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能否一夜成為百萬富翁？

羅　燦　韓雨亭　大　雷

貧民開啟財富的鑰匙，究竟在哪里?

3月26日，奧斯卡新寵大片《貧民富翁》引進國內首映。這部講述印度階級社會與貧民夢想的電影，已經引發過一輪話題。中國并不缺乏貧民，他們也有夢想。其實，我們更應該追問：中國社會能不能產出貧民富翁?曾幾何時，中國締造了多少貧民一夜之間成為富翁的神話?

那是一個各階層幾乎被抹平的扁平社會，當人們的創富欲望被放出樊籠，江湖草莽英雄紛起，一場影響深遠的階級再造運動從此拉開序幕。直至今天，還未謝幕。所以，讓我們也來分享中國式貧民富翁的發跡故事吧。他們與我們一樣平常，但他們創造了財富傳奇。

他們的創富神話還能被復制嗎?于是我們更需要尋找開啟階層壁壘的鑰匙。如果貧民只有通過中彩票或者參加電視《百萬富翁》游戲，才能擺脫他們的底層身份，那么貧民的富翁夢想依然非常昂貴。但中國人創富的劇情還得繼續。貧民開啟財富的鑰匙，究竟在哪里?

放牛娃怎樣煉成玻璃帝王

在“胡潤百富榜”上，他位居第56位，“慈善榜”的第14名。他不是資產最多的富豪，卻是捐款最多的民營企業家……

屋頂的水晶吊燈讓寬敞的餐廳有一種冷冷的色調，曹德旺穿著灰白色西服，坐在鋪著白色蕾絲餐巾的長形餐桌正中間。他是這張餐桌的主角，舉著玻璃杯，掃視著在座的每一個人，一會兒自我調侃，一會兒發表對國際局勢以及慈善事業的看法。

當然，他永遠是社交場的中心，對于他發表的高論，客人們不停地點頭，但，沒有幾個人能真正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對于來自社會的褒貶之聲，他往往只是淡淡一笑。

多數時候，他是孤獨的，尤其是在做出最關鍵決策的時候。

3月中旬的福州，從歐洲休假回來的曹德旺，設宴招待前來采訪的記者。

底層的財富

曹德旺經常感慨自己早年的輟學，并常因未接受正規教育而惋惜?！叭绻抑v自己童年的生活，我怕自己講起來也會很傷心，會流淚?！?/p>

他出生于1946年5月，他的童年幾乎彌漫著艱辛和貧困，家里窮，沒有錢，經常有一頓沒一頓的，9歲才上學，14歲就輟學了，老師和同學也常欺負他。

這種經歷讓曹德旺更加意識到同情心對于一個人是多么重要?！拔夷赣H很優秀，她一直在教育我們——貧窮的時候，也可以熱愛生活，也可以做一個有尊嚴的人?！?/p>

為了讓曹德旺成才，父親對他要求十分嚴厲，甚至給他立下了苛刻的戒律，如18歲以前不能留頭發，留胡子，喝酒；吃飯時不準說話。但曹德旺未能變成一個父親眼里的“乖孩子”，他很早就表現出了某種叛逆特質，打架、偷東西吃、惡作劇……如今想起來“實在太調皮了”。

“我是從最底層走出來的，這是我一生的財富?！彼f。

對于下一代，他更喜歡像母親那樣身體力行地教育孩子——早起晚歸、省吃儉用、負責任，他只給兒女們立了一條規矩：不準吸毒。

生存的強者

動蕩的時代與艱辛的家庭生活，讓曹德旺的成人禮來得太早。

14歲退學后，母親向生產隊申請領養了一頭?！麄兌疾粫N田。曹德旺每天早出晚歸，掙兩個工分，但村里人總是說牛沒吃飽，老告狀。過了一年，父親對他說：“我們不放牛了，你跟我去做生意吧?！?/p>

最早為了補貼家用，父親常常從福州拿點煙絲回來賣，這在當時屬于“投機倒把”，抓住了就會沒收，發現別人不會注意小孩子，父親開始讓他跑腿。這樣，曹德旺就騎著自行車到長樂拿煙絲回來賣，5天一趟，來回200多公里。

后來，煙絲生意不好做，18歲左右，他又做起了水果生意，一趟300斤水果，純利潤兩塊多。一個月20趟。

那時，每天凌晨3點左右就要起床，從高山鎮騎車到福清市去賣，來回80公里，“每天都很累，第二天起床非常困難，我媽每天都要先哭一陣子才叫醒我?！敝两?，曹德旺都能回憶起的母親坐在床頭哭泣的樣子。

1976年，曹德旺終于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成了高山異形玻璃廠一名采購員，自此沒有離開過這家工廠。因內部管理不善，玻璃廠從1976年至1982年連年虧損，領導認為他很有商業頭腦，希望他能承包玻璃廠。

上個世紀的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推行，創業已不存在政治問題，尤其是商貿發達的沿海地區，涌現了一批創業家。1984年，曹德旺用房產作為抵押人股，成立了福建省第一家私人合資廠，他個人占其中股份的50％。沒想到承包當年，他就凈賺了20多萬元，上交了6萬元。他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老板，美國《福布斯》雜志“中國富豪排行榜”中最早的企業家。

然而，這筆20萬元在他眼里并不是第一桶金，而是1985年他賺到的一筆錢。當時，大量進口汽車涌入中國，但很快車主發現，他們必須用高昂價格去配置進口汽車玻璃。發現這一商機后，他通過購買上海耀華玻璃廠的舊設備圖紙，成功完成了設備安裝并投產汽車玻璃，當年實現盈利70多萬元。這筆錢為他組建“福耀玻璃”創造了條件。

曹德旺的事業駛入了一條快速軌道，有人開玩笑說他不是在生產玻璃，而是在印鈔票。

兩年后，即1987年，他聯合11個股東，集資627萬元，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開始正式生產汽車玻璃，他是中國較早涉足這個行業的私營企業。10年間，他不斷引進技術，成為了中國最大汽車玻璃生產商，福耀玻璃在中國幾乎占了55％以上的市場，并于1990年開始出口。1991年，福耀獲準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更名為福建省耀華玻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資產增至5719萬元，成為福建最早上市的企業之一。

在福耀工業區，他一邊介紹著福耀集團全國分布情況，一邊對周圍人說：“我已經退了美國綠卡，如果我不退的話，那么汽車玻璃市場就少了一個中國的?！?/p>

這讓人聯想起8年前的曹德旺。2001年12月18日，加拿大PPG公司向加拿大海關總署提出對中國出口擋風玻璃反傾銷指控，福耀玻璃牽涉其中。這惹怒了他，不顧一切地應訴。最終，他打贏了這場中國入世后應對反傾銷訴訟第一案。

