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百花洲》

我對南昌有一種親切親近的感情，因為那里有一本和我有特殊緣分的文學刊物《百花洲》。

大概是在二十八年前了吧，那時我還是華東師范大學的學生，發表了一些詩歌和散文，小有名氣，但還少有外地的刊物專門來上海向我約稿。一天，從南昌來了一位編輯跑到學校里找我。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情景。這是一位清瘦文雅的編輯，年紀比我大一點，說話輕聲輕氣，似乎還有一點靦腆，但態度非常誠懇。我們在校園里見面，在學生宿舍的走廊里互相介紹。他自我介紹是《百花洲》的編輯，名叫洪宜賓。他說他一直關注我的詩歌和散文，希望我為《百花洲》寫稿。說實話，我有點受寵若驚，沒想到我的文字會這樣被人注意，還這么老遠地專門趕到上海來約稿。對這樣的誠意和盛情，怎能輕慢應付呢？我很認真地寫了文章寄給洪宜賓，他收到后馬上回信，鼓勵稱贊我的文字，很快編排發表。后來我才知道，洪宜賓也是詩人，筆名洪亮，詩風典雅，講究意蘊和音律，情感深摯，一如他的為人。他是上海人，“文革”前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是一個很有修養的作家和文學編輯。此后，洪宜賓經常來信約我寫稿。記憶中，我為《百花洲》寫過詩，也寫過其他文章。每次洪宜賓都熱情地回信，從不耽擱，并以最快的速度發稿。后來他又來上海找我約稿，我很想請他吃一頓飯表示感謝，但他卻怎么也不肯吃我的飯。他說，你還是窮學生，吃什么飯，還是我來請客。我當然也不答應他請客。結果，是他到我家里來看我，還帶了禮物送給我父母。他是那種認真奉獻卻不求回報甚至拒絕回報的人，這樣的人實在不多。而這一切，對他來說是那么自然。一個作家和一家刊物的關系，其實就是和一位熟悉的編輯的關系，而這位編輯的風格，就成了作者心目中這家刊物的風格。在我的記憶中，《百花洲》是美好的，我發自內心地感覺到她的親切和慷慨無私。

大學畢業后，我成為《萌芽》的編輯，負責編輯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仍然和《百花洲》繼續保持著親密的關系。有一個事件，值得一提。那是在1983年，我看到葉永烈發表在《福建文學》上的短篇小說《愛國的“叛國者”》，寫一位流落國外的音樂家愛國思鄉的故事。我覺得這是以鋼琴家傅聰為原型創作的。當時傅雷的《家書抵萬金》已經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他和兒子傅聰的通信，感動了無數人。我想，如果寫一篇傅雷和傅聰的報告文學，一定能引起無數中國人的興趣。我找到葉永烈，請他為《萌芽》寫報告文學。葉永烈一口答應，并雷厲風行，馬上到處找人采訪，很快就寫成一篇有分量的報告文學《家書抵萬金——傅雷和傅聰》，其中披露了很多不為人知的歷史情節。我也以最快速度編發，準備在年末的刊物上頭題推出。但在刊物付印之前，卻橫生枝節，因為主編認為內容可能犯忌，將此文送審，結果被擱置，沒有了下文。我當時非常憤懣，但又無奈。情急之中，想起了《百花洲》。我和洪宜賓通電話，談了這篇報告文學的大致情況，問他是否能發。洪宜賓給了我簡短的回答：“你快寄來，我們力爭發?！蔽野选都覍俚秩f金》的清樣寄給了洪宜賓，很快，此文就在《百花洲》以頭條位置刊出。這篇報告文學，當時曾引起強烈反響，很多報刊轉載，傅雷和傅聰的故事被廣為流傳，而葉永烈也從此開始了他的紀實文學的創作之路。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在我的記憶中，《百花洲》是一個正直仗義的朋友，是一個有勇氣也有智慧的朋友。

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百花洲》經常在廬山舉辦筆會，招待來自全國各地的作者。我曾經被邀請參加《百花洲》的筆會，上過廬山，同行的還有肖復興和羅達成。洪宜賓和《百花洲》的其他編輯們，陪著我們跋山涉水，欣賞美景，那是一些難忘的美好記憶。

我想，我的文字，在《百花洲》發表的作品中大概并不顯眼，但這本刊物對我來說卻非同一般，我覺得她是我的知己，是我的摯友，盡管最近幾年很少為《百花洲》寫稿，但情誼是不會消失的?，F在，《百花洲》迎來了她的三十歲生日，我衷心地祝愿她在而立之年重振雄風，集聚更多作家，吸引更多讀者，在中國文壇贏得她應有的一席之地。

趙麗宏，散文家，詩人。1952年生，上海崇明人?，F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文學》雜志社社長。著有散文集、詩集、報告文學集等各種專著共六十余部，有四卷本《趙麗宏自選集》行世。

責任編輯 許 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