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替與反復

胡擁軍

摘要：一種復古主義史風的形成，往往是為了反對和改變當時的一種時風，復古主義的產生必有其成因，更確切的說是必有其所反對的對象。筆者在散文史流變中，通過對南北朝、唐、宋、明和清代的一些復古主義如“元嘉體”、“永明體”、“齊梁體”、“初唐四杰”、“唐代古文運動”、“新樂府”、“元和體”、“西昆體”、“宋代復古主義運動”、“婉約派”、“江西詩派”、“神韻說”、“臺閣體”、“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競陵派”、“桐城派”、“陽湖派”、“宋詩派”、“近代改良主義文學運動”等文學流派的分析，試圖發掘這些復古文風的成因和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影響，以求方家見教。

關鍵詞：復古四聲八病宮體古文運動新文體駢文

中圖分類號：1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09)24-0001-04

一、引言

如果把中國古代文學比喻成一棵大樹，韻文、詩、詞、小說、戲曲等等就是這棵樹上的繁枝綠葉和花朵，而忠實承載著“文以載道”的歷史使命的各種類型的散文(包括某些帶有韻文形式的駢體文等在內)。則無疑是這棵樹的主桿根基之類的。這里有些學者會提出意見了：馬克思主義倡導的文學起源“勞動說”的歌詠號子不是在《詩經》里就有體現了嗎?更別說那些“宗教說”、“魔法說”、“天才說”、“巫術說”、“游戲說”等等之類的了。但是筆者認為“歌詠號子”更象是“根源的水土”的問題，而本文主要論述的是“主桿根基”的問題。無綠葉鮮花的樹固然要失卻許多精彩與絕美，但若主桿根基不穩固，就不是“大樹飄一葉”的小事了，整棵樹恐將不保。這里似乎夸大了“散文”的地位，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有點象官本位思想嚴重的中古正統文人所為。但“主桿”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綠葉鮮花”自有其芬芳流艷之美，正可謂各得其所。而慣穿古代文學史的“主桿”——散文，則以文以載道、勸善規過、啟頑立懦為已任，尤如甘泉美酒，醇厚雋永，令人陶醉，給人遐思；如碩大無朋的精神倉庫，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以其豐潤的乳汁滋養了古代文人。而復古之風，則始終以若隱若現的身影滲透于在多個時代散文為主的文風中，不斷地更替與反復，同時影響到當時的韻文、詩詞等文體的風格。

一種復古主義史風的形成，往往是為了反對和改變當時的一種時風，比如“文藝復興”便是以恢復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為借題，而反對中世紀宗教神權思想才是實質。我國歷史上的幾次復古和西方“文藝復興”也十分相似。唐代復古可追索到南朝或更遠，而且要從詩風談起。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出現的一種詩風“元嘉體”。特點是注意描繪山水，講究辭藻，崇尚對偶，因在宋文帝元嘉年間蔚為一時風氣。代表作家顏延之、鮑照、謝靈運等人。接著，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沈約提出“永明聲病說”。主要包括分四聲、免八病兩個方面的內容?！案÷暋贝蠹s指平聲，“切響”指上、去、人三聲(相當于后人所說的仄聲)，要求詩歌的語音于錯綜變化中富有和諧悅耳的音樂美。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八種必須避免的音律上的毛病。聲病說對我國古代格律詩的形成和發展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它規定過嚴，流于繁瑣，在一定和度上導致片面追求聲律的不良傾向。這種以沈約、謝胱等為代表的“永明體”被稱新體詩風行當時，為時人轉相祖述?！坝烂黧w”代表作家眾多，如同是競陵(今湖北天門)王肖子良的門客，稱“競陵八友”的肖衍、沈約、謝眺、王融、肖琛、范云、任防、陸任等人。所作詩文，注重聲律，講究“四聲”、“八病”之說，以謝眺成就較高。因過于注重時聲律，講究辭藻，致使內容平庸空洞，助長了當時詩歌創作中綺靡柔弱的傾向?！坝烂黧w”對律詩的形成及后來的駢文、詞、曲等文學形式的產生和發展，均有深遠影響。

