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世界中的和諧社會思想

[摘要]系統的經濟理論發端于經濟學家對市場秩序的研究，對市場秩序作出解說的最基本的經濟理念是均衡思想。新古典理論曾圍繞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對市場供求、價格確定、廠商規模等問題展開過深入的探討，福利經濟學曾從競爭均衡角度對帕累托最優展開過論證，制度分析理論則側重于制度對經濟運行及其秩序的考察。經濟理論對均衡的分析和研究，反映了經濟學家對市場機制、要素使用、利益分配、宏觀調控等資源配置功能的關注，但無論是以市場機制和要素使用而言，還是就利益分配和宏觀調控而論，這些理論都涉及經濟社會的和諧問題。經濟理論所蘊涵的有關和諧社會建構的思想，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構成了其他學科研究社會和諧問題的理論基礎。因此，對和諧社會作出經濟學理解，存在著學理分析的價值。

[關鍵詞]和諧社會均衡帕累托最優制度

[作者簡介]何大安(1957－)，男，安徽省安慶市人，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學現代商貿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投資、理性和非理性決策、政府規制、商貿流通等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9)03—0056—09

一、引言

綜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文明史，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及思想意識形態等能否處于和諧狀態，是與社會經濟運行秩序息息相關的。在社會和諧之于政治、經濟、文化等的規定性中，經濟運行的良好秩序是社會和諧的最主要的基石。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之唯物史觀的理念，在理論上給我們理解和諧社會開啟了以經濟學分析為基礎的認識路徑。經濟理論在邏輯和實際兩方面考察經濟問題所涉及的有關社會和諧的研究，是經濟學家特有的一種理論認知。

以市場秩序的規范分析而言，自斯密提出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選擇原則到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形成，是一部有關如何規范微觀經濟活動才能達到社會福利最優的理論分析史。瓦爾拉斯以供給、需求和價格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一般均衡思想，使理論研究對經濟運行良好秩序構建的系統性火花得以閃爍，而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理念則驅使著經濟學家為不斷規范選擇行為和完善社會福利而進行理論探索。就人的選擇行為而論，從“理性經濟人”概念的提出到紐曼和摩根斯坦運用邏輯和數學工具創立著名的期望效用函數理論，再到阿羅和德布魯將這一理論納入瓦爾拉斯的均衡分析框架，經濟學家對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行為提出了一系列可供人們進一步研究的范式。誠然，新古典經濟學的以上理論邏輯或推論，曾受到過非主流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一些批評，但總的說來，這些理論關于如何構建市場秩序和規范選擇行為、進而實現均衡和福利最優的理論見解，則明顯包含著和諧社會要求經濟領域有序和穩定的思想內容。

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系統化催生了以資源配置為對象的福利分析，福利分析在使“共同利益”理念滲透于宏微觀經濟分析之中的同時，也使包括理論研究和政治決策在內的上層建筑共同關注利益分配、要素使用、持續發展等有可能對社會經濟和諧發生影響的問題。但由于新古典經濟理論以制度既定假設為分析前提，該理論并不能完全切合實際地描繪出實現社會生產、交換和分配之和諧的一般圖景。于是，經濟學家開始關注制度安排對經濟運行及其秩序的影響等問題。制度經濟學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基礎上的深入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將“要不要在經濟分析中引人制度因素”推進到“如何進行制度選擇”的研究。對制度選擇的理論討論，通常會涉及制度的質量，當經濟學家堅持高效率的制度是有序的經濟和政治環境的基礎這一理念時，他們對制度質量的討論便涉及了經濟社會的和諧問題。

事實上，不管經濟學家怎樣聲稱自己的理論試圖解決何種經濟問題，也無論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研究對象持何種觀點，經濟社會的和諧問題始終是不同經濟學流派的理論研究的歸宿點。馬克思曾依據勞動價值論對無政府主義的市場秩序導致社會勞動巨大浪費的經濟危機進行過批判，運用剩余價值論揭示過社會不和諧的經濟根源，該理論明顯包含著只有建立合理分配社會總勞動的計劃經濟才能實現經濟和諧、進而實現整個社會和諧的思想。站在拯救經濟危機立場來給資本主義制度開藥方的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和就業不充分會導致經濟社會的不和諧，政府只有通過行之有效的財政政策，鼓勵投資和拉動需求，才能保障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針對西方國家出現滯脹引致經濟和社會不和諧發展的現實，弗里德曼曾構造貨幣需求函數，來論證政府用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干預經濟以達到社會和諧的可能性?？傊?，自斯密開始至今的一大批作出過重大理論貢獻的經濟學家，甚至包括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都曾在不同程度和范圍內，運用自己的理論對經濟社會的和諧問題發表過見解。

