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海外研究綜述

李曉文

摘要:儒學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主流。歷經了幾千年的跌宕起伏的發展和流變歷程,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儒學的發展遭遇到空前的危機和詰難,但也使儒學的重建獲得難得的機遇。海外儒學研究的興起,使得儒學發展已超越本土文化的禁錮,悄然融入國際學術舞臺,并獲得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拔逅摹边\動以來海外儒學的研究形成各種自成風格的流派。海外儒學的研究也體現出一些特色如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儒家的宗教性、世界性等。

關鍵詞:儒學 流派 現代化

日漸興起的傳統文化研究已經遠遠超越了民族的、國家的、甚至是區域性的界限,海外的儒家倫理思想研究特別是港臺、日韓、新加坡和歐美等地區和國家,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為儒家倫理思想的發展做出杰出的貢獻。本文旨在對海外學者研究儒家倫理的成果進行梳理。為了方便,現以地區或國家為劃分來述評海外各地主要的學者及其思想。

一、港臺地區的儒家倫理思想

張君勱、錢穆、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是在大陸解放前夕移居香港及海外的,他們憂慮于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儒家傳統文化的深沉反思,紛紛從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宗教、哲學等領域,發掘儒家文化的精神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傳統文化的缺陷,并發表了許多論著和文章。集中代表他們觀點的是1958年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人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強調中國歷史文化為一活的精神生命存在;儒家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對人類社會具有普遍意義,它與現代科學、民主非但不矛盾,而且相反,科學與民主正是中國文化中的道德精神自身發展之必然的內在要求,這就是所謂由“內圣”開出新“外王”。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港臺新儒家圍繞這個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和演說,出版了卷帙浩繁論著,成為港臺地區傳播最廣、勢力最大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

七十年代以來,包括我國香港、臺灣地區在內的“亞洲四小龍”在經濟上的騰飛,深刻地啟示人們去思考傳統儒家倫理思想和現代工業文明的關系問題;同時西方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評價也有所轉變,并把它看作是克服西方現代文明弊端的一味良藥,使得一些學者看到儒學重振的希望。他們從“文化多元論”、“第三種工業文明”進而提出“儒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他們一方面認同傳統儒學,另一方面適應現代新潮,對熊十力以來的一些新儒家的思想觀點進行梳理、總結、闡釋和宣傳,發表了一系列著作、論文和巡回演講。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和分析中國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特別是比較二者之間的不同。在此基礎上他們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那就是儒家文化與現代化是不矛盾的,儒家倫理如同新教倫理一樣可以結出資本主義之果。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儒家資本主義的主張。張君勱、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方東美、劉述先、蔡仁厚等,從不同角度出發闡述儒家思想是可以同現代化融合的,認為那也是儒家發展的必然。

港臺新儒家的這些論述,都是通過比較中西文化后所體現出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并從各個不同層面去開辟儒家發展的新路徑,是值得敬佩的。但有些觀點如儒家資本主義說、儒家與工業東亞興起的關系等都是尚無定論,本人亦難以茍同。從儒家到新儒家,儒家文化早已超越了孔孟等的原始儒學,是本土多家思想的融合以及對外來文化的借鑒與吸納,早已面目全非了。

二、日韓、新加坡的儒家倫理思想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儒學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源于中國的儒學由朝鮮半島經由東亞大陸傳入日本、新加坡等地,深深扎根于各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中,經受了異域歷史文化和習俗的陽光雨露,成為當地文化中的一枝奇葩。

(一)儒家傳統在日韓的傳播和影響

日本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將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思想史視為基本上是攝取、咀嚼、消化歐美近代思想從而日本化的過程。對明治以前,特別是以江戶時代的朱子學、陽明學為中心的儒學傳統則認為是日本近代思想形成的基礎;而且直到昭和二十年戰敗,這一傳統對日本社會仍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日本儒學研究者劉岳兵以服部宇之吉門下的高田真治和狩野直喜門下的小島馬為案例,探討了儒學在近代日本社會發展中的存在形態。其《日本近代儒學研究》一書勾勒出儒學在近代日本社會中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態。其一,是儒學與日本的軍國主義相勾結,軍國主義分子惡用儒學,成為儒學在近代日本社會的一種存在形態。其二,與之相反,儒學的博大精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風范的日本近代知識分子,諸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小島馬等。這是儒學在近代日本社會的另一種存在形態。

