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技術標準聯盟中的信任發展機制研究

尹麗萍

[摘要]技術標準專利化的趨勢使得領先聯盟的企業可以獲得較大的市場勢力。企業聯盟作為一種虛擬組織需要不同于市場和層級治理的協調機制。由于虛擬企業內部的信任可以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場風險和有利于創新，因此，信任是一種不同于價格和行政命令的組織間協調機制。文章認為，企業組織間信任的產生不是純粹的非理性動機驅動的結果，而是基于兩種動機——理性動機與非理性動機共同作用的結果，要發展組織間的信任協調機制必須從兩種動機入手，一方面建立聯盟的利益保障機制，另一方面進行人際關系運作。

[關鍵詞]技術標準；虛擬企業；信任機制

[中圖分類號]F27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4-0048-03

一、技術標準聯盟的組織特征

(一)技術標準聯盟的興起

在傳統產業中，技術標準化問題并不復雜，技術只是被作為一種技術管制和技術聯系的工具，但是，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對標準化的需求不斷提升，技術標準問題也日益突出出來，技術標準化已成為一種制度。技術標準的建立不是一個純技術范疇的活動，它是一個技術與經濟相結合的活動，技術標準的經濟效應已經從傳統產業中規模經濟的大批量生產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轉變成為一些新興的高技術產業尤其是具有網絡系統特征的信息通信技術(ICT)產業進行產業競爭的戰略性工具(呂鐵，2005)。在存在網絡效應的市場里，技術標準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技術標準預先決定了產品技術中的兼容性和互用性，進而大大提升了技術產品網絡外部性的大小和產品對用戶的價值。技術功效一般的產品可能由于安裝用戶的規模大和配套品的易得性高而獲得市場的普遍認可，從而成為一種事實技術標準，進而標準持有企業會形成產業競爭中所謂“贏者通吃”的市場優勢。

為了在技術標準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高技術企業開始圍繞其核心技術建立企業聯盟(Enterpfise Alliance)，通過企業聯盟這種組織形式參與技術標準競爭。目前，在我國興起的技術標準聯盟有基于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的TD-CDMA聯盟、基于3C融合的閃聯聯盟、基于數字音視頻編解碼技術的AVS產業聯盟、基于下一代互聯網技術的IPV6產業聯盟等，技術標準聯盟是以擁有較強R&D;實力和關鍵技術知識產權的企業為核心、以推動某種技術標準的主流化為目標的企業間成員組織。

技術標準的競爭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聯盟組織的發展水平。從聯盟組織的理論分析看，組織的發展水平受組織的協調機制的效率和效果的影響。技術標準聯盟作為一種虛擬組織，具有與科層組織和市場組織不同的特征，其協調機制也有很大不同。

(二)技術標準聯盟的組織特征

虛擬企業是一種半企業、半市場的組織形式，是企業和市場的中間地帶，可以認為是一種企業功能的外部市場化或市場交易的內部企業化。虛擬企業的治理，從組織經濟活動的特征上看，采用的是組織間協調方式。虛擬企業是一種以資源能力集合為目的的間續性合約。虛擬企業是經濟活動在企業層次上能力分工的結果，所以，虛擬企業的合作對象不可能在市場上任意結合，各自呈現的稀缺性會使市場治理的契約成本大為上升，市場治理不經濟。而統一治理顯然不適合，因為那不是替代性活動納入企業體內，企業的核心能力會受到分散和減弱。因此，虛擬企業只能采用雙邊治理。雙邊治理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是關系性締約活動，這種契約具有長期性特征(和企業的統一治理相似)；同時，虛擬企業運作依據項目而定，合作對象也因項目而定，隨一個項目的完成，原合作關系(雙邊治理)解除；若新的項目需要，彼此就再次合作，雙邊治理再次繼續下去，否則，就暫時中斷。所以，虛擬企業運作的契約關系又具短期性特征(和市場治理相似)。

