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以及改造的故事

蔡 翔

秦兆陽的短篇小說《改造》(《人民文學》1950年第1卷第3期)寫了對地主王有德的改造以及這一改造過程中發生的各種故事。

王有德是個只有“一頃多地的小土癟財主”，但他是三房合一子，“從小嬌養得過分”，按照小說的夸張敘述：“吃飯懶得張口，叫娘給塞塞；穿衣懶得伸手，叫娘給扯扯；穿鞋嫌夾腳，叫娘給捏捏；帶帽子嫌壓頭，叫娘給摘摘；蒼蠅爬的癢，叫娘給嚇嚇；蚊子叮的痛，叫娘給拍拍……”好不容易總算長大成人了，不僅“生得猴頭扁腦袋”，而且“還有個半呆不傻的脾氣”——“簡直就是個什么不能干的廢物蛋”。這樣一種敘述方式，明顯來自民間故事，而且有著較為清晰的承繼脈絡。

圍繞王有德，小說展開一連串的戲謔性的描寫，這些描寫來自各種不同的講述者包括不同的敘事角度。比如，村里人給他起了名兒：“笑話字典”。這一“笑話字典”實際也是民間故事的總匯。各種歇后語、人物、事例、動作、對話等等，被夸張地、也是有效地編織成一個一個“笑話”，最后則被寫作者總結為王有德一年到頭的“工作”就是：“吃、喝、拉(屎)、撒(尿)、睡五個字”。不僅非常喜劇性地刻畫了王有德這個人物，也清晰地傳達出寫作者企圖表述的某種觀念。

小說引起較大爭議的，是“土改”以及斗爭大會的場景描寫。這一描寫完全不同于另一類已成主流的“土改小說”，比如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岸窢帯睂嶋H顯得相當溫和，甚至喜劇化。正是這樣一種描寫，引起了批評者的不滿，甚至憤慨。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小說的形式因素，或者小說的敘事需要，那么，某一文本(或者場景)的出場或穿插，常常只是為了引出更為重要的故事講述。因此，不同的文本(或者場景)的選擇乃至具體描述，常會引申出完全不同的敘述需求乃至故事內涵。顯然，秦兆陽選擇這樣的“斗爭大會”的場景描寫，乃在于他根本無意敘述一個和《暴風驟雨》相類似的“土改”故事。也就是說，只有這樣一種“溫和”的“斗爭”敘述，才可能引申出小說“改造”的平和的“勞動”主題。由此，亦可見出當時批評的峻急、武斷，以及脫離文本形式的政治斷語。

王有德被“土改”以后，生活成了問題，這個問題不在于他失去了生活資料——村里仍然給他留了一塊地，這也是當年土改的制度性規定之一——而是他抗拒“勞動”。因此，當“上級號召全村不要有一個不勞動的閑人”時，王有德卻成了全村“唯一的一塊爛木頭”，連“村干部誰也對他沒有辦法”。王有德不是不想勞動，也偷偷下過地，但是“試了個把鐘頭，累得他一回來就躺倒了”，而且，“耕的那地像雞啄的一樣，還把麥苗兒耕掉了好些”。王有德這就“泄了氣”，甚至想：“死就死吧!死了倒痛快”。王有德賣過油條，但是被村干部乃至村人“羞辱性”地禁止了。這也看出，在當時，所謂“勞動”并不包括商業性的活動，而是被直接概括為一種物質性的生產。這也是當時急于恢復生產乃至最后現代的工業化訴求的一種思想結果。因此，多有小說對從事小商業活動者的嘲笑，并將其歸結為一種“懶漢”形象，比如陳登科的《風雷》中的黃大權，等等。所以，“最后，王有德簡直是無路可走了”。

