被他的強烈反應嚇了一跳，感覺他好像生氣了。我問他說：“難道你不是個土耳其人嗎？！”穆斯塔法沒有直接回答我，他說：“我生活在土耳其，但我是庫爾德人！”

土耳其的突厥族朋友們總是試圖讓我相信，大多數庫爾德族人和突厥族人都可以成為好朋友。他們都以自身的經歷和見聞給我舉例說明。比如，他們會跟我說，他們都有很好的庫爾德朋友，除此之外，有些庫爾德人和突厥族人可以相互通婚。突厥族的朋友會跟我說，恐怖分子是一小撮人，而且他們確實存在；而普通人，不管是突厥族人還是庫爾德人，都不太關心政治。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和感覺，這兩個族群之間的關系顯然是很敏感和微妙的，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盡力避免討論民族認同的問題。

這些經歷讓我意識到，庫爾德問題與我所研究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問題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九二三年建國以來，土耳其官方并不承認庫爾德人是一個不同于突厥族的族群，禁止在學校和公開場合使用庫爾德語，企圖以強制同化的政策使庫爾德人喪失其民族認同，建立一個族群同質化的現代國家。但土政府的政策非但沒有成功，反而激起了庫爾德人的反抗。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一九七九年的評估，庫爾德人的語言和文學一直在蓬勃發展，而且各種以獨立為目的的組織也日益增多和活躍。

我是通過閱讀伊斯瑪儀·白石克齊（smail Beiki）的作品來加深對庫爾德問題的理解的。我的庫爾德朋友告訴我說，白石克齊是個勇敢的知識分子，他堅定和公開地捍衛庫爾德人的民族權利，而也正是因此，他被土耳其當局數次投入監獄。白石克齊的著作也曾在很長時期內被列為禁書。最終，我在土耳其歷史協會（Türk Tarih Kurumu）的圖書館里找到了白石克齊的書。

根據白石克齊的研究，土耳其官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柱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假設：土耳其境內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土耳其人。白石克齊認為，自凱末爾以來，土耳其政府對庫爾德人的官方政策就是同化，并且否認庫爾德人作為一個特定的和不同的族群的存在。白石克齊指出，正是那些為土耳其的民族歷史理論辯護的凱末爾主義者（Kemalists）編造了一些經不起任何推敲的證據，說庫爾德人在起源上是純種的突厥族；在土耳其，庫爾德人一度被叫做“山地突厥人”，說他們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忘記了自己的種族起源。根據我在土耳其的觀察，土耳其民族主義的這個意識形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禁忌。即使是在今天，土耳其強硬的凱末爾民族主義者仍然頑固地拒絕承認庫爾德人是一個不同的民族。

一九九九年奧賈蘭被捕后，庫爾德工人黨已經無力與土耳其軍方進行正面的交鋒。不過，依托伊拉克北部，近年來，庫爾德工人黨武裝積累了豐富的游擊戰和反圍剿經驗，并在行動上日益恐怖主義化，越來越頻繁地發動恐怖襲擊，給土耳其政府造成了極其頭疼的安全問題。

二○○二年上臺后，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組建的埃爾多安政府清楚地意識到庫爾德問題的嚴重性，并力圖尋求方法解決這一問題。正發黨雖然是一個具有伊斯蘭復興主義背景的政黨，但在改革方面一點兒都不顯保守。由于在二○○五年十月中旬歐盟將最終決定是否開啟土耳其入盟的談判，在這之前，正發黨推動實施了與歐盟標準有關的一攬子改革方案。這其中的重要一項就是庫爾德人作為少數族群的權利問題。首先，正發黨主導的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通過法案，允許在教育、文化、新聞出版領域使用庫爾德語言。其次，正發黨允諾加大對東南部地區的財政投入，努力提高當地就業比例和教育水平，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二○○五年八月，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向庫爾德人釋放了一個新的信號。八月十二日，在土耳其東南部庫爾德人聚居的城市迪亞巴克爾，埃爾多安發表了一個演講，在演講中指出，為了解決庫爾德問題和庫爾德工人黨的恐怖主義，土耳其需要“更多的民主”。在這個演講中，埃爾多安暗示，他的政府將區分大認同和亞身份。所謂的大認同指的就是土耳其的公民身份；而所謂的亞身份，指的是種族的多樣性。根據埃爾多安的說法，正發黨一直以來都反對三種民族主義——種族—民族主義、本土—民族主義和宗教—民族主義。埃爾多安還指出，他的政府承認在土耳其存在很多不同的族群，他們應該獲得平等對待。種族身份是一種亞身份，位于土耳其公民身份之下。