而后齊、梁時代以沈約作為領袖和倡導者的“齊梁體”由此大行其道，不但講究聲律，崇尚對偶，詞藻華麗，而且內容貧乏，流于浮薄淫靡。尤其梁代的“宮體”，由當梁簡文帝肖綱所倡導，并形成于宮廷而得名。其詩多描繪聲色，表現閨情，內容淫穢，形成綺靡，以填補宮廷生活的空虛?！读簳?簡文帝本紀》曾載簡文帝自言：“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于輕靡，時號‘宮體?！倍箅S著社會生活的日益廣闊與復雜，從北周起，即已有提出文體改革的要求，但至初唐，才出現變革的氣象。初唐“王楊盧駱”及陳子昂反對齊梁“彩麗竟繁而興寄都艷”之風，標舉漢魏“建安風骨”，可以說是一種因果的必然趨勢了。

二、唐代復古文風

而談到唐代復古主義，首先不得不提在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二首中“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钡摹俺跆扑慕堋??！杜f唐書·楊炯傳》稱“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杰”?！巴鯒畋R駱”力圖改變齊梁以來“宮體”的影響，他們的作品風格清峻，初具雄偉氣勢，雖未能脫盡齊梁浮靡詩風、綺麗習氣的影響，然而對唐代文學風氣的轉變；對韓柳的變駢文為散文的文體改革“古文運動”，都起到了積極的先鋒作用。接著又有陳子昂力倡詩風革新，并“疏樸近古”，以自己樸素明朗的論事書疏之文，試圖擺脫駢偶體裁的桎梏；肖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等則繼其后，從理論上或在寫作實踐中，致力于散文革新，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對后世影響深遠的，韓愈、柳宗元等領導的“唐代古文運動”，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前導作用。

唐貞元、元和前后，面對藩鎮割據、佛道熾盛。朋黨紛爭于內、異族侵擾于外的形勢，以韓愈為代表的一些較開明的士大夫積極宣傳儒家道統，企圖通過恢復儒家的正宗地位，穩定和鞏固唐王朝中央政權的統一?！疤拼盼倪\動”借儒學復古運動的旗幟，在文體上恢復先秦兩漢文風，試圖擺脫齊梁時興起的華麗、尚對偶、講音律的嚴重束縛思想的自由表達的駢偶體裁的桎梏。其大張文體改革，鼓吹“文以載道”、“文以明道”，要求用儒學之“道”去充實“文”的內容。在倡導古文運動中韓愈提出的“文以載道”的文學主張，是要求文章宣揚儒家“古道”，并強調作家主觀道統修養的重要性，以力圖恢復儒家在思想領域里的壟斷地位。此論雖表現明顯的落后性與局限性，但它要求文章內容充實，言之有物，并致力于推陳出新。這對于結束魏晉以來形式主義的駢體文的統治，促進我國古代散文的健康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后柳宗元在倡導古文運動中又提出了“文以明道”的文學主張。古文運動在表現形式上，雖以秦漢文章相標榜，但又強調“惟陳言之務去”、“文從字順各識職”，力求創造一種融化古人詞匯語法而又適于反映現實、表達思想的文學語言，并用這種新穎的文學語言創造一種自由流暢、直言散行的新的形式。這種切合實際的文體主張適慶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又有韓愈、柳宗元等人在寫作實踐中取得的杰出成就，一時間在文人中互相支持，彼此呼應，形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運動。

