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間氣集》無韋應物詩析疑

韋應物是中唐詩壇的大家。白居易在《與元九書》評論:“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1]稱他自成一家。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專門列出“韋蘇州體”,與“少陵體”、“太白體”、“王右丞體”并列[2]。明許學夷《詩源辯體》稱譽道:“唐人五言古,氣象宏遠,惟韋應物、柳子厚?！盵3]但作為中唐代表詩人,在專選中唐詩作的《中興間氣集》中卻一首未選?！吨信d間氣集》選詩標準閑人多有論及,已有定論,但從韋應物落選角度出發,可以更加深入探尋高仲武選編《中興間氣集》之選詩標準和選詩背景。

一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選錄了從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到唐代宗大歷末年(779)年唐詩共26家130余首。用“中興”命名詩集,為了表明時代環境。從他的《中興間氣集·序》可以看出他選錄此集是為了以詩歌創作體現安史之亂后唐室的“中興”。他認為安史之亂給詩人創作帶來破壞,“戎事紛綸,業文之人,述作中廢?！泵C宗、代宗兩朝的“反正”中興給詩人創造安定環境,并重新回到“國風雅頌,蔚然復興”雅正道路。因此他“輒罄搜聞,博訪詞林,采察謠俗”,來證明時代變化帶給詩歌創作的影響。由此,高仲武著重提出“體狀風雅,理致清新”的選錄標準。以此標準,他選入二十六位詩人,在上下卷列錢起、郎士元為首,以示自己的推崇。在具體評價中,他也基本上落實了自己的標準,如評錢起:“體格新奇,理致請瞻”;評價郎士元:“郎公稍更閑雅,近于康樂”;評價皇甫曾:“體制清潔,華不勝文”等等。整體看來,這部詩選反映了高仲武對于中唐大歷時期詩歌創作風尚和審美追求的整體把握。

中唐大歷時期,詩歌創作有比較明顯的變化。此時期詩人多都是生長于開、天盛世,經歷了安史之亂。有些詩人作品中間或“表現出盛唐詩歌的那種昂揚精神風貌,那種風骨,那種氣概,和那種渾然一體的興象韻味?！盵4]但是經過了戰爭的磨難和流離,更多人的詩歌中已經開始有回避現實的超脫、虛空。盛唐氣象開始衰減,胡應麟《詩藪》稱:“詩到錢、劉,遂露中唐面目?！边@一期詩人,推崇王維,但是詩歌中卻只有王維的清新、幽雅,沒有王、孟詩歌中的的自信和樂觀,意象、情調都顯得冷落。胡應麟稱:“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盵5]高仲武明銳地察覺到了詩壇的這一變化,在選錄詩歌時也有明顯的傾向。

在詩歌形式選擇上,高仲武首先重視五言律詩。在序文中他也稱是以五言為主,七言附之。具體選擇中,五言律詩最多,五言古詩次之。唐代科舉考試以詩賦取士,進士科考試必須寫五言十二句律詩,故而士人對這種詩體非常熟悉,“五言詩句節奏比較安詳,……便于表現從容閑雅之情”[6]。這使得五言成為《中興間氣集》乃至多數“唐人選唐詩”的主要詩體。其次,在詩歌藝術特色方面,高仲武偏向于選擇寫景抒情之作,追求構思新穎和語言清新。他在詩人小序評論中摘句作評時也是對這類聯句選擇最多。詩歌內容上,高仲武很重視詩歌對于皇帝的禮敬,選擇的詩歌表現出他對于傳統儒家詩教觀點的接受。

整體看來《中興間氣集》可以成為“專選大歷詩人詩作,繼《河岳英靈集》總結盛唐詩風之后,對唐代詩歌的又一次總結?！盵7]可以當做集中研究中唐詩歌創作風尚、風格變化和審美情趣的詩歌選本。但他本身的問題也招致很多批評。許學夷《詩源辯體》批評高仲武選詩:“進錢、郎、皇甫而獨抑劉,背決滋甚?！盵3]認為他對當時詩壇大家劉長卿過于貶抑。高仲武自稱“輒罄搜聞,博訪詞林,采察謠俗”,但杜甫大歷時期的詩作一首不選,而韋應物的落選也成為重要問題之一。

