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建國初期港澳政策的歷史考察

劉芳彬

[摘要] 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殖民主義非法占領的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以及香港和澳門的歷史和現狀,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從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大局出發,在處理香港和澳門問題時,采取了務實的、靈活的且不失原則性的特殊政策:“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一戰略決策不僅促進了香港和澳門的穩定繁榮,而且加強了港澳與內地的聯系,為以“一國兩制”和平解決港澳門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 暫不收回 維持現狀 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

香港和澳門是被英、葡殖民者非法占領的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歷屆政府除黎元洪、袁世凱外都不承認英國占領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并試圖收復香港和澳門。比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都曾提出提案,要求收回租借地;1924年3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先生也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廢除租界和租借地的奮斗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蔣介石也曾試圖通過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奉勸英國歸還香港并有兩次大規模的具體活動。但由于種種原因,無力與外國帝國主義相抗衡,使得這些活動都告失敗。解決港澳問題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國內外形勢,從大局出發,在香港和澳門問題上采取了特殊的策略和政策:“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但促進了港澳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而且加深了其與內地的聯系,為港澳的順利回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非凡的政治膽識和高超的統戰工作藝術。

一、暫不收回,維持現狀

香港和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鴉片戰爭后,英國先后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三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侵占了整個香港地區。而葡萄牙殖民者在鴉片戰爭期間及戰后清政府被迫與侵略者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認識到了清政府的腐敗和軟弱,于是追隨西方列強,加緊侵略擴張,并于1849年強行占領了澳門。其中,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英國租借“新界”的租期是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滿。正是這個租期,為新中國靈活的處理港、澳問題提供了非常大的彈性空間。

新中國成立后,宣布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用毛澤東主席非常形象化的語言表示,就是 “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其中,當然包括港澳問題。但在具體實施步驟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方式,以“對我有利為主”,根據問題的性質及實際情況分別處理。具體到國家統一的問題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臺灣和港澳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對臺主張“一定要解放臺灣”;對港澳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經過和平談判解決”。根據這一精神,中央對港澳做出了“暫不收回 維持現狀”的特殊決定。同時宣布,香港和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政府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主張對于這一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也就是說,建國初期中央對港澳的特殊政策是以“香港和澳門是中國的領土”為根本前提的。因此,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長驅直入推進到深圳與香港邊界時停了下來,沒有跨過羅湖橋。這并非軍事和外交上的軟弱,而是審時度勢做出的明智的歷史抉擇。

事實上,早在中國內戰剛剛爆發的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已經非常明確地闡釋過“解決香港問題可以從緩”的戰略思考。當英國記者哈默問到中國共產黨對香港問題的態度時,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么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于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边@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人最早就香港問題對外做出的一次表態。1949年2月,蘇聯代表米高揚向毛澤東詢問新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時,毛澤東也曾表達過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立場:“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在這種情況下,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庇纱丝梢?建國前后中央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態度非常冷靜、慎重,采用了與內陸不同的靈活策略和手法,“暫不收回、維持現狀”正是這種靈活策略的具體體現。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著嚴峻而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在國內,經濟上,由于長期的戰亂,整個國民經濟陷于崩潰的邊緣,國家建設百廢待興;軍事上,國民黨殘余勢力還在負隅頑抗,大肆叫囂“反攻大陸”,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尚未鞏固;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三管齊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港澳政策,不但有利于香港、澳門的和平與穩定,而且為新中國保留了一條同外界聯系的“國際通道”,有利于推動國家的經濟建設。

首先,從政治上分化敵人,打破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紅色政權的全面封鎖。二戰后,世界形成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為了搶奪勝利果實,發動了內戰。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全力支持國民黨打內戰,企圖消滅中國紅色政權。而英國考慮到在中國內地和香港擁有不能舍棄的、巨大的利益,在對華政策上與美國出現分歧。此時,把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里,有利于中英之間保持對話,維護香港的和平與穩定;有利于分化敵人。事實證明:這一戰略決策執行的結果,對分化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發揮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國政府為了維護其在香港的特殊利益,不顧美國的反對于1950年1月6日正式承認新中國,成為西方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并在同年召開的第5屆聯合國大會上投票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權利,1954年6月,中英建立起代辦級外交關系,從而打破了資本主義陣營對中國紅色政權的全面封鎖。解放初期,周恩來總理在談到香港問題時曾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斗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從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币驗?“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她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的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的對華政策的矛盾?！?/p>