提倡“即事名篇”，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

作”的白居易、元慎為代表的詩歌革新運動“唐代新樂府運動”，雖是以“新”對“古”的，但它首先是在繼“古”的基礎上倡“新”，其推崇的文學實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古文運動的必然影響?！霸住币蜃灾菩骂}以寫時事，故與古題樂府相對而稱“新樂府”。建安時三曹等曾用樂府來寫時事，便襲用古題。唐代偉大詩人杜甫進面“因事立題”，初露新東府端倪，卻未形成一時風氣。至唐貞元、元和時期，張藉、王建、白居易、元慎等目擊朝政腐敗，為描寫民生疾苦，匡救時蔽，深感沿襲古題樂府已不能適應時代要求，遂在繼承樂府詩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的基礎上，提倡“即事名篇”，興起了著名的新樂府運動，開創了“元和體”詩風。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要求所作詩篇，“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欲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辭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偠灾?，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鞭k求使詩歌的內容與形式同生活取得密切的聯系。其作多能反映不時社會的真實情況，以揮文學的積極作用，并使唐代詩歌得到新的發展。

韓、柳、歐、三蘇、王、曾，因作品被明代茅坤選輯人《唐宋八大家文鈔》而得名“唐宋八大家”。其創作思想，主張實用，反對駢體，對后世散文的發展影響極大。唐代復古主義不僅有力打擊了風靡三百年的綺麗柔弱的文風，而且直接啟示了北宋的文學革新運動，開創了我國文學史上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在我國文學史上影響極為深遠。

三、宋代復古文風

一直到宋時，道學家亦打著“文以載道”的旗號，但其“文”只是指語言文字本身而非文章，其“道”只是指心性義理之學。他們重道輕文，甚至認為“作文害道”，把文只是當作傳達道學家思想的簡單工具，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學的存在，對后世產生消極影響。如朱熹就強調“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而“文以明道”也為宋人承襲，它更廣泛的針對六朝及五代文學遺風，要求革除綺靡，注重思想內容，表現了作者對文學的社會的作用及文學的內容與形式關系的基本見解。這一主張不僅成為唐宋古文運動的一個有力口號，而且對后世亦產生了深遠影響。北宋人還將韓愈詩歌中的一種藝術手段概括為“以文為詩”。出自陳師道《后山詩話》的“以文為詩”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為詩；二是以議論人詩。后人對此，特別是對以議論入詩一直存有爭議。一種意見認為。詩文各有體格，以文為詩，則會喪失詩的本色，必然導致概念化。另一種意見主為，以議論人詩并不排除詩要用形象思維，關健在于是否善于議論。又認為，以文為詩，突破了詩的舊界限。開拓了詩的新天地，不僅對寧詩新風貌的形成有積極影響，直到今天仍不失為一種有生命力的藝術手段。

前面談到，復古主義的產生必有其成因，更確切的說是必有其所反對的對象。這恰好似唐代先有齊梁留承的駢驪時風。故而才形成其反對派的擬古風一樣。擬古是借題發揮的手段，反對時風才是目標和目的。宋代復古也是如此，起因也是反對當時風靡文壇的一種時風。晚唐五代浮艷、雕飾的文風盛行，在宋初演成了一種叫“西昆體”形式主義詩風。代表作家如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西昆本指西方昆侖山，傳為古代帝王藏書之地。身為朝臣的楊、劉、錢等人因經常出入宮中藏書處，遂將彼此唱和之作編成《西昆酬唱集》。西昆體即由此書而行名。其詩主要歌唱內廷侍臣優游生活，又專從形式上摹擬李商隱，摭拾典故，堆積詞藻。講求對偶，以華麗的形式和悠揚的聲韻掩飾其貧乏的內容。