二○○五年十一月，在塞姆丁立的另一次演講中，埃爾多安重復了上述看法。他明確指出，在土耳其共和國，公民身份是基本的和上位的認同。同時，埃爾多安向庫爾德人承諾說，在土耳其公民身份之下，庫爾德人民可以擁有將自身界定為一個不同族群的自由。埃爾多安解釋說，除了是公民之外，每一個人都擁有屬于自己的其他的亞身份，沒有人應該因為他們的亞身份而受到攻擊。他說：“一個庫爾德人可以說‘我是庫爾德人?！?/p>

埃爾多安的演講在土耳其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所謂“身份之戰”。埃爾多安受到激烈批評，說他違背了國家的“一個民族”政策。作為中國人，我當時很難理解為什么土耳其人關于不同身份層次的劃分會有如此之大的爭論。因為，對中國而言，自建國以來，中央政府一直承認國內存在五十六個民族，甚至還為較大的少數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區。而且，在很多方面，作為少數族群，還享有政府所給予的特殊照顧。

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埃爾多安于二○○五年八月去迪亞巴克爾之前，他曾經在伊斯坦布爾召見過十五個公共知識分子。據土耳其媒體說，這是土耳其領導人“第一次愿意傾聽知識分子對國家事務的意見”。但是，也有人批判這些知識分子，說他們根本就不是這個領域里的專家，在決策方面，他們不夠格。其實，這些知識分子是一個特別挑選出來的團體的成員，這個團體的名字是“少數民族和文化權利工作組”，它直接歸總理辦公室領導。在二○○四年十月十七日，該工作組發布了一份報告，其中列舉了土耳其對少數民族問題誤解的原因。最后一條是這么說的：“在提到Türk的時候，土耳其人沒有意識到的是，Türk同時被理解為一個種族的或者實際上是宗教的團體?！痹搱蟾媪D幫助在土耳其發展出一個“公民—民族認同”，它建議使用“Türkiyeli”(土耳其人民)而不用“Türk”這個詞，用“Türkiyeli”來指土耳其公民更好，也更合適（參見“Aznlk Haklar ve Kültürel Haklar alsma Grubu” Raporu,October, 2004）。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主意。就像在中國，盡管主體民族是漢族，但這個國家的名字叫“中國”，中國公民叫“中國人”。這么做，各種不同族群的存在和權利將可以更輕松地被認可，文化的多樣性也可以更容易地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得以延續。

更重要的是，埃爾多安不只認可了“庫爾德人的存在”，而且，他也承認“庫爾德問題”在土耳其的存在。根據一些土耳其觀察家的看法，這是一個更為大膽的步驟。這一步的重要性在于，總理已經開始將庫爾德問題作為一個政治問題來看待，這是一個創新。據土耳其前總統德米雷爾的看法：

在一九九○年以前，我們并沒有在土耳其人民中認可種族差異性的存在。每個人在種族上都是土耳其人，這是一九九○年之前土耳其的官方話語。而我改變了它。作為總統，我曾說過，我們承認庫爾德人的存在。那也就意味著說，在土耳其民族中，還有其他種族的存在。接受這樣一個觀念是有必要的。那是我曾經說過的話。話語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但是，我并沒有把那看做是一個民族問題。我只是說過，存在著不同的種族。（“Kürt realitesini tan1yoruz,”Milliyet, 17 August, 2005）

