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復蘇，路在何處

劉煜輝

所謂“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搭配在過去10年扮演著全球流動性的主“水泵”，美國消費變成中國儲蓄，然后通過購買美國債券流回美國。金融危機打斷了循環鏈條，中國要在再平衡中重新找尋定位。

市場是神奇的，死的有時都能變成活的。

復蘇的螢火之光，經過眾多分析師的金口，被曲解成一場強勢經濟恢復的開始。股市在流動性的驅使下，過去3個月中上升超過了40％。

股市真是那么靈敏的經濟晴雨表嗎?未必，特別是一個百年一遇的蕭條期的底部。1929～1933年期間，股市也經歷過多達5場獨立的幅度超過10％的反彈，但最終結果也是股價重返下跌。股市更確切地講是反映投資人對經濟復蘇的預期的情緒歷程，微弱的希望被放大至激昂乃至亢奮，最終在現實的落差面前失望地垂下了頭，直至絕望。

找尋中國經濟復蘇的痕跡

就從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找尋經濟復蘇的痕跡吧。不管各方面數據多么地“打架”，但幾個基本的事實還是可以理清的。

制造業偏軟，經濟回暖的基礎在哪里?按照一般規律，中國的12％的工業增長應該能對應8％的GDP增速，而一季度實現6.1％的GDP增速，則要求有9％以上的工業增長與之對應。顯然目前的數是對不上的，一季度工業增長是5.1％，3月份才反彈至8.3％。4月份又回去了一個點，是7.3％，意味著當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靠建筑業(基建)撐著。

老外是比較相信中國電力的數據的，這個東西沒有存貨，基本與工業對應。電力前3月環比增的態勢，在5月份未能延續，工業的確是偏軟的。

在筆者看來，4月份商業銀行短貸負增長(同比負增長786億元，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更大，幾家股份制銀行短貸余額甚至是負增長)，可能是個相對能夠說明問題的信號，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并不如一季度宏觀數據所顯示的持續反彈形勢大好。短期貸款的利率已經下降了不少，企業減少短期貸款，說明了短期貸款到期后企業續借的意愿不大。

沒有工業的經濟回暖能持續多久，幾乎完全取決于政府投資還能堅持多久。1～4月份5.2萬億的信貸砸下去，投資景氣維持到今年四季度應該問題不大，再往后會怎么樣，要看私人投資、家庭消費和外部世界的復蘇情況。而上述三方面，政府如果不能心甘情愿地推倒壟斷行業的準入門檻，光喊信心是很難把民企口袋的錢引導出來的；如果既有的存量財富不存在重新分配的可能，即便是大力推進增量改革，錢恐怕也要三五年后才能真正流進老百姓的腰包而后促進消費，國際形勢也很難指望。因此中國經濟總是存在著再次回頭的可能性，而且還很大。

當下消費數據的穩定，基本得益于樓市超預期的“小陽春”。我們喜歡拿零售的增速來看中國的消費。一季度15.9％，4月份14.8％，剔除物價因素，即便是景氣時期也應該算是強勁的。統計局分析一季度消費對GDP的貢獻超過了4.3個百分點。

但是中國的零售額數中企業和政府的購買也包含其中，看看北京金融街百盛的銷售額，就知道大節前后(一季度的春節因素)中國的商務性公關多么火爆。真實的私人消費可真如零售數那樣強勁嗎?

當下消費的穩定最大的貢獻因素，在筆者看來，來自于房地產超預期的恢復。如果以2009年5月的新房交易量為計算依據，全國主要核心城市的可售面積消化時間在6～8個月之間。而此前，以2008年10月份的銷售數據計算，全國主要城市新房的庫存消化則要15～25個月。

樓市銷售的放量對耐用消費品市場的刺激顯而易見，汽車、家裝、家電等成為制造業部門顯著回暖的分行業。

剩下的問題，房地產的“小陽春”的可持續性就成了關鍵。

剛性需求的集中釋放還能持續多長時間，1980年代中國那波嬰兒潮到當下正好進入了結婚生子的年齡段，2007、2008年房價暴漲把這些需求給壓住了大半年，一旦價格回落，這些需求馬上就釋放出來。

潛在的需求雖然比先前預期來得生猛，但是中國剛入而立的年輕人買房大多是靠家里三代儲蓄湊錢(家庭文化放大了這個群體的實際支付能力)，而非一個穩定樂觀的恒常收入的支撐，父輩和祖輩們都已經進入了一個“反儲蓄”的階段，靠“反儲蓄”人群的購買力把房價撐起來的，在世界歷史上筆者還沒看到過。若開發商不明智地回過頭來漲價，銷售很可能會快速地萎縮下來。

