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漢代河西屯戍糧倉

朱奎澤

河西地區，作為漢代正式納入我國行政版圖的重要區域，并在絲綢之路開通后成為核心交流通道而彰顯出獨特的戰略地位。眾所周知，為鞏固開疆拓土的成果和進一步拓展帝國的影響，兩漢政權曾在此進行了很長時間的屯戍斗爭。作為屯戍斗爭命門的糧食供給與儲藏問題，歷來是人們的興趣所在。

可惜的是，由于傳世文獻對這方面的相關記錄不甚明了，因而給后世留存了不少懸疑。

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日益發展，漢代河西屯戍地區的相關遺址、遺跡與簡牘資料得以不斷面世，為這一問題的逐步解密提供了較多的素材和更具細節性的信息。

系統合理的布局

漢代河西屯戍系統糧倉的建置與布局，從考古遺跡和出土漢代簡牘資料的相關信息看，當以軍事建制情況逐級布設，同時有一些特殊的倉儲和補充形式相配合。從具體情況看，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類：

其一，悉心布局的建制倉。這一類糧倉是當時納入屯戍系統正式規劃、上了一定規模且有明確的倉名的純軍事供需倉。按各區域內所在糧倉的供需能力與級別看，又可以將它們細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都尉倉。從考古所得漢代屯戍簡牘材料上所記的情況對比來看，多處發現的“居延城倉”、“城倉”、“居延倉”、“北倉”等糧倉，均與當時屯戍系統的最高軍政長官——都尉的所在地密切相關，一般都設在都尉府直接駐轄之地，負責整個都尉府所部屬吏、戍卒的糧食供給。分布上基本是一個都尉所在即建置一個大糧倉，是為系統總儲倉。第二層次是候官倉。這就是相關簡牘材料中多見的“候官倉”、“候倉”等。正常情況是，這類級別的糧倉設在候官(屯戍系統中次于都尉的各駐防單位的軍政長官)所在地，是僅次于都尉所在地總儲倉的糧倉。第三層次是部倉。這類糧倉一般設在候官以下的各部候長(屯戍系統中次于候官的各駐防單位的軍政長官)的駐防地。這一層次的糧倉之所以被稱為部倉，是因為當時屯戍系統中候長的駐防點又被稱為“部”。研究表明，并不是每個“燧”(當時的基層軍事駐防點，即烽燧)都設有此級別的糧倉，而是在候官之下以一定的“部”數為基準有計劃地建置。這一級別的糧倉是系統內部較基層的軍糧儲存與供給點，所以相比都尉、候官倉來說，分布密度較高，大約每二十幾個“燧”建有一個部倉。

這種按軍事建制的實際需要而設置的糧倉，以當時的肩水都尉范圍所涉糧倉為例，建置比例一般是一個都尉所駐轄的范圍內設置5個左右的大糧倉，往往以都尉府所在地的總儲倉配以候官倉組成，而部倉的常規設置按比例大致合4個部建1個糧倉。這樣，從軍事建制的實際情況和比例排列，就形成了一個由點到面、逐級鋪開、布局謹嚴的倉儲體系，以保證軍糧的有效儲存、及時轉輸和發放。