埃爾多安所采取的步驟顯示了其政府在解決庫爾德問題和庫爾德工人黨恐怖主義方面的決心。在迪亞巴克爾的演講中，埃爾多安還說：“迪亞巴克爾這個城市的重要性絲毫不遜于安卡拉、艾爾祖魯姆、科尼亞和伊斯坦布爾。你們所有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一點。每個國家都會犯一些錯誤。作為一個大國，土耳其正在不斷糾正自身錯誤的過程中前進。一個偉大的國家不應該忽視自己在過去所犯下的錯誤。一個偉大的民族和國家，應該以更堅強的意志直面自己的錯誤。這正是我們的政府所堅信的?！逼鋵?，作為一個總理來討論國家犯下的錯誤，就是宣稱，過去針對庫爾德人的政策是錯誤的。埃爾多安繼續說道：“當我過去曾經因為引用了一首詩而被投入監獄的時候，我就堅信，我已經向人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那時曾說：‘我并沒有對我的國家感到不安或者氣憤。這個國家和這面旗幟都是我們自己的。而糾正諸如此類錯誤的一天終將到來?！卑柖喟沧詈笳f：“那些不懂得尊重思想的人，是不配討論言論自由的。那些不能容忍自由的人也毫無資格談論自由。這一類人和團體注定要消亡?！?/p>

在正發黨的第一個任期內（二○○二至二○○七），它不僅在政策上開始向庫爾德人大力傾斜，而且，在意識形態上也尋求突破，力圖挑戰土耳其共和國長期以來所固守的官方民族主義的底線，從而贏得了廣大庫爾德民眾的支持。

二○○七年夏，正發黨再次以絕對優勢贏得土耳其議會選舉，埃爾多安得以蟬聯總理寶座。正發黨第二次獲勝標志著土耳其已經形成了溫和伊斯蘭政黨“一黨獨大”的局面。正發黨的勝利得益于其溫和且具包容性的意識形態、良好的經濟表現、積極發展與歐盟的關系等等（可參見拙文：《變動不居的道路？》，《讀書》二○○七年十一月）。進一步分析正發黨的選情，不難發現，支持該黨的選民主要來自兩個群體，一是安納托利亞的平民，他們有較強的宗教訴求；二是土耳其東南地區的庫爾德人——據估計，土耳其東部有54%的選民投票給了正發黨。唯一進入議會的庫爾德人政黨民主社會黨得票率僅10%多一點，主要是因為該黨只知訴諸族群政治，沒有提出明確的政策路線，也不愿意與庫爾德工人黨劃清界限，難以獲得庫爾德人的全面支持。當然，并不排除雙方存在交集。

然而，在第二個任期剛開始不久，正發黨政權就差一點夭折。二○○七年下半年，出于討好其保守的穆斯林選民的需要，正發黨企圖推動修改憲法，修憲的主要內容是要使土耳其大學里的穆斯林女生獲得戴伊斯蘭頭巾的自由。長期以來，嚴格執行政教分離主義（laicism，土語laiklik）原則的土耳其嚴禁穆斯林女大學生在校園內佩戴宗教飾物，宗教保守主義勢力對此一直頗多詬病。正發黨為此修憲案辯護的理由也是非常之冠冕堂皇：維護和捍衛宗教信仰之自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責任。其實，土耳其政治和社會層面長期存在著所謂的“教俗之爭”，而女大學生的身體（主要是頭部）成了雙方爭執最持久也最激烈的一塊陣地，極其敏感。

正發黨在議會中得到了民族行動黨（MHP）的支持，順利地使修憲案獲得通過。按照土耳其法律，修憲案在議會獲得通過后，需提交總統批準。幾乎與此同時，出離憤怒的世俗主義者也發起了絕地反攻。土耳其上訴法院共和國首席檢察官亞爾琴卡亞在二○○八年三月十四日向土耳其憲法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以破壞世俗主義為由取締正義與發展黨，剝奪埃爾多安等五十一名政客五年內的參政權。檢察官列舉了一些事實后指出，“正義與發展黨已經成為違反世俗原則的焦點”，它正在危害土耳其共和國的立國之基——世俗主義（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三條規定，土耳其共和國是恪守凱末爾·阿塔圖克之民族主義原則的世俗國家；第四條規定，憲法的前三條“均不得修改且不得提議修改”）。