可能經歷了中國曾經的苦難，他身上有著他那一代人濃烈的民族情結。在很多外國同行而前，他一直保持著一個強者的氣勢。

留給王孫的應是智慧

在席間談笑風生時，他的眼神也會不由自主地直視著坐在右邊第三排的兒子曹暉，那種中國傳統家庭中父親的派頭，很容易讓人想起美國電影《教父》中的維托·唐-科萊昂，不經意間有一種父性力量，至高權威。

面對父親的講話，曹暉一般不發表意見，大多時候是埋頭品嘗美食。

曹德旺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他們都沒沾染上紈绔子弟的習氣，擁有三個爭氣的孩子可能是上天對他行善的“回報”。他的思想與為人，都未能走出中國傳統的價值框架。

在價值觀上，他已經與兒子曹暉有了明顯的差別。曹暉身上更多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海派文化：崇尚

自由。他不那么喜歡像父親那樣穿正式的西裝，更喜歡休閑與運動風格的服裝。另外，他不喜歡住在奢華而寬敞的別墅，在他的居住觀念中，300平方米已是極限，像父親那樣的別墅簡直是一種浪費。

這些曹德旺都看在眼里，他也都能接受，唯獨讓他意外和不適的是；曹暉竟稱不想繼承自己的財富和地位。盡管，他一直在為這個家族工作，聽從父親指揮，從基層干起，直到成為福耀香港和北美公司負責人。但是，他不想坐在父親的位置上。

因為架不住父親的號令，曹暉去年回國——擔任福耀集團總裁。

“呵呵，他滿腦子都是美國人的思想?！痹诟ＲI區寬敞而又清冷的辦公室里，曹德旺這樣評價兒子。問起對兒子的工作表現，他表現出父親對表揚的審慎和吝嗇，“父親對兒子永遠都不會滿意的”。半晌后，他又幽幽地說道：“終歸是兒子，不是私有財產?！?/p>

這句話說得很灑脫，但誰都明白他最在意什么——他總把眼神掃向曹暉就是證明。

這位玻璃大亨不但想給兒子這個家族的財富，更想向他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在他的辦公桌上，擺放著孫子、孫女們的照片，孩子們的燦爛笑容可能會讓他心情愉悅。

這是那一代中國創業家共同的特征；當想到即將會把財富傳給子孫的時候，他們通常會有兩種情緒：害怕和憂慮。要么害怕財富會讓下一代失去通過努力工作而獲得成功的人生動力，要么擔心年輕繼承人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事業。

在曹德旺的財富價值觀里：“留給子孫的，不應是財富，應是智慧?！?/p>

水餃皇后身家數億

當初為了女兒才擺水餃攤

30年前她只是灣仔碼頭邊的一個無牌小販。家庭變故讓她在陌生無助的香江唯有堅強?？恐趭^和聰明，灣仔小販終成身家數億的水餃皇后。她說，苦難是財富，更是最好的勵志。

這是3月20日的下午兩點，在上海環球富豪亞洲酒店十三樓的商務房內，這位開創了灣仔碼頭品牌的水餃皇后與記者握手，柔軟、有力。商務房陳設簡單，喝的飲料也是酒店贈送的，看得出她并不追求奢侈。

臧健和曾經是青島一家工廠的護士，為了與出國的丈夫團聚，她帶著四歲和八歲的兩個女兒遠奔泰國，但面對重男輕女的婆婆，納妾生子的丈夫，她又斷然離異滯留香港。她說帶著兩個幼女無助地走在香港的馬路上，感覺前路漫漫，三個人的身影在馬路上拉得老長。她們娘仨擠在一個四平方的狹小空間，洗廁所、洗夜車、護理老人，她一人兼做三份工，累到病倒。無奈彷徨之際，她選擇擺餃子攤。

面對辛酸，她自立自強，笑著奮斗。香港是一片倡導個人奮斗的沃土，勤奮加上聰明，她可以幾夜不踵熬紅雙眼研究出香港人愛吃的餃子；她說內心深處總有一個聲音在激勵她“做下去，一切都會好的”。于是，靠著勤奮和聰明，昔日的灣仔小販終成今日身家數億的水餃皇后。

對話臧健和

南都周刊：當年面臨變故時，你選擇留在香港獨自打工照顧兩個女兒。還要向留在青島的母親寄生活費，一般女性似乎很難做出這樣的抉擇。你當時的決定是深思過后的選擇還是因為一種不服輸的性格?

臧健和：這兩者都有。在遇到那么重大的變遷、那么多抉擇時都是需要深思的。到底是進還是退?我當時深思很久才做出了這個艱難的決定。而我本身的性格也決定了我是不服輸的，所以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獨立，我一定要把兩個女兒培養得有出息。雖然想到今后的生活會很苦，但我一定要站起來。

南都周刊：在內地是白衣天使。在香港是洗廁所的工人。這種巨大反差，你當時猶豫過嗎?

臧健和：沒有，一點也沒猶豫，我知道我身負著重任，要讓兩個女兒過上好生活。以后的日子我又當爸爸又當媽媽，身無分文，在這個陌生的社會里我要活，要讓孩子們成長，所以我不允許自己猶豫。所以我只是說了一句，我沒有任何條件去挑選工作，只是一份工作，人家能要我，我已經謝天謝地了。

南都周刊：碼頭現在已經成了你記憶和感情的一部分了。能復述一下當時一天的生活嗎?

臧健和：最初很辛苦，清晨五點就要到菜市場買菜，回來便洗菜做餡。一切準備妥當后，推車去碼頭。步行去碼頭也差不多20分鐘，但是推著小車走，要走40分鐘。到了碼頭后就立即生火，邊包邊煮，一直忙碌到最后一班輪渡過后才能收拾回家。每天就這樣周而復始，不管陰天還是下雨。

南都周刊：第一次出攤時，心里忐忑嗎?

臧健和：是啊。當時有幾個朋友說，香港有二十多萬的北方人，賣餃子的、開飯館的，甚至像我一樣在街邊賣的都有很多，但誰也沒有辦法讓香港人或者廣東人接受北方的餃子，你推個小車難道就能在香港賣出個餃子來?這句話對我的打擊很沉重，因為那時我全部的希望和生路都在這個餃子上。所以對第一批客人，我非?？释?，他們會不會接受我的餃子。

南都周刊：還記得當時的第一幫客人嗎?