從創新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虛擬企業提供了一種無限利用或共享跨邊界資源的組織架構。虛擬企業具有高度的流動性和靈活性，不同企業出于共同的目標組成虛擬企業，一旦合作目的達到，虛擬企業就可能解散。虛擬企業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完整的經濟實體，不具備獨立的法人資格，它打破了傳統企業組織機構的界限和層次，以動態的結構、靈活的方式來適應市場的快速變化。組成虛擬企業的單個獨立企業，必須具有超越本身界線的管理能力，因此，外部協調和外部治理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內部協調。但與科層企業組織的管理相比，在虛擬企業治理中存在著“控制斷層”(張喜征，2003)，在動態聯盟中只可能實行部分控制。如何保證虛擬企業成員之間的有效協調，就成了虛擬企業協調機制面臨的主要問題。

由于技術標準聯盟作為虛擬企業獨特的組織特征，技術標準聯盟的協調問題既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組織的價格機制，也不能以傳統企業組織的權威命令機制來解決問題，必須尋求新的協調治理機制。由于“信任”本身蘊含了決策、約束、協調、簡化等功能性工具，因此成為“組織間協調”需要的基本手段(張喜征，2003)。信任作為一種資源協調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克服價格和命令協調所帶來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有其獨特的資源配置優勢。

二、技術標準聯盟中信任動機——工具主義和非工具主義

相關學者對信任的研究主要按照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以信任的工具理性為核心內容的研究，另一條是以信任的非工具理性為核心內容的研究。筆者將從這兩種角度梳理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協調機制，整合兩種理論角度，并針對我國作為一個轉型國家的信任環境提出對我國技術標準聯盟建設的相關建議。

(一)技術標準聯盟中信任動機——工具主義

梅耶、戴維斯和斯庫爾曼(1995)認為，信任是指一方在有能力監控或控制另一方的情況下，寧愿放棄這種能力而使自己處于弱點暴露、利益有可能受到對方損害的狀態。J.Mansbridge認為，信任有兩種，一種是基于對他人的可信度的估計，可信度高就信任，可信度低就不信任，這種基于算計的信任沒有可以稱道的地方；另一種信任是利他性的信任，即使自己吃點虧也愿意信任他人。后者在社會現實中確實存在，但是對現有的信任差序格局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釋力，尤其是在商業社會中，合作更多的是建立在對可信度的估計上的，市場交易的私利性動機仍是一種普遍的、合理的現象，甚至合作本身也是建立在自利(不合作的損失、合作的利益、風險抵御能力的增強)基礎之上的有限范圍(研究開發領域)合作，并不是企業發自內心的完全自覺、自愿的行為。Dasgupta(2003)則更為充分的闡述了信任的商品屬性，他認為，如果沒有適當的懲戒，每一個人都不會有足夠的動機來履行契約，如果人們普遍認為違約不受罰，人們相互之間就不會有任何契約關系存在，互利關系就不

會產生。盧曼認為，信任則出現在風險情境中，信任是對產生風險的外部條件的一種純粹內心估計，信任是基于風險和行動之間的循環關系，兩者在需求上是互補的。Gambetta認為，信任與其說是合作的前提還不如說是合作的結果，重申了我們應該關注合作的合適條件——約束和利益，而無須假定起始的信任度高的足以會自行帶來合作。交易費用經濟學的框架中也包含大量有關信任的理性存在的分析，如信任是對未來合作可能性的預測(Williamson，1993)。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則昭示了信任面對個體私利時的脆弱性?？梢?，工具主義的利己動機是產生信任的基礎和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信任的理性模式存在致命的缺陷：它不能解釋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它不能解釋為什么不同的人的信任水平是不同的；人不是無限理性的，等等。

