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前些時,河南省登封市嵩陽辦事處一幢投資2000多萬元、占地30多畝的豪華辦公樓,其“靚照”遭到眾媒體的曝光。該辦事處負責人則回應說:從2004年開始,嵩陽辦事處“省吃儉用省的錢建的這個房子”,“沒問政府要一分錢”。也就是說,在這位負責人的狡辯中,暗含著這樣的吊詭邏輯:即便其修建豪華辦公樓是實實在在的浪費行為,只要其抬出“省吃儉用”的法寶來,也就可以成功躲過網絡的“板磚”和輿論的“彈雨”,并光明正大地替自身違紀行為正名和免責了。
果真如這位負責人所說的話,該辦事處非但不應因其超標修建辦公樓而遭曝光和查處,反而應將其作為創建節約型機關的模范單位進行通報表彰了。如此耗資驚人的一幢豪衙,竟然是該辦事處工作人員“省吃儉用”建起來的!
我姑妄信之,不妨簡單替其匡算一下,該辦事處從2004年開始“省吃儉用”,短短4年時間,便省出2000多萬元的辦公經費來,該辦事處每年“省吃儉用”就達500多萬元。既然每年“省吃儉用”500多萬元,整個辦事處仍能照常運轉且不受任何影響,是不是這500多萬元的經費,原本就屬“多吃多占”的范圍呢?
其實,其建豪衙的資金,到底是權力尋租籌得,還是“省吃儉用”謀得,都已顯得不那么重要。而尤其重要的是,“省吃儉用”建豪衙本身就乃一種橫亙在勤儉節約與鋪張浪費之間的“行知悖論”。透過此番“行知悖論”,我們則不難覓得整個查處和遏制政府機關修建豪衙過程中始終都無法消解的某種行為亂象。換言之,只要我們不能拿那些想方設法修建豪衙的責任人說事,而是只停留在就豪衙論豪衙層面問責的話,也就始終無法逃出類似“行知悖論”的泥淖或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