憲法法院受理此案后，引起土耳其政壇的劇烈震蕩，廣大民眾人心惶惶，土耳其的經濟也受到了很大影響。最終，在二○○八年七月三十日，土耳其最高法院宣讀審判結果：不取締正發黨，只對其進行部分懲罰。根據土耳其法律，要取締一個政黨，需經憲法法院十一名法官中的七人同意方可。這次針對正發黨的訴訟案中，有六人同意取締正發黨，四人只同意對其進行經濟處罰，只有一人對訴訟案說“不”。這一細節顯示，正發黨可謂命懸一線。對正發黨而言，這個結果是“嚴重警告”，足以令其有所收斂，觸犯世俗主義原則的修憲案也只好不了了之。

通過訴訟案，世俗主義派顯示了其力量。盡管正發黨的支持者疾呼這是“司法干政”，稱訴訟案是凱末爾主義者的報復行動，但在土耳其現行的憲政體制下，他們也只能發發牢騷而已。雙方之間的較量還將持續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庫爾德人也起來對訴訟案說“不”。庫爾德人起來支持正發黨，這向凱末爾主義者和廣大土耳其人民傳達了一個很微妙的信息：埃爾多安政府的庫爾德政策是比較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庫爾德族群的民心。

然而，庫爾德人沒有意識到的是，正發黨在挑戰世俗主義方面的失利，同時也將限制其在民族問題上深化改革的動力。因為，民族主義同樣也是“國家精英”們所堅持維護的一個重要原則。正發黨在受到象征性懲罰和嚴重警告之后，在挑戰凱末爾主義傳統原則方面將顯得畏首畏尾。在土耳其，凱末爾主義是官方的主導意識形態，這里所謂的官方是以歐化知識分子、法官、行政官僚和軍隊等為代表的“國家精英”（區別于選舉上臺的“政黨精英”）。他們人數雖不占優勢，但影響力非常大。他們是凱末爾主義的信奉者和擁護者。凱末爾主義的兩個重要支柱就是世俗主義和民族主義。因此，正發黨在政治上的勝利首先就是伊斯蘭復興對凱末爾世俗主義的挑戰，其在意識形態上對庫爾德問題的重新界定，則是對凱末爾民族主義的挑戰。這兩個挑戰不可避免要受到“國家精英”的抵制。

埃爾多安政府現在能做的就是兌現其向庫爾德人聚居區加大財政投入的承諾，首先幫助那里把經濟搞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安納托利亞東南部大開發”（GAP）。二○○八年五月末，埃爾多安透露，正發黨政府計劃到二○一二年在東南部的九個庫爾德人聚居省投資二百億美元，用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幫助當地的中小企業，并加大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投入，以推動當地實現經濟發展與繁榮。

另一方面，埃爾多安政府全力支持軍方打擊庫爾德工人黨的恐怖主義。它還獲得了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并正在加緊爭取獲得伊拉克庫爾德政治勢力的諒解與配合。這些趨勢顯然對庫爾德工人黨日益不利，因此，它在最近一段時期內加緊了恐怖襲擊的頻度和力度，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顯示其力量存在，并阻礙土耳其與伊拉克的接近。

總之，在土耳其的庫爾德問題上，正發黨目前有三個不可分割的重要手段：發展、民主和反恐。發展意味著對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人聚居區進行經濟、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投資與開發；反恐則體現在政府堅決支持軍方在伊拉克北部的軍事行動；民主意味著落實庫爾德人作為一個少數族群的各方面權利。在發展和反恐方面，正發黨已經有所作為，并仍將大有可為；在民主方面，由于傳統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現行體制的阻力，則相對比較滯后。但從長期來看，發展問題解決后，政治方面的民主改革將不得不再度提上議事日程。特別是隨著庫爾德人教育水平和文化意識的日益增強，以及庫爾德政黨的日益成熟與發展，以人權、文化權、政治權與認同等為主要內容的民族權利問題遲早都需要有一個更為系統和全面的解決方案。庫爾德民族問題絕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在全球化時代，認同問題正取代傳統政治意識形態而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