經濟學理論與政治學、社會學理論的相互交融的有關社會和諧的分析和研究，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應如何構建和諧社會的畫面。然而現實表明，構建和諧社會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就中國現階段的情況來說，體制轉軌有可能會引發的社會不和諧，突出表現在市場秩序、利益均衡、宏觀調控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和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等方面。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它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筑；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協調作用過程，和諧社會這種系統的規定性，決定著這一系統工程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的系統性。作為對經濟理論最重要之思想結晶的一種概括，梳理出經濟理論中有關經濟社會和諧的學術觀點并作出相應的評論，或許在理論上能夠對建構和諧社會提供一些思想材料。

二、均衡理論中的經濟和諧思想

經濟學從古典走向新古典的最重要的理論標記之一，是產生了以“看不見的手”為理論基礎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概括來說，經濟均衡的表現形式或終極狀態是社會的生產和需求相等，早期經濟學家在解說均衡時，通常以交易主體平等、買賣不存在欺詐、價格體現供求關系乃至于不存在壟斷組織等為條件。后期經濟學家大多將具有這些條件的市場理解為一種能實現均衡的市場秩序，其功能是能致使個人或廠商以收益最大化為原則而進行理性的投資選擇，各要素在這樣的市場秩序下能實現高效率的流動；同時，如果政府能審時度勢地制定適合經濟實際的制度和政策，這樣的市場秩序便有可能使經濟增長繞避經濟周期而持續。均衡理論強調市場秩序對選擇行為和經濟運行的作用，其立論依據是建立在“個體追求私利有利于社會共同利益”之理論基點之上的，其邏輯結論是均衡可以消除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等不穩定，如果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等重大制度和政策正確，社會矛盾就會大大減少，經濟社會就會出現和諧的局面。

瓦爾拉斯(Walras，1874)在《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所闡述的一般均衡理論，是試圖對前

輩經濟學家關于“個體決策為何不會導致社會混亂”這個理論命題作出一種數學模型的證明。就均衡理念被經濟學運用的最實質性的含義而論，均衡是表示一個沒有“內生變動趨向”的點，這個點通常反映靜止或穩定的狀態特征?？梢哉J為，經濟均衡理論是在關注預期分析的基礎上對這個點展開生產、交換及其對策研究而發展起來的。但無論是一般均衡分析還是局部均衡分析，經濟學家尋找均衡點的目的，都是為解說如何才能實現宏觀經濟效益最大化作理論依據的。一國宏觀經濟效益實現程度的高低，是經濟社會能否實現和諧的基礎，圍繞均衡來討論經濟效益是經濟學特有的理論魅力。

均衡理論關于生產和交換怎樣才能實現均衡的分析，是對人與自然物質之間的市場關聯的研究。如果把均衡理論擴大至整個社會層面來理解，我們可否將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也理解為存在某種均衡過程的約束呢?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系統，但自瓦爾拉斯開始到現代經濟學，幾乎所有的均衡分析理論都是將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的關聯作為一種既定前提來看待的。當然，出于對經濟問題之數量分析的考慮，經濟學這種抽象處理方法自然是科學的，但當我們把和諧社會的建構過程看成是一種均衡過程的實現時，我們將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聯看成外生變量便顯得有些狹隘了。從建構和諧社會的角度來看，人與自然之間涉及的是物質文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精神文明，人與社會之間的秩序是法制文明，這三大文明是和諧社會的基本內涵(田國強，2007)。如何以均衡的觀點來理解和諧社會的建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按照一般均衡理論的分析思想，市場出清通常意味著價格調節能使社會生產和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達到平衡，要素供給以及與此相對應的資源配置機制能發揮出調節生產和需求之數量均衡的功能。以此而論，一般均衡理論所蘊涵的涉及經濟運行和諧的思想，揭示了人們的價格預期對未來行為在生產和需求方面有可能出現的和諧一致。經濟學家對生產和交換之均衡的概要描述是：消費者對第i種最終商品的需求量x_i與固定技術系數a_ij的乘積的集合，應等于第j種原始資源可用的數量r_j。對于這種線性方程式的一般均衡解說，一些經濟學家對它無解的批評(Zeuthen，1932)，實際上是認為經濟系統中生產和交換一般均衡的實現要涉及其他影響資源配置的變量及其非線性組合，也就是說，社會經濟運行的和諧或均衡必須考慮到其他配置條件。撇開經濟理論有關一般均衡及其實現條件的學術爭論，單就這些爭論給我們的啟迪而言，一般均衡理論對推進我們建構和諧社會的理論探討會有所幫助。