無路可走的王有德“忽然心里生出了一股恨勁”，要“放火燒它狗日”——燒什么呢?當然是燒村里的麥子。小說寫王有德的心理活動：“到半夜里，有德餓醒了，聽見村里什么動靜也沒有，心想：‘都說咱廢物，咱不會做個樣兒叫他們看看?又不費什么勁，這會出去天氣也不冷，只要劃著了洋火，風兒一刮，哼……他這是頭一回有了‘英雄思想，真的偷偷摸下了炕頭，摸著了洋火，輕輕地開了門，到院里拾了把干草……”這樣的描寫，無意中將個人(品質)和階級(屬性)作了區別。也就是說，敘事者更多地將王有德的“破壞”敘述成為一種個人情緒的盲目發泄，而并不是完全歸結為一種有意識的階級的對抗行為。這樣的描寫在當代文學中并非絕無僅有，再早，就有趙樹理的小說，即使在《李家莊的變遷》中，個人性格也始終是敘述的重點。將階級觀念絕對化，用階級屬性(另一種意義上的普遍性)替代人的一切的個別性，恰恰來自左翼(城市)知識分子的思想傳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它也正是人的普遍性(人性)的另一種絕對化，它的表現形態是將特殊性上升為普遍性(在左翼的知識譜系中，并不承認有絕對人性的存在)。是普遍性對個別性的一種壓制，也是普遍性和普遍性之間的一種沖突。在其背后，是一種對對象的知性的把握方式。因此，討論當代文學乃至當代文化的構成，知識分子內部仍然存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這一空間可能昭示，現代的“新文化”傳統如何進入左翼知識分子的知識譜系，它既受革命政治的影響，也影響著革命政治，并和本土意識形成如何的沖突。這一點，在對《改造》的批評意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王有德的近于喜劇化的破壞行為，并未也不可能在小說的敘述中得以完成，這一點毫無懸念。但是，被村里“護麥隊”“反綁著手送到農會里”的王有德也并未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有的主張把他送區，有的主張把他吊打一頓算了……”)。村里干部的“懲罰”方式別出心裁，一是把他關在“一間空屋里”，可是“墻上卻挺熱鬧，貼滿了標語”，這些標語計有：“反對懶漢”、“在新社會里，不準吃閑飯”、“誰不勞動誰餓肚子”、“只有勞動才能改變你的地主成份”、“消滅寄生蟲”，等等。而且，農會主席范老梗在他身邊“不停地吸著煙鍋，不停地嘮叨”，給他講“勞動”的重要意義?；倔w現了意識形態的“規訓”和“說服”的二大功能。二是罰他把三千塊土坯“搬到前邊大門洞里去”，干了活，才給他吃飯，以體現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工作原則，表現的是一種強制性的勞動改造的方式。這兩種方式，都來自延安改造二流子運動的經驗，而且，逐漸成為后來主要的勞動改造的方式，其極端化的發展甚至構成“勞改犯”的主要存在形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有德抗拒勞動的行為，同時也被敘述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寫作者特地用間接引語的方式揭示了這一意識形態的存在：“他一貫地覺得，是費力氣吃苦的事情都不是他這種人干的，而應該是另外一些人干的，那些人是天生受苦的人，是天生下賤的人，如果叫他去像他們一樣去做那種事，那真是可怕，真沒有勇氣”。顯然，“勞動”或者“勞動中心主義”，在中國革命的歷史語境中，承擔著一個極其重要的敘事功能，即不僅在制度上，也在思想或意識形態上，真正顛覆傳統的貴賤等級秩序，并進而為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提供一種合法性的觀念支持。

經過意識形態的規訓和說服，更是在強迫性的勞動改造的過程中，王有德居然脫胎換骨：“(王有德)身體也壯了些，面孔也有了血色，干起莊稼活來也不那么怕苦了，如果再讓他多參加撥工隊的集體勞動，過不了三兩年，恐怕他就要反過來覺得不勞動就活著沒意思了?！睌⑹龅酱?，小說的“改造”主題，非常明確同時極其自信地通過范老梗的話表達了

出來：“看起來只要不怕費勁，只要不是像蔣介石一樣，沒有改造不了的人?！?/p>

在某種意義上，《改造》是一篇相當具有藝術水準的小說，既借鑒了民間故事的夸張和戲謔，從而完成一種喜劇性的修辭效果，也廣泛吸收了現代小說的敘事方式，包括對間接引語的嫻熟使用。同時，它的敘事態度，也更接近中國農民那種寬厚、平和、幽默的待人接物的處世方式。這樣一種敘述方式，并不完全來自中國1930年代激烈的也是某種程度上的精英化的左翼文學傳統，似乎更應該將其置于以趙樹理為代表的所謂“解放區文藝”的創作譜系中加以考察。也因此，這樣一種敘事方式，并不可能完全為“新文藝”知識分子所能理解，甚至習慣。