朝鮮時期不僅僅在十六世紀時涌現了大批宿儒,更有曹南冥、李退溪兩位大儒(韓國尊為“圣人”),朝鮮人在吸收中國儒學的基礎上還建立了自己的儒學,像“南冥學”、“退溪學”就都是聞名世界的“朝鮮儒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的價值觀念波濤洶涌地傳進來,造成與傳統價值觀互相沖突的狀況,國民的價值意識陷于非?；靵y的局面。為了重新奠定家庭倫理與社會倫理,儒者的最高機關成均館宣告成立“儒教”總部,欲組成一個像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一樣的宗教信仰團體,這反映了當代多元價值的社會中儒家傳統文化和價值的繼承問題。近代有代表性的終其一生以儒家傳統思想的繼承和重新詮釋為志業的學者及其著作有:李相殷的《析論韓國儒教的功罪》以及樸鐘鴻有關于韓國思想的《韓國思想史》(佛教思想篇,1972年)、《韓國思想史論考》(儒學篇——遺稿,1977年)、《韓國思想》(遺稿,1982年)三本書。樸先生一再強調韓國儒學的傳統文化仍然保留在現今的韓國社會里,可說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相比的。

(二)儒家傳統在新加坡的傳播和影響

1965年新加坡宣布獨立,隨著經濟騰飛帶來的社會生活的高速發展和空前開放,一起來的還有這背后的極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物質享樂主義,并迅速蔓延開來,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基于以上認識,在新加坡開始著力抓了普及儒家倫理教育的事情。1982年2月3日,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宣布,在所有學校教育課程中要加設“儒家倫理”。此后不久,“儒家倫理委員會”在新成立,專門研究儒家學說的華裔學者杜維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和余英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等被聘為海外顧問。此后,教材編寫和試教工作也頗具聲勢。1990年,新加坡公布《共同價值宣言》,提出了個人服從社會,群體及維護家庭倫理秩序等共同規范,效果不錯。應當說,新加坡目前社會秩序較好,是與“儒家倫理”的普及分不開的。

三、儒家傳統在美國的傳播和影響

(一)三大儒學派

“哈佛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他不僅一改美國儒學沿習歐洲漢學的學風,而且還創立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美國儒學研究。費正清所創立的美國儒學研究與傳統歐洲漢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并不注重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和詮釋,而是更關注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變遷的研究。他的著名理論“沖擊-反應說”是美國早期儒學研究的特色,并對美國的儒學研究影響深遠。

“波士頓儒學派”也可以叫對話派儒學。哈佛燕京學社創始人杜維明教授對儒學研究有很深的見解,并不遺余力進行推廣。他注重孟學,沿著孔孟、陸王、牟宗三的系統,強調心性修養的重要性。他也重視儒家的人文精神,并提出了從儒家人文精神出發來反思近代啟蒙以來的文化的問題。在2000年哈佛儒學研討會的開題報告中,他發表了題為“新軸心時代的文明對話”的演講,強調了新儒家的新使命。杜維明對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以及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問題亦有很深的見地。

波士頓神學院院長南樂山和副院長約翰·白詩朗通力合作,已把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建構為在北美神學界發展儒家論說的道場。他們是基督徒,但自稱認同儒家。2000年南樂山出版了《波士頓儒學》的著作,正式宣告了這一學派的確立。白詩朗極力推崇波士頓儒學,并積極推動與宗教之間的對話。