經濟系統中影響生產和交換一般均衡的其他變量究竟有哪些?決定社會發展的資源配置機制究竟會呈現出什么樣的非線性組合形式?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對和諧社會建構的研究。建構和諧社會不僅需要高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也需要協調人與社會關系的公平公正的法制機制和規范人與人關系的誠信機制等。致力于數量模型研究的經濟學家或許會對這些機制之間錯綜復雜的非線性組合關系望而生畏。其實，理解和諧社會中的人與物質、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自然性或社會性關聯，關鍵在于對這些關聯之互動過程及其作用的揭示，并不一定非得通過數學模型將這些關聯中的所有因素以變量組合形式加以描述。一般均衡理論給我們建構和諧社會的啟迪是：可以仿照該理論以價格變動作為解說供給和需求逼近平衡的解釋性變量的分析方法和路徑，我們也可以將“人與物質的關聯”作為解說“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關聯能否達到和諧的集合性解釋變量。當我們對社會和諧的建構展開這種理論抽象層面的研究，并進一步深化這一研究時，經濟學的一般均衡分析，則應屬于和諧社會這種一般均衡中的局部均衡分析了。

和諧社會建構中的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和法制文明的基礎。經濟學有關物質文明如何作用于精神文明和法制文明的分析和研究，相對集中或側重于分配領域。社會分配問題的宏觀層次的經濟學解釋是資源配置問題，當經濟學家將資源配置及其效率為核心來展開涉及分配問題的理論探討時，社會福利問題便成為其理論關注的焦點。福利經濟學在經濟理論體系中的相對位置及其與其他經濟學分支的學術關聯，提醒我們有必要對其所蘊涵的有關和諧社會的思想展開分析。

三、福利經濟學關于和諧社會建構的思想

在經濟運行領域追求經濟和諧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特征性假設，是市場上不存在壟斷以及所有個人或廠商都是價格的接受者，價格調整會使供給和需求相等。但當經濟理論分析將最終消費者引入這一競爭均衡模型時，便在分配上關聯到了全體社會成員的經濟利益的和諧問題，即競爭均衡能不能導致“經濟系統不存在使社會成員處境變得更好之替代”的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最優是一個追求“經濟利益和諧”從而為整個社會和諧提供理論依據的經濟學范疇，這個概念在運用于人與物質的經濟分析時，常常會折射于人與人、人與社會等關系的研究?？梢哉J為，凡是探討社會和諧的理論分析，都會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涉及到這一經濟學范疇。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試圖通過理論研究所期望達到的一種經濟和諧狀態，但針對實現這一狀態之途徑的討論，卻引發了有關充分競爭會不會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以及經濟運行究竟需不需要政府干預的爭論。作為理論經濟學一個重要分支的以資源配置為分析對象的福利經濟學，主要研究了以下幾個問題：(1)競爭是否會導致實現社會和諧之共同利益的結果；(2)限制市場機制而主要由政府來實施分配方案。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社會的共同利益；(3)是否存在著一種源自私人利益的途徑，使得政府干預或市場機制能夠讓資源配置的結果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第一個問題源自斯密“‘看不見的手會致使個人在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同時增進社會利益”的思想，這一思想經由瓦爾拉斯對價格調節會使供求平衡的論證而成為一般均衡模型。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的加深和拓寬研究(Lerner，1934；Lange，1942；Arrow，1951)。使其成為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福利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理論承接關系。

在經濟學由古典向新古典過渡的理論演繹中，經濟學家開始跳越“共同利益由最大化國民生產總值定義”的傳統分析框架，而進入包含帕累托最優的現代解釋的研究。庇古(Pigou，1920)有關“私利任意發揮會產生大量國家紅利”的論述，馬林沃德(Malinvaud，1972)所闡述的“廠商若是利己的價格制定者則競爭均衡便是帕累托最優”的論述等，是從競爭均衡與社會福利關聯的角度，描述了沒有壟