在西昆體這種形式主義風靡文壇時，為使唐代詩文進步傳統不致中斷，并與結束割據紛爭后趙宋王朝中央集權制的需要相適應，由柳開等人所倡導，后為歐陽修、王安石等人繼往開來的詩文革新運動，“宋代復古主義運動”及時出現了。先有柳開、穆修、王禹僻等人極力倡導儒家道統，宣揚文道合一，并以韓愈為宗師，要求恢復韓、柳古文傳統。后至北宋中期，文壇領袖歐陽修及詩人梅臣、蘇舜欽以更大的規模，繼續推行詩文改革達三十余年。后又經王安石、蘇軾等著名文學家的不斷深入，終使散文走上了平易暢達、反映現實生活的道路，也為宋代詩歌豐富多彩的特殊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其實秦、李的“婉約派”也好，“蘇辛”的“毫放派”也罷，都可以說是對西昆體的一種無形批判。這時還有一個“江西詩派”也貶反西昆體，為江西詩人黃庭堅所倡導。其以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而得名，但此派作家并非全為江西人。代表作家有黃庭堅、陳師道、呂本中、晁沖之、韓駒等。陳與義雖未被列入宗派圖內，卻被后人推為江西派重要作家，并成為以杜甫為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的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之列。此派詩人雖反對“西昆體”，但他們卻錯誤地認為晚唐詩風及西昆體的弊病主要在于讀書不多和缺乏技巧，故在詩歌創作中“搜獵奇書，穿穴異聞”，強調“無一字無來處”；崇尚瘦硬，創制拗律；又提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說，每襲用前人詩意，略改其詞，則以為工巧，致使摹擬剽襲，既未能脫出形式主義的泥坑，還對時風造成不良影響。

而“妙悟”之說則由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薄拔颉睆亩U家“頓悟”、“漸悟”代來，用以喻詩，有兩層意思；一指第一義之悟，即學習漢、魏、晉及盛唐之詩，要求遍觀熟參之后，“醞釀胸中”，自辨其真是非。二指“透徹之悟”，即不以文字、議論、才學為詩，重在“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不中之月，鏡中之象，主有盡而意無窮?！币笤姷男蜗笈c意境，不露痕跡，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由此，又創“別材別趣”之說，接觸到藝術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區別。但此說不是把藝術當作客觀世界的反映，而看成是主觀上對前人作品“熟參”的結果，錯把流當成了源；同時也帶有唯心主義和神秘色彩，對后世創作理論起著明顯的消極作用。此后，明七子擬古主義宗其第一義之悟，清王士稹的“神韻說”又取其透徹之悟。

四、明代復古文風

無獨有偶，和明永樂至成化年間出現一種與宋初“西昆體”有些類似的官僚文風。因形成于上層官僚問，故名“臺閣體”。明王朝建立后，在最高統治者的直接倡導下，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的臺閣體長期統治文壇。代表作家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曾先后拜相，時稱“三楊”。其詩多逢迎應酬之作，藉以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形式上詞氣安閑，雍容典雅，遂為當時利祿文人紛紛仿效，成一時之風氣。

和唐宋復古一樣，有不良風氣就會有反對者。茶陵(今屬湖南)人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應運而生。李東陽在文學上主張宗唐法杜(杜甫)，企圖以此糾正“臺閣體”的雍容典雅和呆板平庸，但因主要著眼于體制、音節、聲調等形式方面，且其主要成員多坐擁權位，遠離人民生活，故其詩文不僅未以能擺脫“臺閣體”的影響，而且叉開前后七子擬古主義之先河。