《人民文學》1950年第2卷第2期，發表了“兩位讀者寄來的批評”以及秦兆陽的“一篇檢討”。同時，編輯部也加了一個“編者按”，強調“讀者能認真地指出作品的缺點，對刊物對作者都是有好處的，我們非常感激”，同時也委婉地指出比如“羅溟同志的文章某些地方也有偏頗”。顯然，在《改造》問題上，《人民文學》編輯部的態度并不是非常明確，反而有點暖昧?！皟晌蛔x者寄來的批評”，一篇是徐國綸的《評(改造)》，另一篇是羅溟的《掩蓋了階級矛盾的本質》。而秦兆陽則寫了《對(改造)的檢討》作為回應。

在檢討中，秦兆陽講述了小說的創作緣起以及主題思想的形成過程：“在抗戰以前，在舊社會的生活中，我看見過一些寄生蟲的生活。在解放區農村斗爭中，也得到一些地主生活的印象。由農村進入城市以后，對市民層中某些人的生活形態也有些感觸。一想到‘愛勞動應該成為人民新的道德觀念，就使我想寫一篇反對寄生蟲、刻劃在新社會中不勞動的可恥和沒有出路的作品。于是就決定選擇一個‘小土癟財主來寫”。今天，重新閱讀這些相關文獻，我們會發覺，批評者的意見主要集中在王有德這個“小土癟財主”的描寫上，也就是羅溟文章的標題：掩蓋了階級矛盾的本質。這一所謂“階級本質”的觀念顯然來自于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嚴厲批評過的那種教條主義或者本本主義，完全無視中國農村中大地主與中小地主的具體的差異性，包括相對不同的生活形態乃至鄉民的不同反應，基本屬于城市左翼知識分子的主觀臆測包括主觀判斷。在這樣一種立論的前提下，批評者指責小說把“我們對階級敵人的態度和對貧雇農的二流子的態度混為一談了”，隱含了對地主“說服、感化”方式的不滿，而強調一種更為激進的斗爭方式，這樣一種觀念實際上隱含了后來激進政治的某種可能性，實際上也就否定了地主改造的可能性，正如徐國綸天真的提問：“寫地主階級的改造，給我們什么呢”?我們在批評中國極“左”政治的時候，常常會將知識分子處理成這一政治的受害者，我們可能忘記在這一政治的形成過程中，恰恰有著一部分知識分子積極的也可能是真誠的介入，而如何研究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包括他們的知識來源，可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徐國綸和羅溟的批評主要來自小說對地主王有德的敘事“態度”上，并沒有也不可能動搖《改造》的“‘愛勞動應該成為人民新的道德觀念”這一根本性的主題。相反，這一主題仍然貫穿在整個1949-1966年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之中。我們在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前30年歷史的時候，常常會著意當時的文學批評所承擔的重要作用，這毫無問題。由于1949年以后，中國的當代文學逐漸被納入到政黨/國家所謂的“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中，文學批評不僅代表著某種政治意見，同時叉會影響到所謂的政治意見。因此，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控制著當代文學的實際寫作。但是，我以為，我們不能絕對地認定當代文學的寫作已經完全為批評所控制。由于文學寫作的多質性乃至隱蔽性，甚至中國的革命政治也并沒有我們想像得那樣鐵板一塊，使得小說不可能完全屈從于某種政治性的批評意見，在這一意義上，我并不同意過分夸大所謂“一體化”的控制力量。舉例來說，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著像姚文元那樣對《本報內部消息》等的惡意批評，不少作品也因此獲罪?？墒?，“反官僚、反特權”的主題并未因此而完全銷聲匿跡，而是以另外的表述形式延續了下來。因此，如何辨析批評/寫作之間的真正關系，是我們討論這一時段文學史的關鍵。