“夏威夷儒學派”的中心人物成中英教授提出了“本體詮釋”學的原則,從語言、概念、觀念和本體上通過比較中西哲學,對中國哲學進行“解構”,以達到“重建”和“創新”,使之現代化,并走向世界。本體詮釋學深受西方哲學的影響,特別是它的理性分析方法的影響。以此來解構中國哲學,增強了其抽象性,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提高了。這是詮釋學派對儒學的杰出貢獻。 夏威夷儒學派的另外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安樂哲與郝大維。他們所涉及的儒學宗教性問題是近年美國儒學研究的一個生長點。安樂哲透過對禮的分析,揭示了儒學宗教性的獨特性。他認為這種無神論的宗教是以禮為核心的。安樂哲還通過對宗教的詞源學研究,指出宗教一詞的最初含義就是“結合”的意思,因此,“由禮所建構的社會不僅是一個世俗的社會,也是一個宗教經驗的場所?！?/p>

(二)其他學者觀點

據吳根有教授對近十年美國儒學研究表明:1.關于儒家與自由主義、儒家與人權關系的研究是近十年來美國儒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其代表人物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教授。2.對儒學與生態的關系、儒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作再反思,亦構成了近十年美國儒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由Mary Evelyn Tucker和約翰·白詩朗(John Berthrong)主編的《儒家與生態學--天地人的內在關聯性》一書就是例證。3.由于在美國的大學里,有關儒學研究大多設立在歷史系或東亞系,因而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儒學就成為美國儒學研究的又一個特點。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包弼德通過對宋史的研究,揭示了宋代儒家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發生作用的特點。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提出了現代儒學“游魂”說等。

四、述評總結

通過對“五四”以來的海外儒家倫理思想研究的整體來看,無論哪種流派,也無論每一位學者從哪個方面入手來探討儒學,儒學的研究大都體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認同儒學核心價值

儒學的傳統核心價值無外乎體現在仁、義、禮、智、信等方面。對于東亞國家和地區,儒家文化倡導忠誠、責任感、獻身精神、集體主義、教育優先的價值觀,無疑對東亞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東亞工業經濟的興起,且有著相同儒家文化背景,這使西方國家重新審視儒家文化所帶來的積極意義,并能理性地闡釋和探討儒學的普遍價值的可能性,進而引發“普世價值”的爭論,我們姑且不談這種“普世價值”之爭的是與非,但其背后所體現的對儒家傳統價值的認同卻是讓人值得高興的,意義深遠。

(二)儒學具有宗教性

歐美的儒學傳播是因宗教而開始的,早期歐美研究儒學的傳教士為儒學和基督教融合探尋切入點,并探討用儒學來論證基督教教義的可能性,認為儒學在安撫人的心靈和道德教化上與基督教并無二致。港臺及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普遍認為儒學的這種教化現象就是獨具特色的宗教形式。甚至韓國被稱作“儒教國家”。儒學是不是宗教尚無定論,但是其宗教教化特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儒學的世界性

目前,儒學、新儒學,儒家文化及其相關的孔子學院流行海外,與世界各國民族文化碰撞、交融。海外儒學研究的興起,使得儒學發展已超越本土文化的禁錮,悄然融入國際學術舞臺,并獲得了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儒學之所以走向世界,與其內部具有的“超越性”是分不開的。無論是儒學的世界性還是世界性的儒學,可以說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仁愛、和諧、人本、修身重道等精華部分,正影響著世人去思考其世界意義。

(四)儒學具有當代意義

西方物質文化、工具理性主義、科學主義在近代的興起,無疑對推動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產生和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隨之而來的是極度膨脹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所導致的社會道德失范、秩序失衡的現代化弊病。于是有越來越多的哲學家、倫理學家關注東方文化,探討儒學倫理,旨在解決道德危機問題上進行一種新的文化選擇,尋求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儒學的研究就是為儒學走向現代化服務的,所以儒家文化的整合價值讓一些中西學者看到了希望,并把它看作是西方文化的補充?！叭鍖W的現代性”問題使得儒學在當代所發揮的作用提到理論的高度,并為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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