隨著朝政的日益腐敗及其引起的尖銳階級矛盾，不少詩文作者遂對這種雍容典雅、粉飾現實的文風深為不滿。但因他

們同樣脫離現實，遂以“復古”相對抗。明弘治、嘉靖時期興起了繼唐宋復古之后的有一次大型的詩文擬古運動“明代復古主義運動”。弘治、正德年間，先有“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楨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以李、何為其領袖。其文學主張雖不完全一致，但大都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重視摹擬。希圖從氣勢闊大的秦漢散文、音節激昂的盛唐詩歌中尋找寄托，得到鼓舞。其在當時雖有反“臺閣體”的積極意義，但形成了嚴重的擬古風氣。嘉靖、隆慶年間，又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后七子”繼之而起，以李、王為其領袖。他們繼承前七子的擬古主張，“是古非今”，倡導“格調”、“法式”，強調從形式上摹擬、剽竊古人。他們相互標榜，聲勢頗大，把復古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此一運動持續百年之久，雖在打擊臺閣文風面具有一定積極意義，但因盲目復古，以格調、法式等方面的模擬代替對文學遺產的合理繼承，依然走上形式主義道路，對文學創作產生極為不良影響。受其影響的最先是“唐宋派”，其代表人物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十分推崇唐宋散文，并以其作為學習典范。筆者在上何志軍老師的課上，正好看過歸有光的一篇八股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明時八股屬時文，但歸氏此文含古文之風。這從文后方苞的“以古文為時文，自唐荊川始，而歸震川又恢之以閎肆。如此等文，實能以韓歐之氣達程朱之理，而貂合于當年之語意，縱橫排蕩，任其自然，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巳?！钡仍u論就可見一斑。孫家富主編的《文學詞典》內有記歸氏主張“文從字順”，走韓愈、歐陽修散文“平正通達”之路，但他在文風上卻反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擬古剽竊之風，以一窮鄉老儒痛斥當時文壇盟主王世貞一派為“妄庸巨子”。讀其文，果然應證如是。歸氏這篇八股時文卻以古文寫就，平正通達，雖有排偶但不失古文之平易清通，且毫無“文必秦漢”擬古剽竊之風。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為代表的“唐宋派”，對于復古派前后七子的模擬之風提出尖銳的批評，其宗旨就是要把當時的散文創作納入文道并重文辭暢達的唐宋古文的軌道。歸氏用古文而非擬古剽竊，以古文為時文，正與歸氏的文學人格相符合。韓、歐散文以文從字順的要求，摒棄了怪奇的文風，能雄奇暢達，在平常中見雋遠，增加了散文的節奏感和情韻之美，并將古文筆法融入文寫作之中，開創了宋代四六文的新體式。在散文的創作方面，將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統一起來，強調作品必須有作者個人的特色，藝術風格必須有獨創性，反對因襲模仿。因此他雖然標榜學習韓愈，但能自成一家，創造出一種與韓文不同的散文風格。韓、歐作為唐宋古文運動之主將，二者對后人及歸有光等的文學風格的影響和作用非常明顯。

唐宋古文在形成上形成規范，有技有法，可供學習摹擬。明代時文受古文影響，而古文亦受到時文的影響。不過，有趣的是，兩者所受到的評價是不一樣的，前者得到普遍接受與肯定，而后者則被貶斥批評。這種現象其實反映出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美學觀念。在中國古代不同文體之間的互相融合是有一定規律的，文體有古今、正變、雅俗、高下之分，在宋代以后，出現破體的通例：即以古體融入今體，以正體改造變化，以雅體提高俗體。反之則為失敗。所以以詩為詞勝于以詞為詩，以古人律勝于以律為古，以古文為時文勝于以時文為古文?！耙皂n歐之氣，達程朱之理”正是明人以古文為時文的最好注腳。唐宋派雖然對前后七子的擬古主義表示強烈不滿，主張學習唐宋文章法度，所作應“皆自胸中流出”，以見“本色”，但因從道學家的立場立論，故又有極大的局限性。這一點與宋時道學家亦打著“文以載道”的旗號做的那一套有些相似。

明后期出現了反對擬古的“公安派”?！叭?為今湖北公安人)所持文學主張與前后七子針鋒相對，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發展觀點，推崇“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對“依傍古人”。所寫散文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以清新活潑豐富了散文的表現方式，開拓了我國小品文的領域。但其內容多為閑情逸致，流于浮薄而缺乏深厚社會意義。其末流更是追求身邊生活情趣，玩物喪志，視文學為小品玩物。

而后又有與“三袁”同出湖北的、南齊“競陵八友”的同鄉鐘惺、譚元春等“競陵派”(今湖北天門)，文學主張與公安派反對擬古、抒寫性靈的觀點基本相同。但卻嫌“三袁”作品有淺薄之弊，一味孤、奇、僻、怪，走“幽深孤峭”的風格。故其文作多流于艱澀，比公安派更脫離現實。