臧健和：第一天的五個客人，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是一幫年輕人，看他們的打扮，應該是高中或者大學一二年級的孩子。那天是一個休息天，我的兩個女兒都不用上學，四歲和八歲的兩個小姑娘就跟著我團團轉。所以那五個客人就很好奇地走過來問我賣什么，我告訴他們賣餃子，他們連我的話都聽不懂，還是我的女兒翻譯給他們，他們就“哎呀，餃子”，每人要了一碗。

平時我心靈手巧，可是那天在那些孩子跟前，不知道為何我餃子皮也不會搟了，三下兩下圓皮就搟成八角皮兒了，最后付出了全身的力氣，才把這五碗餃子包出來，當我戰戰兢兢地端著第一碗給一個年輕人時，我甚至忘記了禮貌。我心里只是充滿了渴望和疑問，我把我的那份渴望投射到他們臉上：告訴我好不好，你們香港人愛不愛吃?所以這種想法透過我的渴望的臉傳遞給他的時候，他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反而嚇了一跳，他一定在想“這個女人怎么這么看人!”哈哈，我把人家看羞了。

這時我就突然聽見一個“哇!好好吃啊!”這是一句廣東話，我聽懂了。他們一說，我心就踏實了。他們每人吃了兩碗，第一單生意我做了十塊錢。

這幾個年輕人并不知道，他們不經意的贊揚，會救活了一家人，可以說是我的恩人。遺憾的是，我直到現在也沒找到他們。

南都周刊：幾個年輕人的認可帶給了你信心，但接下來的日子是不是還要與警察周旋々

臧健和：是的，雖然有信心了，但當時我沒有錢，更沒有工廠，只是一個推著車子滿街跑的無牌小販，所以警察也要抓，小販管理隊也要抓，我每天都提心吊膽的，一路做餃子、煮餃子，還要一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時刻準備逃跑。

后來，小女兒說“媽媽我幫你放哨”，每次她一叫“媽媽，走鬼呀(警察來了)!”，我們就會一下子跑掉?？墒怯幸淮?，我們一起擺攤的一個賣報小販不知從哪領了一條小狗，小女兒愛動物，一看小狗，她就把自己的活兒給忘了。結果就那么巧，警察來了，一把就按住我的攤子了。

這時小女兒才反應過來，“哇，媽媽被抓了!”嚇得放下小狗就往這邊跑，跑過來看著警察，扯著警察的

衣服邊說：“叔叔，叔叔，你放了我媽媽吧，不是我媽媽的錯，是蓬蓬(小女兒名)的錯，蓬蓬沒有看好你?！蹦且粍x那，我眼淚突然就像決堤了一樣，我在遭遇人生變故那么苦的時候，都沒掉過眼淚，但這時我卻收不住了，眼淚嘩的就下來了……

我以為我在為女兒付出一切，可是我自己沒有想到，我把我不能承受的壓力不知不覺間也轉移到兩個女兒身上，看著大女兒在那兒哭，小女兒在那兒求情，我突然覺得太對不起她們，我幾乎想抱著兩個女兒告訴她們一聲媽媽對不住你們……后來警察看到這一家三口哭成一團，就輕輕地說了一聲，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南都周刊：警察也成了你的恩人。

臧健和：是的。在香港，法律高于一切：警察這樣執法，是冒著失去職位危險的。還好后來聽說這個警察沒有被開除，只是挨了一頓狠批，這大概是法律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南都周刊：從街邊的小攤到如今的身家過億，現在回首時是覺得不可思議還是心里早就描繪了這樣的藍圖?

臧健和：這個問題，很多人問過我。其實我一直沒想過不可思議，很多事情其實當你在努力做的時候藍圖也就開始一點點構建了。當然，如果我在做小販的時候就能想到今天，那肯定是不現實的騙人話。當我還是小販的時候，我想到的只是如何能多賺一些錢開個小鋪子，當有了小鋪子時我會想什么時候能開一家工廠，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考慮著、努力著。

南都周刊：在整個創業過程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是什么?

臧健和：轉折點發生在1982年。當時，在一家日本公司的一個聚會上，我的朋友帶了我的水餃去參加。那個日本大老板的女兒是一個只有十二歲的小姑娘，從小生活富裕，所以她吃東西非常挑剔，但那天她竟然吃了20多個我做的餃子，把她的爸爸嚇丁一跳。這個老板用生意人的眼光意識到了這是一個出色的商品，也是一個商機。后來他聯絡到我，經過艱苦談判后，灣仔碼頭的產品進入了日本的超市渠道。1984年之后，我們就開始擴大經營了。

南都周刊：在邁出關鍵一步后，隨著水餃生意的日益壯大，吸引了不少公司前來洽談，為何只有美國通用磨坊打動了你?

臧健和：在規模慢慢的一路發展起來后，我發現企業做得越大自己的能力反而越小，因此我需要找老師了。在這樣的階段上，我開始考慮那些來邀請我合作的人和企業中，哪些適合做我老師。這些人有日本的，也有歐美的，等等。在我而言，我只是個手工作坊，要想做大，一定需要有個強力的企業來合資。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對方的態度愿不愿意教，我就一直這樣等待一個有緣人，一直等到美國通用磨坊的到來。

南都周刊：聽說當時通用磨坊是“三顧茅廬”?

臧健和：他們當時就像找諸葛亮一樣三次找到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當時應該是1996年，第一次是找到我的女兒，后來女兒回來和我談，我還是比較不屑的，認為美國人不懂餃子的文化。我女兒也這樣認為，第一次就這樣淡了下來。但當時負責談判的美方總裁還是很耐心地等了我們三個月，三個月后又再次找到了我女兒，我就在香港與他們吃了頓飯。席間，美方說他們非常有誠意想和灣仔碼頭合資，我當時就笑著說：“你們美國人怎么可能懂得餃子的文化，怎么會包餃子?”我非常感激他們這樣的大公司的誠意，但我還是覺得不太合適，于是第二次也拒絕了。

沒想到，最后他們又第三次邀請我，訂了機票與酒店，請我們一家人去美國參觀工廠。他們對我說，無論合資與否，都希望我能去看看他們現代化的工廠和管理，如果當中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他們愿意無條件幫助我。他們這一招的確管用了。

我去了美國總公司，去到他們的工廠，感受到他們現代化的管理和機械化的生產，操作工人嚴謹用心的工作態度，以及對衛生品質的嚴格要求。最后到研發部參觀時，研發部門之大，著實讓我感嘆，一個工廠的研發部門竟然比一些香港企業的工廠都要大，而且每年研發部門的研發基金就有一億美金。

我有如今的成績，是因為遇到了這個好伯樂，發揮出自己的能力。如今，在大中國區、北美、歐洲都有我們的系列產品。今年，我們計劃在澳大利亞推廣我們的產品，讓這個品牌從香港走向全世界。

南都周刊：去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你離開內地來到香港也差不多是30個年頭，你對中國的變化有什么感受?邀之中想過回來發展嗎?