其二。與屯田生產直接相關的糧倉。兩漢時期，長期的戍邊斗爭，加劇了內地糧食輸入邊地的壓力，在軍隊所需日益吃緊的情況下，當時的屯戍系統開展了相當規模的糧食自給運動——軍隊屯墾，以便減輕糧食輸入壓力，增加供給。隨著軍事屯墾活動的逐步開展，漢代河西戍防區域內相繼設立了一些專門與屯田生產相配套的糧倉，以保障屯田糧食的儲藏與轉輸。特別是“代田法”在屯戍系統大力推行后，糧食生產有所提升，這類糧倉為屯田糧食的存儲與轉輸，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代田倉”，即是因為屯田生產中推行“代田法”的生產方式而得名。從相關資料看，在屯田生產持續的相當時段里，與屯田生產直接相關的糧倉在當時的戍邊倉儲體系中，規模較大，功效也相對突出。尤其是自“代田法”推行之后，糧食品種日益增多，產量明顯提高，儲量也不斷增加，該類糧倉對于屯戍軍糧的實際貢獻很大。因此，“代田倉”這種既從屬于屯戍系統，又具有相對專屬性的角色特征與管理要求的糧倉，在戍邊軍事活動中一度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三，設置于“障”內的邸、閣和“燧”內的小倉等。從考古所見簡牘材料的記載來看，邸、閣、小倉是屯戍系統塞防設施機構的組成部分，多為“障”(比燧大的基層軍事駐防點，一般由候官駐鎮)、“燧”內儲藏糧物的便利倉儲設施，通常武器、糧食運到“障”、“燧”等戍所后，由邸、閣和小倉接收并儲存，而“障”、燧所獲得的武器和糧食的剩余部分又可以通過邸、閣和小倉再向上級倉庫轉輸，因此邸、閣、小倉成為建制倉的最基層的補充形式。從相關情況推斷，邸、閣的規模當大于小倉。不論是“障”內的邸、閣，還是“燧”內的小倉，其隨時儲藏與應急的實際功用顯而易見。

因地制宜的構筑

關于河西屯戍系統糧倉的形制與筑造情況，通過傳世文獻的零星記載和考古資料的相關記錄以及留存遺跡來看，并不單一和簡陋。就上規模的獨立性倉儲而言，往往是有倉、有窖，倉窖結合，且多能因地制宜、儲防有度。

在漢代河西屯戍系統的糧倉中，以“倉”構建的情況，就是我們普通所說的倉式建筑，自然也都是地面建筑。由于處于邊地軍事形勢頗為緊張的環境里，其筑造又具有強烈的軍事色彩。斯坦因曾在他的考古記錄中對玉門關附近一處屯戍倉儲設施(極有可能就是玉門都尉倉)有過較細致的描述：在商道旁邊長城后面有一很莊嚴的遺址，有三間相連的大廳。全長在五百六十尺左右，堅厚的磚墻，至今有些處所還足足有二十五尺高而只開幾個孔穴，明顯是作為流通空氣之用。外圍墻內有內圍墻。四角有碉樓。其描述的情況，較為典型地反映了當時屯戍倉儲注重堅實、突出防衛的筑造特點。這同時也符合漢代糧倉構筑的諸多一般性要求。

玉門關漢代糧倉遺址

另有一些出土漢代簡牘材料中出現諸如“倉其下有河”的相關記載，說明當時屯戍系統的倉儲多有靠近河流的地域性選擇。從相關情況推論，這種靠近河流的作法既便于給水與防火，亦可作為防衛時的有效緩沖屏障，顯然是出于盡可能利用自然地利以提高倉儲安全系數的考慮。同時一些簡牘文字記及糧倉與“武功”設施有關的事項。也反映出嚴密而牢靠的防衛構造情況。這一切都顯示了屯戍系統糧倉選址的用心與構筑的獨到。

在我國古代，以窖儲存糧食的方式早已有之。秦漢時期，這種儲糧方式已經趨于成熟，經驗也日益豐富，而這種儲存糧食的方式在漢代河西屯戍系統內也曾有過不少的應用。在對漢代河西相關屯戍點所進行的多次考古活動中，探究者逐漸明晰并肯定了這一點。人們發現，在漢代居延地界(今內蒙古額濟納旗)的相關屯戍點就有非常明確的窖儲方式的遺跡留存。經過專家們的勘查，相關遺址內的糧窖，形式上多是當時較為普遍運用的圓形糧窖，不論大小，都排列整齊，布局精細合理，通氣、排水等設施構建獨特而科學，顯示了高超的窖儲技術。

綜上所述，我們逐漸明晰，在“以糧為命”的現實要求和壓力下，兩漢政權在河西的屯戍系統中不僅構建了完備的倉儲體系——由點到面，逐級鋪開，形成了規?；慕ㄖ苽}與各類輔助形式相結合的層級布局，疏密有致，而且都有良好的構筑、精到的配備和有效的防衛措施，特色鮮明，功用突出，為屯戍系統糧食的儲存、轉輸和發放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