當然還有改善型和投資型需求，是否能及時跟上，改善型需求跟收入增長預期關系極大，未來數年全球衰退的大背景恐怕會抑制大多數人極端迫切的欲望。而投資需求則更多取決于通貨膨脹的預期，但是當通脹的實現反過來會成為澆滅經濟復蘇的火焰的一盆冷水時，經濟二次探底的預期將使得房屋成為投資客手中的“燙手山芋”。從更長一點時間看，經濟在一個長期底部波動時，流動性極差的房產未必是抵御通脹的最佳選擇。

一季度消費的穩定還體現在農村零售強于城市。由政府的家電、汽車下鄉的政策所引發的農民換家電、買輕卡的熱情是否能夠得以持續?據筆者所知，有些地方出現了農民優惠買下下鄉的家電，轉手又高價賣到城市里。農村購買力最大的隱憂來自于收入，今年2500萬～3000萬失業農民工，占比為全部出外打工人數的20％～25％，而打工的收入大體要占到農民全年收入的40％～60％，失業意味著今年將有8％～12％的農民兄弟的收入突然蒸發。

工業低迷的實質是出口的大幅倒退。畢竟中國40％以上的產能是對著外部的，無論是從市場還是從資源的約束，中國經濟的外部依存度比當年產能擴張高峰期的日本、韓國還要高得多(中國2008年的順差已經超過了GDP的10％，日本歷史上沒有超過3％)。

當下發達國家進口下滑深度可能已經接近了底部，但在底部徘徊恐怕是長期過程，一季度美國的逆差大幅收窄，基本上是消費收縮的結果，因為進口掉得很快。與之對應的出口型經濟體一個季度大多都掉到2005年前后的水平。

筆者不太相信奇跡：美歐消費者去杠桿修復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會在1年內完成，美國家庭負債率2007年攀上了114％的頂峰(占GDP的比例)，而10年前這一數字是64％。提高收人無望的情況下，量入為出、縮減開支成為美國家庭降低負債率的唯一選擇：以前一個美國人一年消耗兩打襯衣，現在一件襯衣要進幾次洗衣店，這是一個量的質變，是一個經濟行為的改變。

美國家庭儲蓄率未來會回歸至7％～10％，并保持相當長的時間，西方世界回歸從前的努力則意味著新興經濟體出口產能過剩的問題將無法在短期內靠外部力量解決。

中國出口貿易倒退筆者預計至少會回到2006年前后的水平，比2008年的高峰萎縮30％以上，或許2008年出口額將在很長時間內會保持一個峰值

記錄。市場遠去了，需求遠去了，豈能是靠中國重新拾回補貼國外消費者政策(出口退稅)以及采購團所能回天的呢?

無論這些行動的最終結果是什么，現在所看到的都可能只是躺在病床上靠輸液管維持生命的經濟的幾下抽搐，把這抽搐當作痊愈絕對是一個錯誤。真正的復蘇取決于持續的私人消費取代政府需求，取決于新的財富創造機制的出現去填平政府救市所遺留下來的天量賬單，而這方面的形勢還很嚴峻，我們甚至都沒有看到一個明確的方向。

中國經濟本質在于結構異化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取決于國內投資和消費的相互關系。中國投資率自2001年以來不斷上升達到43％，不僅遠高于中國自身過去多年的平均水平(38％)，也遠高于其他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峰值水平(日本在1970年、韓國在1991年的產能擴張頂峰時期，投資率也低于40％)。

與此相反，從1997～2007年，中國消費率從59％下降至48.8％(與之對應的是中國的儲蓄率上升至51.2％)，貢獻幾乎全部來自于居民消費率的下降，居民消費率從45.3％下降至36.7％。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居民消費率正常水平(70％左右)，甚至發展中國家，像印度，比我們窮很多，但是他們的居民消費率都達到了55％。

高儲蓄、低消費通常被歸因為中國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沒有真正的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如果沒有一張社會安全網絡，即便政府如西方國家那樣大肆派發消費券，你也很難看到中國人會不再約束自己大多數的購買欲望。

但從根本上講，是中國人根本沒錢花，比二次分配更關鍵的實際是初次分配，因為這取決于這個經濟體既有的增長路徑和模式。過去10年間，隨著經濟的政府主導性越來越強，中國產業呈現出超重化工化和資本密集化方向(中國目前工業化率達43％，遠高于其他國家完成工業化時的水平，其中重化工業占整個工業比重不斷上升至70％以上)，必然使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來越偏向于政府和資本，勞動報酬和居民儲蓄所占份額越來越萎縮：勞動報酬占比持續下降，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國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業拿了越來越多的錢，只能做投資，形成產能，國內形成的購買力又消費不了，就只能賣到國外去，形成順差。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由2001年的174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政府主導型經濟是投資的經濟，而投資的經濟最終只能走向出口的經濟。所以高儲蓄必然高投資，而高投資反轉過來又進一步做高儲蓄，周而復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垮了，這個循環就徹底結束了。