臧健和：那肯定是震撼啊。當我離開的時候，人們還沒有從“文革”中蘇醒，人們的眼神是彷徨無助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有了太大的變化，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充滿了希望。從青島家鄉到內地其他地方，無論在哪里，你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就像年輕時唱的歌曲那樣：快馬一鞭三千里，一天賽過二十年。國家發展得越來越好，對比過去，百感交集，畢竟我經歷過那段沒有改變的時期。

其實我在1992年就在山東投資了其他生意，但對于水餃產品我還是非常謹慎，尋求合資的機會我更是謹慎看待。一直到1997年，我和美國方面合作后才回到中國做水餃生意。事實也證明，我們的合作還是非常成功的。

如此倒霉蛋

照樣成千萬富翁

林A的經歷，像一個水滴，幾乎濃縮了那個時代創業者所有的機遇和艱辛。他平凡得很難找到一個去展開的切面，卻又復雜得讓你哭笑不得。他眼光極好，多次抓住時代之潮積累財富，他又霉運當頭，時代的幾次調整又把他幾次打翻。他是時代造就的一個草莽英雄，當然，他現在還是個富翁。

林A，不是化名，是真名。他還有一個弟弟叫林B，一個妹妹叫林C。

這個獨特的名字曾給他帶來許多好處，比如簡單易記，參加班干部競選得票極多，接觸過的朋友都對他過目不忘等等；這個名字也給他帶來過很多煩惱，比如實行學籍制度時，林A就被迫變成了林誒?，F在，這個名字又給他惹來了新麻煩。

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剛剛因為林A拒絕將自己的署名更改為“林誒”，而放棄出版他的新書，出版社的說法是“林A”這樣的署名“不符合出版規范”。

3月1日，林A在天涯發帖解密，并發布了自己新書的部分章節，此舉引起了多家媒體的風吹草動。而我們找到林A，不是因為他的名字是非，而是他在帖子中自稱是中國版“貧民富翁”。

林A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貧民富翁”?

還是從他被拘留的那一晚開始說吧。

回到海南的中專生

晚上11點多，林A被帶到了一個拘留所，這是1996年的一個夏天，海南東方市八所鎮熱得出奇。林A還沒有從幾個小時前的驚愕中清醒過來，他本是當地一家迪斯科溜冰城的老板，現在卻因莫須有的罪名，不得不面對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牢獄之災。

穿過一層層鐵門，進入那個黑咕隆咚的房子時，林A的心就沉了下去。他從小就怕黑。小時候，家里住的是爛泥糊成的房子，他說如果有豬撞墻，墻肯定都會塌。那時，林A的家人每晚上都要去生產隊里記工分，隊長每次又會講幾句話，時間就拖得久，林A就被

一個人反鎖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泥房子里。好多次他從睡夢中醒來，哭叫都沒人理。于是從那時起，對黑暗封閉空間的恐懼，就在他心里埋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如果當初中專畢業時留在廣州，這場牢獄之災根本就不會發生。

1989年，20歲的林A從廣州輕工業學校中專畢業，但他卻選擇回到海南。在他畢業的前一年，中央剛決定把海南建成全國最大的特區。驟然間，海南成為1980年代中后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向往的熱土，火熱得連上島都要辦通行證。20歲的林A自然不愿意錯過。

然而闖天下談何容易，多少年輕人失望離去，或者不甘心地去偷去搶，多少女大學生不得不賣笑賣春，當時?？谫e館和望海樓中間的機場路硬被生生地叫成了“雞場路”。當時有個流行語，或許你不會陌生——不到東北不知道膽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錢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體不好。

雖然這是林A第一次進到拘留所，但他對這個環境并不陌生。尤其是當看守員一走，獄友原形畢露——老大是老大，孫子是孫子，挨打的縮進角落被圍毆，這都是80年代香港黑幫電影的招牌。曾經營過錄像帶出租店的林A對此早就“耳濡目染”。

其實林A回到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給一家國企打工，錄像帶出租只是他的副業。但這個副業的實際收入卻數倍于他的主業。這其中有林A的聰明，也有時代的脈動。

林A的商業天賦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小學三年級，他就敢上街叫賣父親書寫的春聯，顧客都嘖嘖稱奇。在廣州讀中專時，林A發現畢業冊的商機，雖然設有本金，但他卻能七拐八繞地搞到校團委的公章，以學校的名義去賒貨。因為定制的畢業冊有學校的名字，頓時熱銷。

而在當時大特區的海南，到處都是淘金者。在?？陔S便一間民房里都有注冊的幾間公司，這些公司的最重要家當就是營業執照和公章，裝在皮包中就可以帶走，“皮包公司”由此而來。當時有個著名的玩笑——“?？谝粋€椰子掉下來，就可以砸死3個經理”，公司之多由此可見。

在這里創業，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而林A顯然屬于會撐死的那種。他是第一批覺察到錄像帶商機的大陸人，并創造了多元化的經營思路。比如登記顧客電話，通告新帶消息，推出會員制，兼營圖書租售，還安裝了公用電話等。他的生意秘訣說起來其實很簡單：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快，人快我絕。

幾年下來，林A有了一定的積累。同時計劃經濟也正向市場經濟轉軌，不溫不火的單位讓林A逐漸感到窒息，他渴望更大的發展。林A聯系上了張麗莉，在她的介紹下，林A被廣東新型溜冰城的火熱給深深吸引住了，他決定引進。

三個溜冰城

在拘留所的第一個晚上，林A徹夜難眠。他說不清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進來了：八所鎮派出所所長為何抓了狂似的要跟我作對?我先后開過三家溜冰城，為何就八所鎮的這一家這么倒霉?

林A第一家溜冰城開在?？?。林A盡情地施展了自己的營銷才能：在報紙上打出健康娛樂新潮流的名頭，以溜冰票為獎品贊助電臺有獎節目，以“溜林英雄帖”的形式制作傳單……一番策劃之后，溜冰城開業那天，從早到晚只見一個漂亮服務員在門口高舉“客滿”招牌。三個月后，林A收回所有投資，并收獲了人生的第一個100萬。

那時的林A從里到外都像一個暴發戶——頭發梳得光亮，有車有房，出入時總帶一兩個保安，吃飯的時候，大哥大從不躺著擺，一定要豎著放。

不過共苦容易，同甘太難，由于合伙人的一些分歧。1995年溜冰城被轉讓。拆伙后的林A，馬不停蹄地物色新的落腳點。當時在海南西部，日本財團正計劃與政府簽約租賃儋州洋浦港，準備建設“第二個香港”。林A的第二個溜冰城自然就開在了這里。