按照高仲武“體狀風雅,理致清新”的選詩標準,韋應物的詩歌是可以入選的,而最終無一入選,牽扯到諸多原因,試一一剖析,進一步認識《中興間氣集》選詩之基本思想。

二

可以看到,韋應物詩歌顯然獲得后人極高評價,但在當時卻沒有得到廣泛認同。白居易《與元九書》“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貴之?！盵1]這是很多偉大詩人的命運,韋應物亦然。他不能獲得同代詩人之愛重,和他的獨特身份以及詩歌創作聯系密切。高仲武不選韋詩,原因亦在此。

首當其沖是韋應物身世背景問題。韋應物天寶年間為唐玄宗侍衛,是善射勇武之徒。根據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韋應物在肅宗乾元二年(759)年離開皇家侍衛,一度在太學“折節讀書”。后于代宗廣德元年(763)年任洛陽丞,沒有資料顯示他參加過科舉考試。[8]韋應物家門第鼎盛,是名門大族。這與《中興間氣集》中所選多為通過科舉入仕的詩人們有門第上的區別。

高仲武在《中興間氣集》上下卷分別列錢起和郎士元為首,清晰地表現出自己的喜好。錢、郎兩人都是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和詩壇。錢起在天寶九年(750年)以著名的《湘靈鼓瑟》見賞而等進士第,郎士元則在天寶十五年(756)中進士。他們兩人都有過落第蹉跎的經歷,都花了很多時間奔走權門以求扶掖。儲仲君先生指出,大歷十才子集團的形成是在大歷二三年間的權臣宴饗之會上的[9]。作為《中興間氣集》中居代表位置的兩位詩人,他們既經歷過落第痛苦,也有著奔波權貴、觥籌交錯的虛空無奈,最后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酬唱應和圈。選詩者高仲武資料不足,既無資料證明其入仕,也無資料證明他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他的身份應該屬于讀書應舉士人之列,故而他選入底層知識分子入仕詩作和方外閑逸之人詩作,可以理解為一種身份的認同和同情。從身份背景上看,韋應物早期是一個頑癡的 “無賴兒”,不為廣泛的普通知識分子詩人認同接受,是可以理解的。

詩歌所涉及內容和具體時間相結合后會發現,《中興間氣集》選詩時間從唐肅宗至德元年(756)到唐代宗大歷末年(779)年,選擇詩歌以“體狀風雅,理致清新”為標準,以寫景抒情之作居多。大歷詩人多作酬贈、餞別詩歌,當時朝廷大夫出為地方官,尤以錢起、郎士元兩人祖餞詩為榮,當時風尚如此?！吨信d間氣集》中選錄此類詩歌頗多,且摘句評語中很多寫景佳句都是來自此類詩中,高仲武對此類詩歌頗有好感。所選作品較多的其他詩人如皇甫冉、李嘉佑、張繼等人又都擅于寫景。皎然《詩式》卷四論及:“大歷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冉、嚴維、張繼、劉長卿、李嘉佑、朱放,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盵10]這些詩人多都選入《中興間氣集》中,其內容和時代特色非常鮮明。

儲仲君先生根據韋應物詩中反映之情緒將韋應物詩歌分為三個時期:“一、洛陽前后,自就讀于太學至供職京兆府以前。這是個積極向上的時期。二、長安——滁州,自就任京兆府功曹至罷滁州刺史,這是個消沉失望的時期。三、江州——蘇州,……這是個滿足安逸的時期。這三個時期都在十年左右?！盵11]同時,每個時期詩人的情緒起伏都表現為出仕、閑居、出仕、閑居的狀況,閑居則都選擇了寺廟。根據傅璇琮先生考證,韋應物大致于代宗大歷九年(774)開始在長安任京兆府功曹。孫望先生《韋應物詩集系年校箋》也認定代宗大歷八年(773)年開始韋應物客游淮河并開始在長安做官?？v觀這一時期,韋應物正處在從浮躁輕狂折節向學的過程中,這個轉變是被迫的,開、天盛世終結給他的痛苦還在一點點呈現出來。這些轉變和壓力表現在韋應物詩歌中,一方面是對往昔的懷念和反思,“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廣德中洛陽作》)[12]對委身下吏生活酸楚的感慨,“相逢且對酒,相問欲如何。數歲猶卑吏,家人笑著書?！?《任洛陽丞前長安田少府問》)[12]一方面是接續年少時的豪氣,表現出盛唐那種基調昂揚,氣魄雄大,“酒酣拔劍舞,慷慨送子行?！?《餞雍聿之潞州謁李中丞》)[12]對少年豪情的描摹和追念“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游不知罷,中路忽言還?！?《送鄭長源》)[12]甚至還有詩中表現出他難以全部消弭的少年鄙劣,“軒冕誠可慕,所優在縶維?！?《洛陽游寓》)[12]在這個時期結束時,韋應物又進入善福精舍隱居,在一輪輪的仕隱循環中最終形成了“高雅閑?！钡摹绊f蘇州體”。

