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表達方式上的“溫柔敦厚”觀簡論

路泉剛 蔡少陽

以“詩教”論詩是儒家詩論的重要傳統,“溫柔敦厚”說是孔門詩教的標準之一?！皽厝岫睾瘛弊钤绠斠娪凇抖Y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薄?】《禮記》是漢人的作品,其所引孔子之語,未必一定是孔子的原話,但是“溫柔敦厚”受孔子影響,是對先秦儒家文藝思想的概括和提煉則是可以肯定的。

熟參先人之論述,可知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思想內容方面;其二是表達形式方面。于思想內容方面,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盵2]“思無邪”可謂其最得當的概括。對此歷來論述頗多,本文不做討論。于表達方式而言之,筆者以為可以細析為二,即詩歌形式與語言。

聞一多先生曾說,詩歌有三美: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作為建筑美的詩歌形式是詩歌不可或缺的,亦是詩歌區別于其他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被奉為“詩教”的“溫柔敦厚”在詩歌形式方面亦展開了什么樣的形式合乎詩教的爭論,并且這一爭論也是唐宋詩之爭的內容之一。

唐詩是中國詩歌的頂峰,其詩風渾雅,貴蘊藉空靈。宋詩于唐代這一高峰上尋求開拓,另辟蹊徑,其詩精能,貴深析透辟,形成在格律、押韻、用事等方面都顯別于唐詩的新詩風。蘇、黃是宋詩的最重要之代表,蘇、黃之于宋詩,猶如李、杜之于唐詩。當蘇、黃之世,宋詩業已成熟,蘇、黃詩風極為流行,然其流弊也開始顯現,批評之聲也開始出現,張戒是其中之一。張戒《歲寒堂詩話》論詩以言志為本,以“溫柔敦厚”之詩教為宗,反對蘇、黃這種過分注重形式技巧,尚雕琢之詩風,他說:“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3]又:“子瞻以議論為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盵3]這一批評非常尖銳,深中時弊,表現出他反對這種只重形式美的傾向,要求恪守“溫柔敦厚”之詩教。

對這種尚雕琢、重技巧的詩風,林弼在《跋豐城航溪朱光浮詩集后》中批評說:“詩本人情,情真則語真,故雖不假雕琢而自得溫柔敦厚之意?！盵4]林弼認為詩本于人之自然性情,要不飾雕琢才是合乎溫柔敦厚的。古詩原本無論工拙,至律詩始有工拙之別,乃有古詩尚拙,律詩尚工的觀念,計工拙則難免刻畫,刻畫便有可能不合乎所謂溫柔敦厚之詩教了。

郝敬批評律詩說:“蓋詩至近體,不免雕琢,更加湊砌,雖堆金積玉,興味已盡,而葛藤蔓延,甚覺無謂。故余于長律,不甚解頤?！盵5]郝氏不喜長律,因其雕琢,而喜“清婉流麗”之絕句,以其合于溫柔敦厚,在他看來雕琢的律詩是不合乎溫柔敦厚的詩教的。沈德潛在《說實啐語》中也說:“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興漸失,徒視為朝風月、弄花草、游歷燕■之具,而‘詩教遠矣?！盵6]也是認為講求聲律之工的律詩是有乖與溫柔敦厚的詩教的。

可見,古代的批評家以“溫柔敦厚”來批評詩歌時,詩歌的外在形式也是其角度之一。律詩格律精嚴,因此律詩也成為了主要的批評對象。在格律、押韻、用事等這些形式技巧上,唐詩雖然也受到不合于溫柔敦厚的批評,但是相對于“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的宋詩而言,在形式的溫柔敦厚這一點上,它得到了更多的肯定。清代方南堂的《輟鍛錄》中說:“詩莫盛于唐,而格律亦莫嚴于老杜,漢魏六朝而下,得風人之溫柔敦厚和平之旨,舍唐其誰與歸?”[7]這里方南唐便在形式技巧是否合乎溫柔敦厚這一點上給予了唐詩很高的肯定。