不過彼時，生意已經不再好做。競爭對手的出現，不僅分流了顧客，還打起了價格戰，惡性競爭帶來了整個行業的萎靡。加上洋浦港計劃告吹，這個溜冰城項目徹底失去了盼頭。

最終的希望落在了東方市八所鎮的溜冰城上，可是東方八所又有自己的癥結。試營業當天，竟有人來打架，派出所的人來調查，讓每月交1萬元的“贊助費”。林A對于這種行為不以為然，不過現場經理阿文勸他忍下：“不交錢，就搞不定當地的爛仔，搞不定爛仔，怎么賺錢?！卑⑽慕ㄑ圆蝗缃o所長個33000元，給所里5000元，這樣還能省2000，林A批了。

不過，派出所的走了，工商局的來催辦證了；工商局的走了，稅務局的又來了……這些林A都如法炮制，靠錢打點。

不過，沒幾天，又有人來鬧場了，林A趕忙報警。等到民警慢悠悠地來到，現場早已狼藉一片。林A去求派出所所長，因為打點了8000塊錢，他以為會好說話。誰知所長反而怒斥林A這個外地人來此地盡搗亂，勒令溜冰城停業整頓。林A提醒所長自己是交了“管理費”的，此言一出，所長火氣更盛，令手下將林A銬了送拘留所。

想到這，林A差不多明白了：原來，是阿文把給各類衙門的錢都黑了。

命運的玩笑

東方八所溜冰城就此謝幕了。不僅80萬投資血本無歸，身上還背負了50萬的債務。林A說他從這件事情中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個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過一個人的成長。

接下來的一年，林A北上，一邊幫助朋友策劃溜冰場，一邊也為了躲債。等他再次南下廣東時，他有幸地聽到了一堂倍增式營銷課——這是一個在美國很流行的生意，它不需要很大的投資，只需要時間，去找一些適合的客戶，再教那些客戶找到更多的客戶，從而就能得到倍增的收入。

這個生意就是傳銷。林A深信這個新玩意可以致富。他加入了一家在香港成長很快的公司，在香港總部林A第一次聽激勵演講時，曾激動得淚流滿面。1997年，林A再次回到海南，做起了傳銷生意。也是從這里開始，林A的演講和教授的才能，慢慢地得以展現，很快成為國內首批傳銷普通話講師之一，林A說他當時的月收入一度達到5萬元。

可是中國的市場隨時變天，由于非法“異地傳銷”的興起，1998年4月國家宣布全面封殺所有形式的傳銷活動。這時，林A才知道，所謂的倍增式營銷模式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把它當作營銷工具，它就可以賺錢，如果把當作詐騙，那它就是兇器。

雖然林A再次失敗了，但是他收獲了成長。這段時間的培訓，使他漸漸明確了自己要做激勵型心靈工程師的目標。所以這次失敗，他并沒有消沉太久，馬上就在一家名為“亞加達”的教育機構找了份工作。他自動請纓，給全校老師做創新培訓，還創設了主動式招生模式解決了學校招生的難題。林A理所當然得到了老板的認可，一年之內就連升了三級當上了總經理。

但命運似乎非常喜歡跟林A開玩笑，1999年底，一間民營私立學校的老板用收取“教育儲備金”方式招生后，卷款潛逃。國家通過調查，把這種學校發展模式定性為非法集資，勒令禁止。當時的亞加達與碧桂園都是通過儲備金方式發展起來的私立學校，面對這場生死考驗，要么轉制，要么破產。當時的碧桂園因為

有房地產的支撐，加上積極宣傳，得到了家長的理解。學校轉制成功；而亞加達則因為資金鏈的破裂，陷入了深淵。

千禧之年，林A生命中在經歷了國企打工、溜冰城、傳銷、亞加達之后，第五次重頭開始。此時的他也只不過剛剛31歲。

被說不可能，要想怎樣才可能

那是國企普遍開始改制的年代，林A說服妻子張麗莉買斷工齡，拿了10萬元的經濟補償。為了再次翻身，他賭上了愛人的未來。

由于資金有限，林A這次瞄準的是清潔公司，因為進入門檻低，競爭少，利潤很可觀。林A加盟了一個叫“特麗潔”的連鎖項目，在廣東順德成立了公司，生意就從清洗高樓外墻這樣的小業務開始做。大機會公司成立后一個月就出現了。東芝順德公司有一單價值30萬的樓面清潔業務，當時共有5家公司參與競標。

林A志在必得，他看過競爭對手的方案，都只是一張紙，而他給出的卻是一個完整的計劃書。至于現場演說，那更是林A的強項。東芝這個項目不僅讓林A的公司從最初的3個海南老鄉發展到30個人員的規模，更為他贏得了好口碑，此后上門業務不斷。

2002年底，林A又做了一件大事。不僅不收錢，還給出66244.28元／年的報價，中標了順德容桂鎮的一家最有利潤的公園。當時開出“0”承包費的對手只有傻眼的份。

不過勢頭紅火的公司，也容易成為眾矢之的。很多雞蛋里挑剌的惡意投訴后，“特麗潔”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林A有口難辯。他個人第一次真正的飛躍就發生在此時。

既然我的關系不夠硬，那么我讓賢給硬的人。林A找來了他稱為強哥的一個生意伙伴，自愿地將董事長的位置和公司50％的股份送給他，如果賺錢就對半分，如果虧本則虧我一個。為了最后的“得”，林A做到了跟前的“舍”。從此，公司順風順水，現在的員工2000人，年營業額達到數千萬。

放下清潔公司不管，林A又另起爐灶地搞起了德才企業管理咨詢公司，目前的學員已經超過了兩萬人。他喜歡做演講做培訓，一直都是。到現在，他還忘不了在貴州黃果樹瀑布的第一次講課，激動的學員將他拋上了天。

“啊，這就是我想要的感覺，”林A說：“我做一輩子企業，員工也不會因為老板給他發工資，而把老板拋起來?！?/p>

現在，林A身家過千萬，豪車數輛。在林A四層樓的別墅里，他一邊不厭其煩地翻出自己小時候的獎狀、證件等“歷史檔案”，一邊對記者講述著陳年往事。在林A的房間里，還有他的奔馳座駕上，都貼著一張小紙條，那是他今年的目標：新書熱銷200萬，海景別墅……

攝影師給林A拍照時，他先是一本正經地假裝正在授課，同時又職業性地出口成章：“別對自己說不可能，要想怎樣才可能!”繼而又做著任何攝影師要求他做的滑稽動作。張麗莉對我說：“你看林A玩得多開心?！?/p>

顯然，林A已經從一個物質的貧民，變身為精神的富翁。

指甲鉗大王

街頭賣過冰棍和咸魚

他兩次偷渡到澳門，從搬運工做起，創業失敗后，挑起籮筐成了一名小販。夢想一夜暴富，最終靠賣小小的指甲鉗，一年銷售額近兩億元人民幣。梁伯強如今已是國內最大的中高檔指甲鉗供應商，世界三大指甲鉗制造商之一。