其間其后還有一些詩派也加入這場持久戰中。如主張較近前后七子宗嚴羽“妙悟”之“第一義之悟”的“格調”論的以沈德潛為首的“格調說詩派”；從嚴羽“妙悟”之“透徹之悟”的王士稹為首的“神韻說詩派”；對七子擬古不滿，批評“神韻說”、“格調說”，主張較近公安派以袁牧為首的“性靈說詩派”；有鮮明復古主義色彩的翁方綱為首的“肌理說詩派”等等。這里主要談散文，詩派之爭且不詳談了。

五、清代復古文風

而談到清代復古主義，不得不提在清代中、末葉文壇上影響極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其開創者方苞及承前啟后的人物劉大櫆、姚鼐均為桐城(今屬安微)人。有吳嘉賓、歐陽兆熊、梅曾亮、管同、姚瑩、方東樹、曾國藩、吳汝綸、黎庶昌、林紓等。以古文正宗自命，主張學習《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八大家古文，但依傍道統，以宣揚程朱理學和封建正統觀念為職志。其文學理論以“義法”為核心，強調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并重，講究語言“雅潔”，并以陽剛陰柔辨析文章風格。其作主要是些應用文字，尤以碑志、傳最多。雖文理清順，但內容貧薄，充滿陳腐說教。五四運動前后，其末流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反對勢力。

其后惲敬、張惠言等陽湖(今江蘇武進)人開創的“陽湖派”，雖師曾“桐城派”，但又不滿桐城派古文的清規戒律，嫌其取路狹窄，內容貧瘠，不足為法。主張模擬古人，不限一家，應參以諸子百家之書。故文章語言工麗，文風較為恣肆。

清道光以后，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為倡導者的詩歌流派“宋詩派”，在創作上主張學習蘇軾、黃庭堅，再進而學習杜甫、韓愈，企圖以此改變摹擬對象，挽救前后七子以來封建正統詩文所面臨的危機。雖強調“性情”與“學問”，實為儒家的道統修養和孔孟程朱之學，還是沒能脫離宋道學和明“唐宋派”的桎梏。故其作多遠離現實，或為官場應酬、山水景物文字，或是封建士大夫情懷之嘆唱。

而興起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近代資產階級的“近代改良主義文學運動”是當時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的組成部分。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夏曾佑等主張文學應適應時代的要求，極力宣揚文學的社會作用。他們在創作實踐中，曾沖出桐城古文駢文和八股文的藩籬，創造了一種淺易流暢、名為“新民體”的新體散文；又倡導“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藉此作為宣傳武器，擴大影響，爭取群眾，為改良主義政治運動服務。雖然這在提倡變革、促進思想解放方面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力量弱小，加上中國正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歷史特點，使這場運動帶有很大的軟弱性，以致隨著新的革命的興起和發展，逐漸成為革命文學運動的對立面。在這一點上，其與“桐城派”的末流在五四運動前后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反對勢力，是非常相似的。

六、結語

而與古文對峙了多個世紀的駢文，經過唐、宋兩次古文運動的打擊，便一蹶不振。駢文以對仗排偶、隸事征典、詞藻華麗為特征，是一種古典形態的美文。清初文人以駢文為寄托才情的文事，從而揭開了駢文復興的序幕。到乾嘉時期駢文大盛，形成與桐城派古文對抗的局面，這既與清代社會環境的壓抑、文化學術思潮的復古傾向有關，也和其后漢學興盛的學風有關，駢文作家中許多著名的學者，如汪中、阮元等為駢文力爭正統地位。但從當時發生的駢文與古文之爭論看，卻反映出駢文復興之文學底蘊，就是要求恢復文章藝術之美。盡管這種古雅的文體對作者和讀者都要求有更高的學識和文學素養，但在清代畢竟又盛行一時，而且經過爭論產生了不拘駢散之論，更不失為唐宋古文運動之后的一種歷史補償，對后來的文章，如梁啟超之新文體，也有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