斷的經濟體系中的廠商和個人的生產向量和消費向量能夠通過競爭來實現預算內的生產約束和消費約束的最優化。這里的最優化是一個共同利益概念，它涉及經濟體系、進而關系到社會的和諧問題。福利經濟學對斯密和瓦爾拉斯思想的現代解釋，已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越出了對人與物質相互關系的單純的經濟分析邊界。這是因為，共同利益所蘊涵的帕累托最優狀態的n個最優解，通常會波及人與人、人與社會等的關系層面；從經濟領域拓寬至社會領域來考察，當人們的收入水平面臨現有的價格體系而支付有余時，社會就有可能出現經濟和諧狀態，而經濟和諧會引致政治、文化及思想意識形態的和諧。

福利經濟學是在不斷追求理論盡可能適合實際的過程中發展的。面對囿于斯密和瓦爾拉斯思想的早期福利經濟學忽略了諸如壟斷、分配、消費者偏好、公共品等的抽象理論，尤其是針對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所忽略的分配問題，經濟學家在討論究竟是實行計劃統制經濟還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更有利于解決分配不公平的爭論中，引出了福利經濟學的第二定理：如果廠商和個人是價格的接受者，在規定適度的一次性總付稅和轉讓的情況下，競爭機制仍然可以導致帕累托最優均衡。這個定理逐步逼近現實的分析，不僅使經濟學在宏微觀領域大大拓寬了對社會和諧問題的基礎研究，而且也使政府決策機構高度重視經濟理論的規范分析對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于是，經濟理論開始關注社會共同利益的實現途徑，討論社會分配方案的實施究竟是依靠市場機制還是主張政府干預等問題，即前文所指出的福利經濟學研究的第二個問題。

社會共同利益的實現途徑，不單純是一個生產和交換的經濟利益的和諧問題，它是人與物質、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的系統關聯?；蛟S是經濟學家敏銳的眼光看到了經濟和諧對于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他們通常注重于從一種源自私人利益的途徑，來兼顧性地研究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以期在理論上找到社會共同利益的實現途徑。就如何高效率地支持政府干預的規范分析而論，基于分配政策的利益決策受立法機構控制的事實，福利經濟學主張利用政府干預來調節競爭機制以達到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然則，經濟系統在某一時空的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往往伴隨著新的問題。依據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如何在眾多的帕累托最優中選擇最恰當的收入分配方案呢?這個問題催生了福利經濟學的第三定理，即阿羅定理或阿羅社會福利函數(Arrow，1963)；盡管阿羅社會福利函數具有苛刻的假設條件，并且具有極強的抽象性，但它關于偏好轉變之于帕累托最優狀態下實現共同利益最大化分配的條件論述，卻在一定程度上關聯到了經濟社會的和諧問題。

福利經濟學分為理論和應用兩大部分，以資源配置在福利經濟學中的靈魂作用而言，其理論部分主要由論述生產形式的第一、第二定理構成，其應用部分主要由論述分配形式的第三定理構成，但無論是理論部分還是應用部分，探尋帕累托最優的生成和實現，始終是福利經濟學的核心內容。眾所周知，帕累托最優是經濟理論中最能普適性揭示經濟和諧的范疇，運用這個范疇來解析任何層面的經濟問題，都會聯系到社會和諧問題的某些重要側面，例如，福利經濟學有關“投票選擇分配政策”就涉及了帕累托最優。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福利經濟學明顯包含著建構和諧社會的思想底蘊。當我們將帕累托最優看成是所有經濟理論或所有經濟學家力圖實現其理論抱負的最高境界時，或者說，當我們將帕累托最優理解為各種經濟理論顯性或隱性期望達到的學術努力的終極目標時，我們對其他經濟理論所蘊涵的建構和諧社會之思想的認識，也許會深刻一些。

四、制度分析理論中有關制度協調與社會和諧的思想

現代經濟學狹義地判別某一經濟理論是否具有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依據在于該理論是將制度作為內生變量還是作為外生變量的處理方法，而不是單純取決于該理論是否對制度問題進行過討論。其實，制度經濟學與制度分析理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制度經濟學是在制度不既定假設上討論要不要重塑制度及其機制和怎樣建立制度，并討論制度執行的質量和效率等，而制度分析理論則通常不是在制度既定或不既定的嚴格假定的前提上討論制度問題。因此，從兩者的內涵和外延來考察，制度分析理論都要比制度經濟學寬泛一些。另一方面，聯系和諧社會建構所涉及的人與物質、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覆蓋面來看，制度分析理論的研究內容通常也超出了制度經濟學。界定制度分析理論與制度經濟學的上述區別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散落在其他經濟理論中的有關和諧社會建構的思想脈絡，又不至于忽視對制度經濟學之相關內容的認識。