在這一意義上，《改造》的“愛勞動”的敘事主題，并未因為當年對《改造》的批評而宣告夭折，相反，它成為當代文學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敘事范疇。當然，批評的作用是存在的，而后的文學寫作基本回避了《改造》對地主的溫和“改造”，但是，它的敘事范疇卻進一步擴大，不僅包括對知識分子的勞動“改造”，也包括對干部的“勞動”要求，甚至工農自身的“勞動”觀念的進一步鞏固。我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這一文學敘事中的“愛勞動”的主題來自于秦兆陽的《改造》的影響，毋寧說，這一主題更多地受到一個時代的集體無意識的控制，這一無意識借用史華茲的一個概念，即所謂的“德性”政治，或者說，是中國革命政治中的“德性傳統”。

“愛勞動”的道德觀念的確立，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追溯到延安地區的“改造二流子”，而其歷史背景正是當時邊區軍民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案脑於髯印惫倘皇浅鲇谖镔|性生產的需要，但是，這一運動同時也被賦予了更加深刻的意識形態涵義。1943年2月24日的《解放日報》社論《改造二流子》中就這樣總結：“幾年來我們不僅進行了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設，而且還進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設。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換了原來的面貌，變成健康勤勞的農民”。如果說，這一總結更多地來自于政治對人的塑造愿望，北群發表在1943年5月20日的《解放日報》上的《改過》則提供了另外一種閱讀圖景，比如二流子張同華，在勞動英雄楊朝臣的幫助下，開荒養雞，辛勤勞動，甚至看戲也不去，有人問他：“老張，為啥變得這樣好?”張同華總是感激地說：“沒有老楊哥救我，我這輩子都完了。他把我從夢中喚醒了”。另一個二流子劉四也表示：“別人能學好，咱就不能轉變嗎?”如果撇除知識分子的敘述痕跡(比如：“他把我從夢中喚醒了”)，那么，“變好”、“學好”則是相當地道的中國鄉民的語氣。顯然，作者在這里引進了鄉村日常生活的倫理判斷，也即好壞善惡之分。

如果說，現代政治的首要之義是敵／我的區別，那么，在中國鄉村，確乎存在著另一種更為強大、歷史也更為悠久的“好壞善惡”的倫理判斷，這一倫理判斷有時候甚至超越了現代政治，同時也牢牢地控制著中國民眾的生活世界。這一倫理判斷，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德性政治”，或者中國政治中的“德性”傳統。我無意將這一“德性”傳統類比于西方政治中的“自然權利”，這樣一種簡單的類比極有可能造成許多概念的混亂或者重新釋義。但是，這樣一種“德性”傳統在中國的鄉村社會是確乎存在的，人們依照這樣一種“德

性”的標準來進行生活世界中的“好壞善惡”的政治區別。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革命政治恰恰有效地利用了這一“德性”傳統的資源，并且激發出民眾的這一“德性”記憶?；蛘哒f，中國革命不僅是政治的、經濟的，更重要的，還是道德的，因此，它所致力于建造的“新社會”，就必然包含了能夠使人“變好”、“學好”的倫理遠景。而這個“好”，正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德性”傳統。這一傳統，周立波曾經表述為一種“老規矩”，孟悅在討論《白毛女》的文章中，則將其命名為“民間倫理秩序”。這樣，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么中國的當代小說如此重視文本內部的道德資源的分配——階級敵人不僅是反“革命”的，更重要的，還是反“德性”的。所以，《紅旗譜》的開場，地主馮老蘭就必然要被描述為謀奪“公田”的反“德性”的壞人，而朱老鞏、朱老忠父子則是這一“德性”傳統的堅定的維持者。這樣一種敘事方式，同時就隱含了中國革命也正是這一“德性”傳統的堅定的繼承者乃至維護者。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革命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這一“德性”傳統之上，并且給出修補甚至恢復這一“德性”傳統的承諾，這一承諾同時也構成了所謂“新社會”(生活世界)的倫理內涵。當然，這一“德性”傳統無法囊括中國革命的復雜內涵，而且這一革命根本的現代性質，也必然要求對這一“德性”傳統的突破乃至重新命名。盡管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但是，對這一“德性”傳統的激進的現代政治的顛覆，恰恰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危機的原因之一。