坦率地講，如果中國不能從根本上跳出這個循環的話，未來恢復均衡的唯一方式只能是：通過企業大量倒閉、產能大量清洗，失業率和政府債務不斷上升，來消滅高儲蓄，恢復平衡，整個國家財富將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即使中國經濟不平衡源自過度的投資和乏力的消費，刺激計劃目標仍然是刺激投資，因為中國現有的體制推動著它只能這樣選擇。已經高達43％的投資率了，還得硬著頭皮往上推。

經濟刺激計劃當然能奏效，可以預期的是，經濟二、三季度肯定會被拉起來，但來自政府的投資需求只可以暫時平衡供需關系。居民是最終消費者，當他們的收入在經濟中的份額不斷下降，需求和供給最終將無法平衡。政府投資能不能轉化為居民的儲蓄和消費，能否帶動私人部門的投資，成為政府刺激計劃成敗的關鍵。

政府應該逐漸遠離經濟事務

現在的思路基本上一如既往，概括為一個字那就是“拖”，通過財政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提振經濟，然后等待外需的回歸。不過這一經典策略在此次危機中可能失效，美國人可能短時間內是回不到原來的生活了，中國人這一次得靠自己來解決問題。

不要再拿財政殷實說事了，政府的財政在過去幾個月的反擊中消耗巨大，再來一次輸入性的高通脹，很難扛住。這么多信貸砸向“鐵公機”(鐵路、公路、機場)，收入和需求起不來，上一回(1998年的投資擴張)政府花了國民收入的20％才把幾大國有銀行的爛賬清理干凈，這一次得靠金融機構本身。企業倒閉潮，失業以及貧富懸殊的擴大將動搖國家穩定的基礎。危機給中國造成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但開啟未來希望之門的鑰匙卻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類似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存量調整當然是見效最快的方式(張維迎、謝國忠、陳志武都提出了政府將持有的上市國企股份全民化的主張)，對消費而言，必將產生一個強大的短期效應。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推動企業經營利潤提高、股票增值，消費者的有效需求將進一步得到支撐，帶動經濟持續繁榮發展。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不知道是否存在現實的可操作性，利益體內部能否產生這樣破釜沉舟的動力恐怕是關鍵。

增量則涉及整個利益分配機制的調整，需要時間和推動的決心，筆者認為最急迫的是做好六件事。

1、理順價格。放松價格的管制，讓政府從能夠施加影響的領域逐步退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讓要素價格真正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產業都是內生于價格的，價格順了，扭曲的產業結構才能調整過來。

2、結構性減稅調節資源配置方向，通過大幅提高資源稅率(能夠獲得開采資源許可的，只有大型企業和富人)，抑制重化工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粗放式增長；大幅降低私人部門和中小企業的稅負，支持其向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價值鏈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購，做研發設計，向下做物流、做銷售網絡，做品牌和商譽、做零售就能夠創造出吸收大量就業的現代服務業。從本質上講，中小企業就是做就業的，做收入的。解決了勞動者收入問題，最終就形成了中產階層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產階層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市場，如果再加上社會保障和中國的城市化提速，中國制造的競爭力未來一定能迎來實質性的提升。

3、打破壟斷，放松行業準入門檻，大力開放民間資本進入壟斷部門，如金融、能源、傳媒、電信服務、交通運輸等，形成競爭機制。這樣私人投資才能帶動，才能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經濟體的效率才能實質性改善。

4、大幅減低個稅，補貼居民，提高其忍受通脹的能力；一個非福利性國家的個人稅賦在全球排第五，這是說不過去的，前面4個全是發達的高福利國家(法國、瑞士、丹麥、挪威)。

5、財稅制度要做根本性改革，增值稅改為流通環節的消費稅，改變政府激勵，從保證經濟增長的投資財政體制徹底轉型，盡快實現向公共財政的轉換。不是哪個地方投資多、煙囪多，哪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才多，而是哪個地方民生好，人民財富增加，政府的稅基才能豐厚。政府激勵變了，GDP導向轉向民生服務導向，政府才會真正從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才會把配置資源的權力重新交給市場。

6、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改革土地制度，實現土地流轉，使農民能真正享受到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利益，戶籍制度改革推進城市化，對于啟動內需消費有長期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如果抓住全球經濟格局變化的機遇，加快對國內政治經濟體系進行銳意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業以及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財富分配上的調整，挖掘國內需求；減少壟斷、放松行政管制，釋放經濟活力，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就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減小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痛苦，實現軟著陸，轉危為機，變被動為主動，重新創造中國經濟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