如果47歲的梁伯強坐在面前，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個富有的廣東老板：穿普通的休閑服，抽七塊錢一包的紅塔山，還會熱情地給你斟茶。

兩次偷渡混跡澳門

1962年10月，梁伯強出生在中山市小欖鎮一個貧窮家庭。他的父親長期在外幫人扎竹排，母親在當地一家蠶絲廠上班，靠著一點微薄收入維持生計。

梁伯強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在“文革”中度過。喜好安靜的梁伯強沒有像大多數同齡人一樣，把時光耗費在玩耍中——跟著一個鄉下教師學了近十年的繪廁。而正是這個興趣，改變了他此后的人生。

16歲的梁伯強高中畢業后，因為有繪畫技能，幸運地進了當地一家集體單位——小欖制鎖二廠，成了一名宣傳文員。這在當時，可是一份讓人羨慕的工作。

不過，進廠第二年，梁伯強被抽調參與慶祝改革開放的系列宣傳活動。當活動在半年之后結束時，他在原單位的崗位已經沒有了。梁伯強無奈被分配到了任務重、收入低的翻砂鑄造車間當工人，每天穿著油跡斑斑的工作服在機床E敲敲打打。

這一落差，讓梁伯強痛苦不堪，“我不想就一直這樣下去”，梁伯強說，缺衣少食的少年時代，使得他從小就有掙錢養家的念頭。

而當時，因為毗鄰香港、澳門的地理優勢，沿海出現了“偷渡潮”。那時候，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的兩個村子，人均年收入有上百倍的差距。那些偷渡客在家信中提到的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成為像梁伯強這樣希望改變命運的內地人最熱衷的聊天話題。

1980年4月的一個傍晚，18歲的梁伯強帶著簡陋的救生裝備，懷揣一個飯團，和三個同伴在中山小林農場八一大壩跳進了冰涼的大海，他們要偷渡到對岸的澳門。第二天清晨，在大海中熬過十幾個小時后，這些精疲力竭的農村青年第一次看到了高樓大廈。

初到異鄉，活下去是最重要的。梁伯強在澳門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牛仔褲工廠做搬運工。白天干下來累得連吃飯的力氣都沒有了，晚上就睡在倉庫里。但這樣的勞作換來的只是一個月30葡元的收入，而澳門當地人的平均工資是600葡元。對澳門有了點了解后，梁伯強開始考慮“跳槽”。

早年學到的繪畫手藝又一次幫了他——三個月后，一則招工廣告讓梁伯強成了澳門一家仿古家具廠的繪畫師，負責在家具上畫山水花鳥之類的裝飾性圖案。這份按件計酬的新工作，讓梁伯強的月收入飆升到了三四千葡元以上(相當于當時人民幣三四百元)，這個十數倍于內地的收入，讓梁伯強第一次感受到“原來人還能掙這么多的錢”。

一年以后，梁伯強手頭有了3萬葡元，他萌生了創業的念頭。他傾其所有在澳門一個偏僻的山腳上的一間鐵皮房，又雇用了兩個從中山偷渡過去的年輕人當工人，開始給當地的家具廠提供家具產品的繪畫服務。盡管生意不大，但當了“老板”的梁伯強能賺到更多的錢了。

由于自己只有一張澳門的臨時身份證，而雇用的工人連臨時身份證也沒有，梁伯強每天都在忐忑不安中開展著業務。幾個月后的一天深夜，澳門警察在工廠附近進行了一次清查吸毒的行動，刺耳的警笛聲讓梁伯強誤以為自己開廠的事情已經被警方知道了，他像驚弓之鳥一樣，一路逃到了澳門與大陸的通關處——拱北海關旁的樹林里。第二天天亮時，他高舉雙手走向海關大門。

經過近十個小時的審訊后，穿著短褲短杉的粱伯強狼狽不堪地回到了小欖鎮。此時，他身上唯一值錢的就是一塊在澳門買的手表。

此后一年多里，為了生計，梁伯強挑起籮筐，滿大街叫賣咸魚、冰棍。那段小販生涯，是梁伯強最潦倒的階段。直到1983年底，粱伯強才想方設法進了當地一家國營工廠，又過上了平靜卻又貧困的日子。但在澳

門的“萬元戶”經歷，讓梁伯強的心一直蠢蠢欲動，“我知道自己能賺到錢，但是這需要時機”。

1984年10月，澳門突然宣布了一個消息：有臨時身份證的人可以換取正式身份證。梁伯強興奮不已，感覺自己的“時機來了”。梁伯強孤身再一次偷渡澳門，從朋友那里拿回了寄存的臨時身份證。不久之后，他成了一名正式的澳門居民。粱伯強再也不愿回到小欖，依靠工廠里每月不到幾十元的工資度日了。

他在澳門留了下來，憑借以往的工作經驗，他成了一個香港商人在澳門開設的首飾工藝品廠負責人。

返鄉辦廠渴望盼暴富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珠三角地區涌現出一家家港資、臺資加工制造企業，內地人也開始從四面八方趕來。

1985年4月，梁伯強再一次回到了小欖鎮，幫香港老板在當地設立了一家首飾工藝廠。半年之后，工廠就雇用了600多名工人，梁伯強負責整個工廠的運營管理，“這相當于現在的職業經理人”。梁伯強說，那時，他的月工資已經高達5000元。

但命運再一次作弄了梁伯強。香港老板因為私下將產品在廣州市場上進行批量銷售，違反了來料加工企業生產的產品不允許隨意在內地銷售的規定。1986年的一天，梁伯強的工廠被海關查封，他本人被拘押一個多月。

當海關最終查明與香港老板違法銷售產品的事情無關后，梁伯強被釋放。但此時的他面對的是老板失蹤、工廠被封、工人流失的狀況。他再一次失業了?？吹郊彝プ鞣皇降墓S正在珠三角雨后春筍般興起，有技術、懂管理的梁伯強想到了自行創業。憑借兩臺手動沖壓機，梁伯強在家里開了一個小作坊，做起了老本行——人造首飾。產品生產出來后，他就批發給廣州、義烏等地的經銷商。不久之后，有了一定資本的梁伯強在小欖鎮成立了一家工廠，以浙江義烏為主要市場，開始了他真正的老板生涯。

為了打開銷路，梁伯強像珠三角無數的小作坊老板一樣，手提大袋小袋的產品，往返于廣州到浙江的火車上。在義烏小商品市場里向一家家的商戶推介。十年之后，梁伯強的工廠員工已逐漸發展到數百人之多，銷售額逐年攀升。1998年時，梁伯強已經成為國內人造首飾領域的產銷大戶，銷售額高達6000萬元以上。