(二)技術標準聯盟中信任動機——非工具主義

博弈經濟學Granovetter(1985)認為，應該思考博弈可能是怎樣被社會大環境所造就的，他把博弈困境歸結為是一個改變社會環境的問題，由此對信任的理性模式的崇拜開始轉向尋求社會模式的解決之道。研究信任的社會學家將信任理解為社會制度(法律和法規等)和文化規范(道德和習俗等)的產物，理解為與社會結構和文化規范緊密相關的社會現象。信任的制度論者認為社會制度環境決定了信任感的產生。信任的文化觀認為不同的社會產生不同的政治文化。英格哈特(Inglehart，1977、1990、1997)曾經利用大規模的跨國時間序列數據證明，有些社會具有高信任度的政治文化，另外一些社會的政治文化是以低信任度為特征的。福山(Fukuyama，1995)認為，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途徑和表現形式，它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效率，而影響的機理在于，信任直接影響了一個社會的經濟實體的規模、組織方式、交易范圍和交易形式，以及社會中非直接生產性尋利活動的規模和強度。信任的道德論者解釋了陌生人之間產生信任的原因，他們認為信任是一種對世界的樂觀態度，而不是與人打交道的經驗。

筆者在整理信任的兩種角度的研究時發現，信任的工具主義和非工具主義在現實中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的，研究者在對信任的動機歸因中帶有明顯的自我證明傾向，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者更偏向非工具主義動機的價值，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山的理論。而經濟學家更注重工具主義動機的價值。把信任看成是純粹的精心考慮的產物或是純粹的文化價值觀都是一種誤解(Powell，1996)。信任的工具性與非工具性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都不能獨立發揮作用(Williams)，兩者在不同的環境下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必須結合不同的管理情景發展組織間信任關系。

三、中國技術標準聯盟中的信任發展機制

由于信任建立的具體環境的重要性，中國技術標準聯盟的信任發展也要考慮中國的基本信任環境。目前，中國作為一個轉型社會面仁臨著一定的信任危機，信任缺失帶來的危害滲透到了社會各個角落，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如何根據技術標準聯盟的動機需要構建其信任發展的微觀機制是極其重要的。

(一)聯盟中的利益保證機制

1建立和加強法律保護機制。制定企業聯盟的制度，首先，對參與聯盟的利益各方的技術訣竅、秘密和技術專利等知識產權采取內部申報制度并限定技術的使用范圍，防止參與方之間由于技術外溢所造成的利益侵害。其次，制定對違規者具有足夠威懾力的懲罰措施，提高參與方失信的成本。第三，完善擔保制度把傳統市場交易的相互擔保和第三方擔保引入合作聯盟中。第四，加強執法力度。政府可以在技術標準聯盟中模擬知識產權保護的準法律機制。法律保障機制仍是社會形成普遍信任的基石。

2建立高技術行業的企業合作信譽評價機制。合作信譽評價可以使合作企業更多地考慮合作的長期收益而非短期收益，把兩個企業的一次性合作關系延伸成為不同的多個企業間的長期合作關系，扼制合作者之間謀求短期利益的機會主義。合作信譽評價包括合作的時間、合作的績效、利他傾向等。

3建立公平的分配機制。明確利益分配的依據和原則。首先，合作過程中成員企業的創新性努力越重要，合作契約中給予成員企業的利潤分成份額就應該越大。如果合作過程中成員企業只付出可查實的生產性成本，或成員企業付出的創新性努力并不能對技術標準的建立產生實質性的作用，則成員企業應該只得到自己的保留收入。其次，成員企業協商利潤分配機制時還必須考慮風險的合理分擔，所擔風險越大利潤分成就應越多。只有建立科學的激勵相容的分配體系，確保利潤分配的程序公平和實質公平才有可能促進聯盟內的信任建立。

(二)聯盟中的人際關系運作

1培育新型的企業競合關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資產的專業性、企業間的交易頻度以及任務結構的復雜性，嵌入關系是企業間的主要連接關系。生活在同一個商業生態系統中的企業更多表現為互為依存、相依相生的合作博弈關系。合作企業之間必須意識到合作關系所帶來的競爭優勢的價值，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整合合作伙伴的核心資源或核心能力，迅速結成創新產品的價值網絡，如此才能與其它的技術標準聯盟展開有效的競爭并勝出。在新的競爭環境下，企業須把握好競爭與合作之間的關系。