郭紹虞說:“孔門詩教,可有兩個不同的標準:一個是興觀群怨說,一個是溫柔敦厚說?！盵8]作為“興觀群怨”說之一的“詩可以怨”,乍一看似與“溫柔敦厚”不和諧,實則不然?！皽厝岫睾瘛痹诒磉_方式上面的另一個表現就是語言,語言選擇上的“溫柔敦厚”即是對“詩可以怨”的一種限制?！睹娦颉氛撛娭鲝垺鞍l乎情,止乎禮儀”,此七字可謂溫柔敦厚的同義語。又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笨梢?“詩可以怨”是要以“溫柔敦厚”為條件的。

山谷認為詩可以抒發詩人怨憤之情,然一定要注意語言的表達,要溫柔敦厚?！安辉怪埂笨芍^是溫柔敦厚的注腳。黃山谷雖肯定“憤世疾邪”的怨刺作用,但是反對謾罵,要求合乎溫柔敦厚。

他認為詩是“人之性情”的體現,是自然而然的,但要使之“發乎情,止乎禮儀”,若“以快一朝之忿”而獲罪,則是“失詩之旨”,不合乎溫柔敦厚之詩教。

“詩可以怨”,可以刺,但是刺與譏是涇渭分明的,詩可刺而不可譏。史繩祖曰:“《詩》三百篇,只有刺而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对姟纷⒃?‘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豈譏刺之謂歟?！盵9]嚴格區分“怨詩”與“刺詩”很好地說明了語言上的溫柔敦厚之規范,對此,楊時說:“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于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10]《風》是刺詩的典范,“主文而譎諫”,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才是諷諫之本旨,作詩之目的。若不懂得“溫柔敦厚”之詩教,使“聞者怒之”,則有可能因文字而獲罪。

在王鏊看來,劉禹錫與蘇軾等因文字獲罪,是不解溫柔敦厚之詩教,非徒以小人之言。東坡文好罵,陸世儀《思辨錄輯要》批評說:“東坡于文學何如?曰:東坡文,全是縱橫,其詩則全是戲謔,無溫柔敦厚之意,非圣門文學也?！盵11]陸氏之論雖有失偏頗,然亦可見東坡詩之一斑。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慎重選擇語言只為關鍵,尤其是諷諫詩,使其“發乎情,止乎禮儀”,一方面可使自己免于以文字獲罪,另一方面可以顯現含蓄蘊藉的審美特征,更為人所欣賞。

從上面所引可以看出,黃庭堅一方面被張戒等批評悖于“溫柔敦厚”之詩教,另一方面他又是“溫柔敦厚”之詩教的推崇者,這是否矛盾呢?其實不然,從上面所引之論述可見,黃庭堅與張戒等人在論述“溫柔敦厚”時其角度和所指是不同的。張戒等人是從詩歌的形式方面,即押韻、用事、格律等形式技巧,而黃庭堅是從詩文的言語方面,即如何選擇和組織語言,以使文字和情感的表達不過于激烈。因此,黃庭堅被批評不“溫柔敦厚”與他自己推崇“溫柔敦厚”是毫不沖突的。

任何批評者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從自己的角度來展開批評的。張戒等人從詩歌形式的角度來展開論述,認為宋詩不合乎“溫柔敦厚”的詩教,雖然他們的觀點并不能代表宋詩的真實性,但是卻表達了這樣的一種認識傾向。本文沒有去辯駁他們觀點的全面性、客觀性等,只欲將從詩歌形式上來論述“溫柔敦厚”的這一觀念展現出來。也許只是片面的,但是確實是存在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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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仔.龜山語錄[A].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引[Z].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222.

[11]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二十九【[Z].四庫全書本.

(作者簡介:路泉剛、蔡少陽,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