其次,保留了一條“國際通道”,可以充分利用香港、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香港是一個傳統的“國際通道”。新中國成立前,香港就是中國同西方世界聯系的主要渠道;同時也是海外華人華僑與內地聯系的主要窗口。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幾次針對清政府的革命,大部分是在香港策劃的,而且為革命所籌集的經費都是通過香港送到內地的;抗日戰爭期間,大批的物資、外援也是通過香港運往內地;等等。鑒于香港的特殊地位,“暫時不動香港”、維持香港的現狀,就等于為新中國保留了一條傳統的“國際通道”,有利于開展與西方世界、海外華人華僑的貿易、聯系,為新中國的建設吸收必要的外部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輸送成功的管理經驗和優秀的管理人才。解放初期,周恩來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曾明確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蓖瑫r,東南亞也是華人華僑相對集中的地方,暫時維持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現狀,有利于我們開展僑務工作,爭取海外華人華僑對北京的支持,并通過華人華僑與東南亞各國政府之間建立起友好合作關系。歷史告訴我們:香港作為大陸與外界聯系的渠道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特別是朝鮮戰爭期間,大量的物資和外匯源源不斷地從香港和澳門運往內地,不但有助于抗美戰爭的勝利,而且有力的支援了新中國的建設。

最后,可以預防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威懾。新中國成立之時,嚴峻的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薄拔覀冊趪H上是屬于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钡?“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是以新中國的“獨立自主”原則為前提的。對于這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有高度共識。而蘇聯領導人對我黨“獨立自主”的立場始終抱有偏見;對于蘇聯在對外政策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以及蘇聯一貫的“大國”、“大黨”之“霸權主義”作風,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也是心存芥蒂:二戰結束之后,由于中國的國共兩黨從共同抗日的盟友轉變為爭奪江山的對手,蘇聯根據其遠東地區的戰略需要,在國家關系上仍與國民黨打交道,與共產黨的交往并沒有超出黨際關系的范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需要服從于前者。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因素并沒有起主導作用。中國內戰全面爆發后,蘇聯奉行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一方面,反對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另一方面,又勸說毛澤東與蔣介石和解,建立聯合政府。直到中國革命取得全國勝利已經不可逆轉的情況下,蘇聯的對華政策才做出重大的調整。也正是這一調整促成立“一邊倒”政策的形成。但在整個轉變過程中,蘇聯對華政策始終存在著消極因素,其根源在于蘇聯領導人對我黨獨立自主立場的偏見和蘇聯對外政策中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因此,保留香港和澳門,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向蘇聯表示:新中國還可以得到別的援助來源幫助恢復中國經濟,借此警惕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威懾。實踐證明,我們達到了預期的效果: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交惡,蘇聯撕毀援助合同,并向中國政府逼債。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政府通過香港從西方進口了大量糧食和其它物質,為中國人民渡過困難時期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新中國對香港和澳門的“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戰略決策是可行的、必要的,也是科學的判斷和正確的戰略決策。它不僅是新中國對外整體戰略的一個特殊的組成部分,也是中共最大限度實行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布局。周恩來在1951年春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談話時曾對這個戰略決策進行了初步的總結:“近兩年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薄皶翰皇栈?、維持現狀”的成功實踐,為后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的制定鋪平了道路。

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新中國暫不收回香港和澳門,維持香港和澳門的現狀,是為了利用港澳特殊的歷史位置,服務于國家建設的大局。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主席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香港作為中國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開展進出口貿易、溝通中外民間往來的“橋梁”作用更加突出。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提出了保持香港地位“為我所用”的策略,他說:“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系的范圍也很廣,購買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里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薄氨３趾蛿U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备鶕珴蓶|、周恩來同志的指示,總結過去十年來對港澳工作的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在不改變香港現狀的同時,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這一方針體現了中央把香港和澳門的政治價值和經濟價值有機的結合起來。