但是，這一所謂的“德性”卻是一個極其難以界定的概念，而且聚訟紛紜。中國古書訓詁都說：“德，得也”，得之謂德，但得些什么呢?錢穆意為“天性”，并引后漢朱穆說：“得其天性謂之得”，又引郭象的《(論語皇侃義疏)引》中所言：“德者，得其性者也”。所以中國人常說德性，因為德，正指是得其性。唐韓愈《原道》即說：“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只有人的天性，自己具足，不待再求之于外，而且也無可求之于外的。錢穆由“得”而引發的對“天性”的詮釋，盡管通俗但不無精彩之處。因了這一“天性”的確立，便可超越現代的“約定”之法，從而打通重返傳統之理路，這也是包括海外“新儒家”在內的保守主義者的內在的政治訴求。如果我們不糾纏于“天性”這一概念，也可將“德性”視之為中國人的一種生命態度。盡管西人有“大傳統”(精英文化)和“小傳統”(民間文化)之別，但是在中國，兩者之間不但邊界模糊，而且相互滲透并互相轉換。錢穆曾說，“后人之想像一天人合內外之境界，則從來農人之生活境界也”。因此，真正考察這一所謂“德性”，另一可能進入的路徑，恰恰是在這一“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模糊地帶，這一地帶或許可以稱之為某種“生活世界”?？刂苹蛘邩嬙爝@一世界的，正是所謂的“德性”，它超越于“規范”或者“約定”，是一根本之法，也是對生命——自我和他者、個體生命(小我)和群體生命(大我)乃至人和自然，等等——的根本看法，亦即一種根本的生命態度。這一“德性”既可解釋為一種“無待于外”，也可通俗化為“自食其力”；即可引申出對擴張和侵略的抵抗，也可訓為對自我欲望的享用和必要的控制；即可轉換為人對自然的期待和敬畏，也可規定一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所以，也正如錢穆‘所謂的“心物并重”的生命態度。這一“德性”實際要求的正是一種“生活世界”的倫理的也是政治的秩序，它不僅強調個體在社會乃至自然之中的“位置”，也強調權力和權利的位置，因此，它暗含的是一種強烈的政治訴求。我以為，真正完整表達這一“德性”或者“德性政治”的，可能正是“文學”，文學常常傳達出這一“生活世界”的強烈愿望。這一“愿望”可能是“烏托邦”，也可能是“田園詩”，并多以退出“歷史時間”為其敘述表征。但是，這一“田園詩”決不能視之為“虛幻”，相反，它實在地存在于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鄉村社會，并成為一種“民間倫理邏輯”(孟悅語)，既演繹生活之理想，也成一切善惡是非的標準。

我以為，中國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恰恰可能激活了這一“德性”傳統。因此，尤其是對下層人民而言，最具召喚力的，可能并不在現代民族國家這一類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所謂的“新社會”，這一“新社會”既是個人與國家之間一個有力的中介性概念，同時，更包含了一種“生活世界”的承諾，這一承諾，在鄉村，還多少含有一種“田園詩”的烏托邦色彩，比如，在小說《戰斗的青春》中，游擊隊戰士就這樣展望新的生活世界：“我的志愿哪，打走小日本，飽飽地吃上兩頓肉餃子，回家小糞筐一背，種我那四畝菜園子。當然啦，地主得無條件地把園子還給我。這樣，夏天干完了活，弄一領新涼席，在水邊大柳樹底下一睡，根本不用人站崗放哨。醒了到大河里洗個澡。嘿，看多痛快”。用所謂的“民族主義”，尤其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解釋中國革命，并不完全合適，即使在抗日戰爭的歷史書寫中，仍然暗含了一種重新結構社會的政治革命的權力訴求，而在這樣一種“田園詩”的生活描寫中，多少包含了一種“德性”記憶。而更重要的是，在這樣一種“德性”的傳統記憶中，這一“生活世界”同時也是一個倫理社會，即一個“好”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個人面臨的正是“學好”、“變好”的重要問題，而這一好的社會，恰恰符合了——尤其是中國鄉村的大多數農民的“德性”愿望。在這一意義上，毛澤東在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描述的“痞子”運動，實際上一直沒有正面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的書寫。相反，“農民運動”的積極的加入者，都被描述成為一種“正派”的農民形象，而真正的“痞子”則仍然處于有待斗爭和改造的位置(比如《紅旗譜》中的老山頭)。而控制這一書寫的，極有可能來自中國革命中的“德性”傳統。當然，這一傳統多少含有中國古代的“重農主義”因素，并且影響了中國革命對于“現代化”的想像，這一想像包括對物質性生產的重視，也包括對消費的壓抑，更包括對商業資本主義的警惕，乃至對商品經濟的更為激進的否定。