作為最早發家致富的廣東商人之一，梁伯強無疑是時代的幸運兒，但他們的商業意識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跟上市場的步伐，很少愿意深入去了解市場趨勢、企業品牌、現代管理。梁伯強形容自己早年“也就是農村土小伙的模樣，除了生產和銷售，其他一概不懂”。

為了賺更多的錢，上個世紀90年代早期，梁伯強還試圖去倒騰當時流行的“政府批文”。為了拿到批文，粱伯強一度頻繁地飛赴北京，希望能結交那些“有門路”的人。為此，數年中，他花掉了上千萬元的“公關費”，“坐飛機就像坐出租車一樣，幾萬元一桌的飯局也毫不心疼”。但這種希望一夜暴富的心態，最終沒有帶給梁伯強任何回報。

回憶當年，他說自己就像那些深信“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而盲目跑到珠三角的農村青年一樣，“差不多到了1997年，我才醒悟過來，發現自己并不屬于空手套白狼的那一類人，只能靠實實在在地做事掙錢”。

放棄倒騰創建“帝國”

1998年，放棄倒騰“政府批文”念頭的梁伯強，正苦于公司在日漸萎靡的人造首飾市場上難有更大作為時，他無意間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大意是說國務院一位領導以國產指甲鉗質量普遍不高為例，要求輕工企業努力提高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赐晷侣?，梁伯強意識到一個新的市場機會正在出現——生產人人需要而又無人關注的指甲鉗。

那時，國內為數不多的幾家國有指甲鉗廠已經處于瀕臨倒閉的境況，市場上銷售的國產指甲鉗大多產自廣東、浙江一帶的小作坊。但這些產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價格低廉但又做工粗糙，大多以幾毛錢一把的價格通過地攤、雜貨店銷售。而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韓國產的“777”牌指甲鉗則基本只出現在高檔的百貨商店里，價格更是國產指甲鉗的十倍以上。

在低門檻低利潤和高門檻高利潤的問題上，梁伯強選擇了后者——他口袋里有足夠的資本去參與高風險的市場游戲，更重要的是，他已經開始存了通過打造品牌為企業注入長期生命力的商業念頭。

為了全面地了解世界高檔指甲鉗的生產、銷售情況，他甚至還進行了一次環球商業考察，到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了解市場情況。

1999年4月。梁伯強的第一批指甲鉗問世了。他用了一個國外朋友的名字“ST.Allen”(中文名“圣稚侖”)為自己的指甲鉗命名。盡管這個品牌名稱有點莫名其妙，但跟國內小作坊出產的那些同類產品相比，梁伯強的指甲鉗在原材料、產品功能和造型設計上高出了一大截。而也正是這一點，讓他的指甲鉗在國內脫穎而出，也為他的“指甲鉗帝國”奠定了基礎。

據公開資料顯示，粱伯強生產的中高檔指甲鉗現在占據著國內第一、世界第三的市場份額。他說，現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指甲鉗上面，希望“將指甲鉗打造成瑞士軍刀、zippo打火機一樣的產品”。

胡潤榜富翁階級分析

今年榮獲各項大獎的電影《貧民富翁》，男主角杰瑪還差一個問題就能成為百萬富翁，影片給了四個答案A：他作弊；B：他幸運；C：他是天才；D：一切命中注定?？赐觌娪?，這段提問給我印象很深，它使我對胡潤榜單中的大富翁們產生了另一種視角的解讀興趣。他們原來都是干什么的?他們是在什么時候掘到了第一桶金?他們何以能夠發家致富?

貧民富翁占了一半

帶著重重疑惑，我開始了對胡潤榜富豪的統計與分類。在看過每年前50名(去掉重復上榜者)，共計205名富翁的人生經歷后，我發現正好有100名富翁(家族、兄弟和夫妻都只算主要的一人)就如同電影中的杰瑪一樣，家庭出身一貧如洗?！柏毭窀晃獭钡谋壤咏?0％。

這些貧民富翁都有過窮困的童年，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整天都被饑餓所威脅。比如靠販賣汽車起家的冼篤信(1999胡潤富豪榜第19位)，小時候吃得最好的就是一筐番薯加一把米熬成的稀飯，“稀飯里只有幾粒米，一年只能吃兩次肉，一頓是過年，一頓是端午節?！睘榱私o自己加餐，甚至還把目光盯上了山上的老鼠、松鼠、野雞和蛇。

在這些“貧民富翁”中，家庭貧困的一大特點還在于人口眾多，如華為老總任正非(2000胡潤富豪榜第5位)，全家共有9口人，家里通常都是幾個人合用一席棉被，在地坑里做飯，貧困的景象連后來來抄家的造反派都目瞪口呆。年輕時的任正非在家就沒穿過襯衣，即便是夏天也穿厚外衣。

新中國購買了第一部法拉利的李曉華(1999胡潤富豪榜第4位)，家庭出身同樣貧寒，一家6口竟然要擠住一問7平方米沒有窗戶的住房。之所以這些“貧民富翁”的家庭人口有這么多，還跟出生的特殊時代有關，在這100位貧民富翁中，有5人出生在1930年

代，有13人出生在1940年代，1950年代的最多，有47人，出生在1960年代的也有35人。

80年底貧民富翁的黃金時代

1940年代和1950年代出生的“貧民富翁”加起來，是整體的65％。這兩個年代的人正好趕上1949年以后，毛澤東提出“人多力量大”的口號，號召全體人民多生多育，據傳當時有的“英雄母親”曾創紀錄生下18個孩子，而生個七八個的都只能算是普通。

生長于這兩個時代的人，一出生就擁有這么多兄弟姐妹，口糧少，人口多自不必說，其間要經歷三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吃不飽穿不暖是那個時期的常態，但在經歷長久的貧困與苦難后，他們反而比常人更加希望擺脫困境。

當80年代財富的政治禁忌被打破之后，已經成年的那一代中國貧民便如餓虎出籠。他們為追求財富，表現出近乎天方夜譚的想象力。整個80年代，中國到處流傳著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發財神話。這是中國的貧民富翁們的黃金時代。

與之相對應，納入我們統計范圍的100名“貧民富翁”中，絕大部分人是在80年代中后期掘到第一桶金的。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貧民富翁的發跡年代的分布數據：1979至1991年。有82名貧民富翁是在這個時間段發家的，其中有63人在80年代挖到第一桶金；1992年以后，則只有18名。

90年代白手起家不再主流

90年代之后，貧民富翁的產生幾率逐漸下降。特別是90年代后半期，中國迎來新的一次創業高潮。不過，這次創富運動并不屬于這100名“貧民富翁”，中國開始進入騰訊的馬化騰、網易的丁磊以及百度的李彥宏等互聯網驕子的時代。