以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廣泛涉及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如前所述，馬克思曾依據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再生產理論和經濟危機理論等揭示過資本主義社會不和諧的經濟根源，但這些理論所闡述的只有建立合理分配社會總勞動的計劃經濟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的思想，在很大程度和范圍內是以制度分析為背景的。首先，他以勞動二重性為理論基石，精心論證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勞動力有可能商品化的前提條件，并在他前期著作《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基礎上，以符合其辯正邏輯的思路，解說了勞動力商品化在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現實性(馬克思，1867)；其次，他通過對剩余價值生產和分割的資本主義制度化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主體和行為的系統關聯、(馬克思，1867，1847)；再次，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無序性，他通過對社會總勞動(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配的思想，解析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經濟不和諧的制度性原因(馬克思，1894)。很明顯，馬克思的研究是以資本主義制度既定為分析前提的，這同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存在著一定的差別。

在筆者看來，馬克思的經濟思想與帕累托最優范式有著暗合的地方。從社會生產角度來考察，馬克思關于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投資和消費必須平衡方能不造成社會勞動浪費的思想(馬克思，1885)，大體上與生產競爭均衡要求投資和消費不會導致“社會成員處境變得更好”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是相一致的，盡管這兩種思想賴以產生的分析基礎不同。從社會分配的角度來考察，在考慮到分配蛋糕不斷增大的情況下，馬克思曾運用制度不既定的分析方法，認為公有制度在能夠大力發展生產率的同時，實現由“按勞分配”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轉變(馬克思，1875)。在馬克思的視野中，“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實現條件是生產率充分發展下的資源最佳合理配置(社會總勞動的合理分配)，這同福利經濟學圍繞帕累托最優來討論資源和收入分配如何才能實現高效的分析，有殊途同歸的理論脈絡。當然，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與其他經濟學家的理論在分析方法上存在著很多區別，但這些區別并不能否定他們在制度分析方面對如何才能

實現經濟和諧，進而實現社會和諧的某些共同點。

筆者之所以認為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包含著大量的制度分析內容，乃是因為其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論述中，有著大量的關于所有制、技術、權利以及政府作用等所形成的制度分析內容。一般來講，不運用個人主義方法論和不重視市場機制是制度分析的理論特征，例如，凡勃倫(Veblen)、康芒斯(Commons)等人均認為，實際經濟是技術和制度的函數，他們強調資源配置的最大力量不是市場而是各種經濟組織。制度分析理論將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歸結為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利—結構的思想，實際上是在解說經濟運行復雜格局形成原因的同時，著重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部分回答了如何才能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和諧問題。因為，這種制度分析理論更深層次的主題包括社會變化、社會控制、集體選擇、政府職能等方面的內容，而高效率的經濟運行必須以這些行為過程的協調為條件。撇開經濟學關于什么力量決定供求變動之函數的爭論，如果經濟理論研究沿著社會變化、社會控制、集體選擇、政府職能等來展開深入的分析，則社會和諧問題或許會在經濟理論研究領域得到更大程度和范圍的展示。

較之于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就涉及經濟和諧、社會和諧的理論分析脈絡來看，制度分析理論關于資源配置如何才能實現均衡和福利最優的結構分析層面，遠遠超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結構分析層面，它不僅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且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均構成了一個可供選擇的分析框架。不過，這種被經濟學界稱之為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方法論上存在著一定的缺陷。論始求源，這一缺陷可歸結為制度分析理論對個人主義方法論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之新古典傳統的放棄。(新)制度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運用了“資源配置績效依據于個人或廠商行為”的這一個人主義方法論，因而，該理論在研究經濟問題所展現的有關經濟和諧、社會和諧的思想脈絡便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理論貢獻在于引入個人主義方法論，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來進行經濟分析。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思想及其分析框架中，制度作為規則和執行規則的手段，被看成是博弈的規則和博弈的結果。以制度分析的學理而言，科斯以交易成本為基礎的關于企業、市場和價格之間關聯的研究，威廉姆森有關契約、機會主義和資產專用性等有關公司組織的研究，哈耶克將有限理性運用于解釋社會變遷的研究等，均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蘊涵著對經濟活動怎樣才能達到和諧狀態的制度解釋(何大安，2004，2007a，2007b)。就制度安排的類型而論，諾斯(North，1990)把制度劃分為正式和非正式兩種形式，齊默爾曼(Zimmermann，2004)將制度劃分為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則是從不同制度形式的互動來研究經濟運行怎樣才能實現和諧的一種結構主義的思考。在筆者看來，制度經濟學無論是對廠商之間契約關系的分析，還是對政府法律規章等的分析，這些分析在理論脈絡上對中國現階段構建和諧社會都有著一定的理論借鑒作用。