抽象的討論這一所謂“德性”政治并不是我在這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我的目的是，借助于這一“德性”傳統的框架，來進而討論“勞動”在這一框架中所蘊含的“德性”意義。盡管在傳統社會的等級秩序中，必然會引申出對“勞動”(體力勞動)的鄙視，也即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時，這一點毋需諱言。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農業社會的根本屬性，又不可能徹底否定“勞動”的重要意義。尤其是秦漢以后，士這一階層逐漸從孟子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謂之士”的定義中擺脫出來，亦即逐漸地恒產化，也即地主化之后，其生活形態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一生活形態在最通俗的意義上，就是所謂的“耕讀傳家”。日常生活的形態變化，同時也影響到古代知識分子的理論和實踐表述，這一表述甚至影響到本土化的宗教改革。這一對“勞

動”的態度的變化，既有所謂“親力親為”的認知傾向，也包含著“自食其力”的生活態度。這一思想，很容易和中國鄉土社會產生一種緊密的結合，甚至很難在一種平行比較的意義上進行“大傳統”和“小傳統”的甄別。只能說，這一“勞動”觀念恰恰構成了“大傳統”與“小傳統”之間的一個模糊地帶，并且成為所謂“德性”傳統的重要因素之一。

實際上，在中國的鄉土社會，“勞動”一直被視為個人的一種“美德”。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相應的生活資料，不僅受人尊重，而且在根本上維持了費孝通所謂的中國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也是所謂“內足于己”的德性政治的生活化表征。在這樣一種鄉土文化的傳統中，“勞動”便相應成為一種“辨別”標準?！秳摌I史》中，梁三老漢“最信服、最敬仰”的是郭二老漢，“當年從郭家河領著兒子慶喜來到這蛤蟆灘落腳，只帶著一些木把被手磨細了的小農具：鋤、镢頭和鐵锨，……現在和兒子終于創立了家業，變成一大家子人了。郭慶喜貪活不知疲倦，外號叫‘鐵人；又是個孝子，記住自己五歲離娘的苦處，見天給老爹爹保證二兩燒酒，報答當年撫養的恩情”。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當代文學在“痞子運動”的處理上，態度是極其謹慎的，比如，周立波在《暴風驟雨》中寫白玉山“原來是個勤快的小伙子”，但是屢遭地主韓老六和官府的迫害后，人就懶了，“總是太陽一竿子高了，他還在炕上。他常盼下雨，好歇一天……”這里涉及的，不是對勞動的厭惡，而是勞動者勞動權利的被剝奪，因此，革命的意義正在于如何使這一被剝奪的勞動權利重新回歸勞動者，由此而必然引申出一系列的政治革命。這樣的細節描寫并不僅僅局限在鄉土小說，即使在關于工人階級的敘事作品中，也屢見不鮮，比如艾明之的《火種》中柳金松的故事，或者羅丹的《風雨的黎明》中解年魁的命運，等等。而對于鄉土社會中真正的“懶漢”，哪怕是具有“二流子”氣的人，當代小說給予的往往是一種嚴厲的批評或者調侃與嘲笑，比如柳青的《創業史》里的孫水嘴，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中的符癩子，或者陳登科的《風雷》中的黃大權，等等。即使在“弱者”的反抗的意義上，當代文學也從未高估過這類人物的“革命”的合法性。相反，當代文學對某類人物，比如富裕中農，敘事態度一直相當暖昧。比如，浩然在《艷陽天》中，寫富裕中農“彎彎繞”的鋤頭：“那鋤桿磨得兩頭粗，中間細，你就是專門用油漆，也漆不成這么光滑。那鋤板使禿了，薄薄的，小小的，像一把鏟子，又像一把韭菜刀子”，在經過這樣一番對農具的細致的描寫后，敘事者忍不住要贊美說：“主人用它付出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水呀”!這樣的描寫乃至抒情，插在對“彎彎繞”的整個的敘述中，有點突兀，不經意之間，留下了某種“縫隙”。類似的描寫，并不少見，比如周立波在《山鄉巨變》中，寫富裕中農王菊生，固然嘲笑他的吝嗇、貪婪和工于心計，但對王菊生的勤勞、肯干，也并不乏贊美之詞。顯然，中國革命有著自己根本的國家政權訴求，因此，它必須承諾一個“正派”的也是“美德”的“新社會”，在這一意義上，當代文學或多或少繼承了這一中國傳統的“勞動/德性”觀念。同時，對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來說，它也必須擁有大量合格的現代“勞動力”，無論是城市的工業化建設，還是集體化的鄉村社會，都必需重新塑造一種現代的“工匠精神”，而中國傳統的“勞動／德性”觀念，就自然成為這一現代“工匠精神”的有效的利用資源，這可能也是為什么，在所謂“老工人”、“老農民”形象中，我們能感受到更多“美德”的原因之一。因此，盡管秦兆陽的《改造》受到了激烈也是偏頗的批評，但是它所致力的“‘愛勞動應該成為人民新的道德觀念”這一根本的敘事主題不僅沒有動搖，反而成為1949-1966年小說的一個相當主流化的敘事模式。