馬化騰等財富新貴，在出身上并不如劉永好、宗慶后和張茵那樣貧寒，在致富路徑上，兩個年齡階段的富翁也截然相反。無論是劉永好、張茵、許家印還是宗慶后，都是靠實業獲取財富的。

但馬化騰等網絡新貴，要想成功，早已離不開資本的聚合以及推力了，馬化騰曾經一心想干的就是把QQ賣掉，但沒人肯買，要不是有風投公司愿意，砸錢幫助騰訊在香港上市了，QQ也就不會有現金資本來發展新的業務。

在我們現在統計分析的100位“貧民富翁”中，而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榜富翁，根本就沒過第一代富翁那樣用苦的生活。這固然是社會總體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貧困人口比例下降的體現，但也從側面反映了“白手起家”的機會已不如80年代那樣遍地都是，財富的代際轉移開始出現。

2002年上榜的李兆會，當年直接繼承父親幾十億元的財產，一舉成為全中國最年輕的“富翁”，2007年上榜的楊惠妍，甚至因為得到父親轉移的公司股份，而一舉成為當年富豪榜的頭名。

貧民富翁數目在逐年下降

胡潤從1999年開始，每年推出一份中國大陸的富豪排行榜。在第一年上榜的富豪前50名中，貧民出身的富豪有28人，占了一半以上。這一比例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2000年，胡潤榜新晉富豪(指進入前50名者，下同)有31人，其中貧民富豪19人；2001年新晉富豪30人，其中貧民富豪16人；2002年新晉富豪17人，其中貧民富豪11人；2003年新晉富豪15人，其中貧民富豪8人；2004年與2005年新晉富豪均為12人，其中貧民富豪4人；2006年新晉富豪15人，其中貧民富豪也是4人；2007年新晉富豪19人，其中貧民富豪5人，2008年新晉富豪4人，而貧民富豪只有1人。

從上面的數據中，每年新增的富豪總數在下降，其中貧民富豪的下降趨勢更是非常明顯。無論是新增富翁還是新增貧民富翁人數的減少，都可能說明了一點：經過長時間的原始積累，財富的分布已經大體上固定下來，中國社會的創富機會開始向已富階層集中，具體表現為富者愈富，貧者邁入新富階層的門檻抬高，階層的代際“遺傳”出現。而未來幾年，中國要出現新的貧民富翁的可能性也將大大降低。

社會學家所說的階層固化的雛形已經降臨在中國社會上。

30年草莽英雄漸次退場

1980年代，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競爭并不充分，四處都充滿了各種誘惑和可能，由此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國的第一代富豪。1990年代之后，越來越高的創富門檻與日漸擴大的社會階層隔閡，使得貧民出身的草莽英雄漸漸淡出了江湖。

1977年，劉永行高考高中理科狀元，卻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未能在次年春天踏入大學。這一年，許景南在福建老家拉板車。拉5公里收1塊錢，賺到的錢除了買工分交給生產隊，剩下的才歸自己。

劉永行不會想到他與他的兄弟日后會成為中國富豪榜的?？?。那時候富人等于罪人，以財富為標識記號的階層分化已被抹平，即使是先前闊過的家族，也如失去根基的浮萍，漂浮在這個扁平社會上面，被風吹浪打。人們自覺壓制著自己對財富的欲望，吃飽穿暖就是最大的夢想。

社會在悄然地變化。1980年前后，各地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許多地攤小販。沒有人想象得到這些像野草一樣蓬勃生長出來的個體戶雛形，將會撬動一個扁平化社會的歷史性變遷。

這一年的春節，做家電修理工的劉永行為了讓四歲的兒子能夠在過年時吃上一點肉，從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馬路邊擺了一個修理電視和收音機的地攤。短短幾天時間，他竟然賺了300塊錢，相當于他10個月的工資。年廣久也開始賣起瓜子。

人們對財富的欲望就這樣被喚醒。但政策對個體經濟放開一條窄縫，初衷并不是為了讓劉永行們變成富翁——直到1985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正式提出來一而是為了緩解那時候突然加大的城市就業壓力。

1979年2月，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如潮水般返回到當年出發的城市，接下來的兩年。還有300萬人將陸續返城，解決他們的就業成了燃眉之急。計劃經濟體制內已經無力吸納這批就業大軍，國家只能“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钡?979年底，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已約十萬戶。

1983年秋天，劉永行的兄弟劉永言賣掉了家里唯一一塊手表，劉永行賣掉了自行車，四兄弟一共湊1000多元，辦養殖場。許景南用拉板車賺的本錢，開起了包裝廠、拖鞋廠、木箱廠、機磚廠和建材廠。

商業的力量被啟動起來，就不再停息，并悄悄推動政治的變化。1984年，官方肯定了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從政策上保證人們創富的安全。而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競爭并不充分，四處都充滿了各種誘惑和可能?！跋潞！背闪诉@個時代的關鍵詞，并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新中國第一代富豪。

1995年2月，美國雜志《福布斯》首次發表中國內地億萬富豪榜，上榜的19人中，劉永行四兄弟力壓“紅色資本家”榮毅仁，以6億元資產高居榜首。拉板車出身的許景南也成為了中國體育用品大亨。不少跟著年廣久出來賣瓜子的窮光蛋，都先后變成百萬富翁和千萬富翁。

從貧民出發，到達富翁的彼岸，構成了整個80年代中國階層再造的主要篇章。

研究中國階層變遷的社會學者孫立平說，在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期，階層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城市中沒有固定職業或職業不理想的人，開始從事個體經營，有的成了當時的萬元戶。

孫立平將這種階層流動稱之為“上向流動”。顯然，“上向流動”是貧民富翁批量產出、財富草莽英雄紛起的重要機制。

1990年代之后，與忙著兌現財富的先行者們相對的，是愈發難以攀上創富通道的貧民階層，與日漸擴大的社會階層隔閡。與描述農民工凄慘生活聯袂出現的，是“富二代”甚至是“富三代”的頻頻曝光?！吧舷蛄鲃印辈恢挥X停滯下來。

富豪階層的大門當然還向貧民出身者開放，但門檻已經大大提高。在80年代，身無分文、大字不認一個、毫無背景的人因為風云際會而跨入富人階層者比比皆是，只要膽子夠大、腦子夠活。90年代之后，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穩定化，出身、知識、權力、人脈關系、創業資本已是踏入富人階層之前必須跨越的門檻。在中國短短30年創富游戲中，中國草莽完成了從粉墨登場到英雄輩出再到漸次退場的過程。

英雄莫問出處，在成熟的階層社會，知識與個人努力才是人們進入富人階層的最公正的“敲門磚”。

或許中國再造貧民富翁的鑰匙也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