中國的經濟體制轉軌會產生制度的摩擦或碰撞，這些摩擦或碰撞的經濟學解釋會導致大量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廣泛存在意味著制度的不和諧，而制度不和諧則必然引致經濟運行的不和諧。依據制度經濟學理論來觀察經濟現實，市場契約以及倫理習俗等非正式制度要比政府法律規章等正式制度具有穩定性；法律規章的制定、調整和執行對非正式制度要有兼容性。這可以理解成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安排基礎。以中國的情況來說，制度網絡的多層次性和復雜性要求體制轉軌時期所設計的正式制度必須協調于非正式制度，如果法律規章等體系超越社會所能接受的法律等制度執行的約束框架，市場契約以及倫理習俗等就有可能代替法令規章，從而引致制度缺乏效率和質量低下及經濟運行的不和諧。例如，中國現階段有關私營企業經營及產權的界定，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公司法之于契約法令規章，以及公司契約制訂和市場交易行為的規定等，都涉及制度的網絡構成及其機制的協調問題。制度經濟學有關和諧社會建構的理論分析脈絡，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五、結束語

經濟學理論兩百多年來的發展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高度理解為是沿著兩條路徑展開的：一是堅持斯密主義的反對政府干預和不贊成斯密主義的擁護政府干預；二是圍繞資源配置手段的選擇，探討帕累托最優的市場實現方法和制度設計方案。這兩條路徑在經濟理論研究中的擴散，集中反映在均衡、福利和制度等分析領域中。當經濟學家對這些領域進行深入和拓寬性研究時，經濟學世界便產生了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理論、福利分析理論、制度分析理論等等；這三大理論所蘊涵的有關經濟運行如何才能實現和諧的思想底蘊或思想脈絡，對經濟學家研究社會的產業組織、經濟增長、經濟波動、投資選擇和產業結構等問題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當經濟學家對這些領域進一步展開分析研究時，對這些領域的研究結果，也或多或少會產生本文沒有論及，但卻客觀存在的有關經濟社會如何才能實現和諧的思想底蘊或思想脈絡?，F有的經濟理論所包含的經濟和諧思想，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給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理論研究社會和諧問題提供了思想材料，也就是說，經濟理論已成為這些學科探討社會和諧問題時所必須借助的理論平臺。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說和諧社會，應注重從人與物質、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來展開，但基于社會和諧最主要的基礎是微觀經濟活動的協調而這種協調取決于制度安排的事實，對和諧社會展開經濟學意義上的均衡、福利和制度等的分析，理應成為建構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理論窗口。事實上，當我們聯系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交叉來考察和諧社會的建構時，人與物質、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會呈現出更多的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變量的均衡、福利和制度等問題。本文關于和諧社會的經濟學理解，正是基于上述的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之一是“和”字哲學。這一囊括整個社會而非僅指經濟領域的社會性哲學理念，要求我們不能完全囿于經濟的現實或理論層面來討論和諧社會，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唯物史觀，則要求我們必須在寬泛的層面上來探討社會和諧問題。但就中國目前轉軌時期的現狀而論，由制度質量所引致的利益分配和福利問題相當突出。制度經濟學給我們的啟迪是：社會和諧應以法律規章、政策、契約、慣例、倫理習俗等之間的關聯不產生間斷點為標志。倘若中國的制度安排既能兼顧法律規章和政策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影響，又能考慮到慣例和倫理習俗等對法律規章、政策和交易契約等的作用，那么，社會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內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有機統一，將會導致經濟和政治、文化等的有機結合。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以經濟學所包含的經濟和諧思想來作為和諧社會建構的參考依據，也許會更加充分。

(責任編輯：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