為了保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港澳政策得以貫徹落實,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從政治上穩定港澳,把對港澳的特殊政策與內地區分開來,不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周恩來同志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指出:“香港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對香港的政策同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薄啊愀鄣钠髽I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擔心前途?！蓖瑫r,避免內地的政治運動波及香港?！拔母铩眲觼y一開始,中央就采取堅決措施,避免內地的政治運動發展到香港和澳門,以免對香港、澳門的社會穩定產生不利影響;并嚴格控制內地居民移居香港,防止給港英當局造成不必要的緊張和壓力。對于發生在香港牽涉中英兩國關系的政治敏感問題,中國政府也始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奉行“不直接介入或干預”的精神,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來解決的正確政策。

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給予香港和澳門極大的幫助,以低廉的價格向香港大量供應食品、淡水、日用品、燃料、工業原料和半成品等。從1962年起,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每日三趟往返于香港和內地的快車,以保證香港的副食品和蔬菜供應;1964年中央撥?？钚藿艘粭l由東江引水到深圳石馬河再到香港九龍的供水工程,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困難局面。周恩來總理曾多次指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是一項政治任務?！睋y計,在20世紀60～70年代,香港每年進口食品中有40%是由內地提供的,1975年來自內地的糧食達到香港糧食總進口的52%。在價格上,20世紀70年代初香港從內地進口的食品價格平均較國際市場低50%,鋼筋等原料約低30%,衣服等消費品則便宜25%。這一切對于保證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事實證明,我國政府當時的決策是正確的、有遠見的。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正是因為我國政府采取了正確的對港政策,使得香港在20世紀50～60年代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也就是說在“香港奇跡”的背后,中國因素始終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71年11月,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同年,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的協議。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國際環境的改善,制約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國際格局發生了有利于中國的變化,中國解決香港問題的前途也日益明朗化。1972年3月8日,我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強調:“香港、澳門是屬于歷史遺留下來的強加于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占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屬于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于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敝袊倪@一立場獲得第三世界各國的同情與支持。1972年10月,周恩來會見英國客人海倫時,首次披露了解決香港問題的“最后期限”:“香港的未來一定要確定。租約屆滿時,中英雙方必須進行談判,從中國拿走的領土必須歸還……中國的政策是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蓖?1月,第27屆聯合國大會以99票對5票(美、英、法、葡萄牙和南非)的壓倒多數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確認了中國對香港和澳問題的立場與要求,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這個決議從國際法上確認了中國對香港和澳門地區的主權,避免了港澳問題的國際化,從而排除了聯合國或其他國家干預港澳問題的可能性,為我國最終通過中英、中葡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創造了條件。

1974年5月,毛澤東同志會見英國當時的首相希思,在論及香港問題時,雙方都同意“香港在1997年應有一個平穩的交接?！边@里,事實上已經勾勒出了香港回歸的光明前景,基本確定了實現香港回歸的具體時間和具體方式,為香港回歸定下了基調。鄧小平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見,這也是鄧小平首次公開介入香港問題,為以“一國兩制”科學構想解決香港問題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由此可見,建國初期,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從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根據當時國內國際形勢而提出的處理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方針政策,體現出靈活、務實的態度,但又不失原則性,是一項原則的堅定性和斗爭藝術的靈活性高度結合的戰略決策。在堅持香港、澳門主權屬于中國的前提下,“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保持香港和澳門作為中國與外部世界相聯系的“國際通道”與“窗口、瞭望臺、氣象站、橋頭堡”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阻力為助力、變被動為主動的明智選擇。從新中國成立后到70年代末的30年時間里,我國政府始終堅定不移地維護對于我們“有用”、“有利”的對香港和澳門問題的戰略決策的穩定性和嚴肅性。正是中央政府采取的正確的港澳政策,促進了港澳的穩定繁榮及其與內地的聯系,為后來和平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207.

[2]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380.

[3]金堯如.保持香港現狀和地位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戰略思想——漫談許家屯回憶錄之三十八.香港經濟日報,1993-7-2(10).

[4]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353-355.

[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473.1475.

[6]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352.

[7]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353.

[8]馬洪.怎樣利用香港經濟為加速我國四個現代化服務.經濟參考資料,1979,(39):16.

[9]孟慶順.港澳與海峽兩岸關系.武漢出版社,1999.20.

[10]香港是中國的神圣領土.人民日報,1984-9-27(4).

[11]何立波.改革開放前的香港問題.黨史縱覽,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