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的“社會裝潢”

劉洪波

每一座城市都把消滅乞討現象作為一種追求，就像把攤販作為消滅的對象一樣，口號竟然是城市管理“以人為本”。城市形象的追求已達變態地步，而與生計作對，為的不過是夸耀性地展示比真實發展水平更華麗的“社會裝潢”。

廣東惠州在布置整治乞討者的行動，民政、交管、城管、公安等部門將對街頭乞討進行“綜合執法”?；葜菔芯戎尽吨率忻竦囊环庑拧芬呀洶l出，呼吁廣大市民勸導流浪乞討人員到救助站求助，不要直接向他們施舍錢物。

近年來，街頭乞討成為相當一些城市的頭疼問題。頭疼之中，夾雜著城市秩序與城市形象兩重話語，這種夾雜使得討論往往變得纏夾不清?；谥刃蜃非蟮墓芾?，與基于形象追求的管理混為一談，使討論很容易變成亂戰。

城市正常運轉對秩序有著一定要求，例如一些特殊地段可能不宜于乞討，比如行車道不宜于乞討，這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基于形象追求，乞討行為不是管理到不違秩序的水平，而是乞討者只有消失無影才合意。

“形象追求”具有話語強勢，“秩序需求”具有道義強勢。因此，“秩序”往往被作為“驅丐運動”或“逐販運動”合理性的證明，“形象提升”的追求遂以偷天換日、暗渡陳倉的方式出場。這種情況在惠州同樣出現。問題似乎是交通燈變紅，乞討者穿行車流間，安全有隱患，交通受影響，但“綜合執法”的意圖并非如此局限，它是要“鞏固創建（文明城市的）成果、提高惠州形象”，由此惠州街頭不能有乞討現象。

這就樣，城市形象的考慮，指向了最卑微的生計，竟然發展到由政府專司弱者救助的機構發出勸阻街頭施舍的勸告。勸導乞討者去往救助站、施舍通過政府或專設慈善機構進行，則是降低人們良心不安的階梯。很難設想施舍如此“規范”，將何以落實到乞討者身上，而乞討者說的救助站只能管幾天，也確實會成為乞討者不愿前往的理由。這樣一來，不要自行施舍的勸告，實際上變市民為“驅丐運動”的助手。

“乞丐十個有九個是職業的”“乞丐發了財在家鄉蓋樓房”等說法來自于官方，令人驚訝。這是消除愧疚感的救場材料，但乞討者究竟生活在怎樣的世界，其實并無人知，乞討者在家鄉蓋樓房，難道是有一定量的調查的說法嗎？至于乞討者是否十有九個屬于職業性的，更是不值得認真對待。雖然在歐洲曾有過法律禁止乞討的時期，但在中國，確如乞討者所言，“從古到今流浪乞討不違法”?！熬湃迨ぁ钡墓耪Z，主要說的是儒者地位問題，但也說明乞討被社會承認為一種營生?！叭倭小敝?，包括乞討這一行。

乞討者生活在人口最密集地帶，卻自古就是社會的幽暗群落。其幽暗之處不僅在于他們無言發聲，而且在于人們不知道眼皮底下的他們到底怎樣生活。這個群落往往有著“工作區域”的劃分，“丐幫”里可能有著人身控制，甚至還有著包括摧折幼童在內的不法行為。同時，這個群落里也真實地寄存了社會中最無法實現尊嚴也往往最缺乏尊嚴感的人口。

人們不明曉乞討者的生活，施舍不施舍只是瞬間決定，這決定發乎不忍和憐恤，多數情況下人們無心機和能力分辨他們是義丐、循丐、真丐還是惡丐、刁丐、假丐。乞討行為的可持續性，依靠著“瞬間同情”在社會中一定的概率分布。乞討者在人口中的比例也因這一概率而被維持在相對平衡的水平，除非戰爭和饑荒等例外才會產生大的擾動。

在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間，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曾經倡議人們不要向乞丐施舍，在這個追求城市形象的時代，取締乞討才幾乎變成了政治正確。這個時代確鑿地存在貧困者乃至赤貧者和失去了“勤勞”能力的人，他們并未得到足夠的國家和社會救助。

城市需要美麗，這是市民的要求，也是國家的檢查項目。城市是被檢查的單位，而乞討者來自城市之外。每一座城市都把消滅乞討現象作為一種追求，就像把攤販作為消滅的對象一樣，口號竟然是城市管理“以人為本”。城市形象的追求已達變態地步，而與生計作對，為的不過是夸耀性地展示比真實發展水平更華麗的“社會裝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