這一時期的韋應物詩歌,在詩藝上遠沒有成熟,能符合高仲武選詩標準的作品有限,且遠沒有達到很高水準,不選韋應物詩歌也在情理之中。

詩歌樣式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高仲武最重視的是五言律詩,不僅因為這種樣式可以表達更加從容閑雅的情感,更因為這是科舉入仕的詩歌最拿手,同時也是有最多佳作出現的樣式,并且可以看到,從《中興間氣集》而后,“唐人選唐詩”都表現出對于詩歌樣式——五律的重視。此后《極玄集》、《又玄集》等等唐人所選詩集都主要以選編五言律詩為主,這也成為唐人選詩的一個風尚。而通觀韋應物詩歌樣式,他最拿手的首先是五言古詩。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二十三稱:“唐人五言古,氣象宏遠,惟韋應物、柳子厚。其源出于淵明,以蕭散沖淡為主。然其要歸,乃唐體之小偏,亦猶孔門視伯夷也?！盵3]對韋應物的五言古詩給予極高評價。

同樣在《詩源辯體》中許學夷還提到:“古詩崢嶸豪蕩者猶易知,蕭散沖淡者更不易知也。應物傳云:‘應物為吳門時,年已老矣,而詩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也。唐以詩取士,家傳戶習,人莫不知,而二公之詩當時猶莫能識?！盵3]從側面點出,唐代以科舉取士,要求士人熟悉五律,造成善寫五古的詩人受到大家忽視。韋應物詩歌不能選入《中興間氣集》,甚至很少被之后的唐人選集選入,這也是一個潛在原因。

最后,以官職和詩歌風格關系來看。被高仲武推崇的錢起、郎士元二人都可以歸入“臺閣詩人”之列。大歷十才子都可以劃入此列,他們的詩藝成長成熟期,保持了天寶年間科場貫有模式,創作中主動學習繼承居正宗地位的王、孟詩歌模式,興趣在于山水意境營造,詩體秀雅語言精麗,這種承襲加之具體的時代環境、詩歌風格和藝術特色正是高仲武喜好的“體狀風雅,理致清新”“這一藝術功力與身處衰世的失意心態相結合,則形成了一中以寫凄山苦水為主的詩歌意境?！盵13]而他們臺閣生活又比較單調,生活更多集中在自己的圈子之中,更多是友人之間的酬唱和餞送贈別之作,這也是《中興間氣集》中選錄較多的作品。

這一時期的韋應物尚在精神的蛻變之中,地位也迅速從皇宮侍衛跌落到地方官員。從一介武夫變為詩人的過程中,韋應物詩歌獨立的風格還沒有形成,更多是摸索和學習。雄放不羈的個性體現在詩中表現為其詩歌昂揚豪放的特點,“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錘命如紙。作官不了卻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溫泉行》)政治地位變化帶來心理極大落差,加之這時是韋應物詩歌學習期,成熟的風格要等到他幾經沉浮,游心佛老,寄情江南山水后才會確定,高仲武不選此時期韋應物詩歌亦在情理之中。

由此看來,《中興間氣集》不選韋應物詩俱在情理之中。高仲武選詩對否不能只從其注明的選詩標準去分析,時間局限性、時代特征、仕宦經歷、家族背景、個人際遇都是他選詩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問題。文學與時代關系、文學與思想的關系都應該成為選本批評中必須的角度,多角度探究其隱藏關系才有利于我們揭橥其中深刻的內蘊,了解選本的藝術特點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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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査洪德.由皎然與高仲武對江南詩人的評論看大歷貞元詩風之變[J].復旦大學學報,2003,( 6).

(作者簡介: 王廷鵬,文學碩士,讀者出版集團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