“勞動”作為某種“美德”，或者某種“德性”的顯現，不僅被用來重新塑造中國的鄉土社會——這一重新塑造表示著中國革命對“德性”政治的某種承繼姿態，并力圖恢復被各種原因所破壞的這一鄉土社會的文化秩序——也被用來改造包括地主階級在內的鄉村農民。顯然，在1950年代早期，不僅是國家政治，包括文學在內的諸多想像性的精神活動，多多少少表示出一種“德治”的愿望，這一愿望對于撫平甚至治療因多年戰爭而導致的社會創傷顯現出一種強大的效用。社會激烈的政治運動的狀態也因了這一“田園詩”般的書寫而獲得一種短暫的平靜。甚至，因了階級斗爭的介入，而有可能遭遇解體的傳統社會形態，也因為這一書寫獲得一種倫理的重新結構的可能。國家政治因了這一倫理色彩極為濃厚的“新社會”而獲得一種強大的“召喚”力量。即使考察整個“十七年”(1949-1966)的中國政治，乃至中國文學，所謂“德性政治”這一概念仍有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進入路徑，也是所謂“本土化”的考察方向之一。

當然，所謂“勞動”并不僅僅指向中國的鄉土社會，它同時包含著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這一改造不僅包含了知識論上的實踐傾向，更包含著立場、態度、感情等等因素的“脫胎換骨”，也即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強調的，“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而在重新塑造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新型官員”的過程之中，“勞動”也依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在這一意義上，“勞動”不僅成為官員和群眾的一個有效的聯系中介(即不脫離群眾)，同時也被設想成為抑制官僚化或者特權化傾向的一個有效手段。不僅小說給予脫離生產勞動的官員以最為辛辣的諷刺，而且，最后還轉化為對“干部”的制度性的考量標準。顯然，“勞動”的進一步的引申和轉義，已經無法為所謂的“德性”所包含。而且，中國革命的根本的現代性質，也必然會對包括“勞動”在內的所謂“德性”作更為“現代”的解釋，這樣一種解釋，意味著中國革命決不會僅僅以回到“傳統”為自己最終的政治訴求。因了這一現代的政治訴求，而必然導致中國革命和傳統的決裂，這一決裂不僅包括社會實踐，也包括思想觀念。因此，尤其是在集體化的社會實踐中，“勞動”這一概念也面l臨著現代的挑戰，其表現形態就在于，究竟該如何處理“集體勞動”和“個體勞動”這樣兩種不同的勞動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