2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對提高虛擬團隊的效率和增強虛擬團隊的信任感來說，團隊成員之間最初的互動是至關重要的。團隊成員可以互相見面、做些團隊的組建工作、確定目標和措施、明確任務和責任。經常性、面對面的溝通與互動可以加快成員企業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建立更廣泛的社會關系，消除建立信任感的障礙，快速建立和發展虛擬組織成員企業相互間的信任。此外，充分利用便利的網絡信息技術，拓展溝通渠道，通過多種方式加強企業之間的實時溝通。企業間的交流應是多層面、多方式、全方位的，這些都是加強組織間信任的基本手段。良好的溝通可以使成員企業搭建起技術標準聯盟所需要的知識網絡，有利于成員企業進行深度的思想交流和開發彼此的想象力，從而加速虛擬企業的知識創新和創新任務的完成。

3建立情感嵌入機制。情感嵌入機制是把合作它方的偏好內在化，如果一個人的效用函數包含他人利益意味著他把別人的利益內化為自己的利益，關心他人就等于關心自己。有了這種偏好，他就可能不去欺騙。事實上，很多經濟交易都是以業已存在的非經濟關系為起點，對正式制度形成的經濟關系起到很大的補充作用。實證研究發現，情感嵌入與員工信任及組織承諾呈正相關關系，透過情感嵌入所形成的信任，能夠影響員工的組織承諾。社會性人際互動網絡對于員工行為的影響高于工作因素，個人最為重視的是在組織中所感受到的實質與情感上的福利與資源(萬同軒，2002)。組織承諾代表個人對特定組織的認同及投入程度，體現一種情感上的依附、認同。對于組織來說，擁有高度的承諾和信任的員工對組織績效的提升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個人在人際網絡中嵌入越深，越有可能通過相互信任促成自發性合作。尤其在中國這樣的關系社會，人際關系運作可能是中國人建立和發展信任的重要途徑(彭泗清，2003)。我們應通過情感嵌入發展企業間的快速的信任關系。

4樹立共同的信念和遠景。未來的激勵是虛擬聯盟組織建立的重要動機。人世以來，中國企業在國內國際市場競爭中的劣勢凸顯出來，缺乏核心技術的企業只能占據產業鏈中的低附加值環節，大部分的利潤被擁有技術標準的外國企業獲得。中國高技術企業未來發展的出路只能是建立自己的技術標準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中國的技術標準聯盟承載著高技術產業崛起和中國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歷史重任，加強這種發展戰略的認同感可以激發出聯盟企業的強烈的民族責任感，以國家和民族發展為大義，克服企業目光短淺的自私自利行為。在聯盟中倡導共同信念和遠景實際上內化了利益各方的需要和預期，有助于持續性信任的維持和發展。

5建立聯盟中的沖突管理機制。虛擬企業作為許多企業暫時的組合體，必然存在不同企業文化的沖突。這種文化上的沖突主要是由經營哲學、價值觀不同以及缺乏共同感造成的。它很可能導致伙伴之間的關系緊張與不信任，從而導致市場機會的喪失和管理效率低下。在組織中倡導理解精神，通過諸多培訓及集體活動等多種形式，讓員工明白企業內部多元文化之間的差異，盡量設法理解對方的觀念及行為方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沖突，通過正確的引導和逐步化解沖突。在交叉文化條件下管理，僅知道伙伴需要和目標的達成對伙伴的激勵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各伙伴的特殊需求，盡量滿足他們的特殊需求。實行跨文化的協調管理，使之產生文化協同效應，將各種文化的優秀部分進行整合，產生多元化的影響和多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并實現共同的目標。沖突的有效解決將會極大地促進信任關系的建立。

[責任編輯：唐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