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科特勒：抓住經濟型品牌的好時機！

周鳳姣

中國應該去國外開設“經濟特區”

歐美金融體系遭遇了持續性的嚴重沖擊，而且已大幅度向實體經濟蔓延，中國制造業同樣也未幸免于難，出口快速下滑，一些高度依賴出口的企業，甚至成群倒閉。

這場始料未及的金融風暴，讓大多數制造企業清醒地意識到優勝劣汰的道理。那么金融危機下，是否會存在些機遇？這些機遇又是什么？企業又該如何通過戰略，防止銷售業績嚴重下滑？

《經理人》帶著這些問題，對有“現代營銷學之父”之稱的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進行了專訪。

整合“弱公司”的客戶

《經理人》：我知道您一直很關心亞洲的市場，您認為金融危機會給中國企業帶來哪些新的機遇？

菲利普?科特勒：有創造力的公司如果能夠利用其資源并采取創新性的行動，他們會發現在危機中總是存在著機遇。

典型的機會包括對弱小公司的客戶進行整合，對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儲備，用經濟型品牌替代那些人們不再愿意消費的高價商品和服務等等，這里有很多的宏觀層面的機會。

但是最令人關注的因素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成長的宏觀機會。所謂的金融危機事實上是西方的資產危機。西方金融資產和基礎設施的資產都遭到巨大的損失。幾萬億美元的西方金融資產被損失掉了，而中國在西方金融上的投資也遭到連帶損失。

但是從根本上說，當西方體系正受到破壞和下降的時候，中國的經濟是牢固的且處于成長中。西方保留了一些資產但是缺乏充足的國內需求，而中國擁有正在增長的國內市場，但缺乏足夠的資產來充分利用增長潛力。換句話說，西方有資產但沒有充足的市場，而中國有市場但缺乏充足的資產來滿足。

打造廉價的品牌

《經理人》：當前，中國制造業如何應對危機？

菲利普?科特勒：我留意到最近的深圳交易會上國內的訂單急劇上升。中國的企業現在開始要將高質量的OEM生產技能和原材料運用到國內市場的品牌和消費中。這將會產生新一代經濟型、標準型或經典型品牌。

這就需要更高的品牌化和營銷技能，并將導致中國品牌的全球化。海爾決定將其生產外包并轉變為全球性的營銷組織就是該趨勢的一個例證。

在金融危機下，中國制造業要實現向品牌經營的轉型，首先，要繼續搜尋成長中的出口利基市場的機會；其次，借助以前在發達市場從事OEM所獲得的技能在國內市場中從廉價品牌向經濟型和標準型品牌轉移；再次，中國的生產者必須在發展中市場和發達市場中擴張其海外生產以保護其市場通道，抵御保護主義。

《經理人》：一些以“外銷”為主的企業開始轉向“內銷”，他們該如何做好轉型？

菲利普?科特勒：轉型的關鍵是為了更好的營銷。中國的OEM生產必須從滿足國外訂單轉變為在國內進行品牌化和創造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需要更多的市場研究，尋求更多的差異化，更好的設計以及品牌化。所以企業要更精準地瞄準目標客戶，新的品牌分銷渠道，創造性的廣告，比如運用新媒體，以及更強的推廣活動。

《經理人》：您一直強調戰略營銷的重要性，但中小企業套用一個新的戰略來經營，很容易陷入形式化。對他們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菲利普?科特勒：經驗是最好的老師，我們總會在新事物上犯錯。但是這是一個自我更正的過程。

戰略不能從書本中學到，它是一種思考方式并根植于人們的性情、天資和對世界上正在發生事件的知識中。戰略通過識別市場（全球市場和國內市場）中的不匹配并運用企業的能力來對這種不平衡進行套利。利用資產與市場，需求與供給的不平衡中獲得的戰略優勢來發現成功競爭要素。戰略是一種競爭觀念。它適用于企業發展的所有階段。

去國外建“經濟特區”

《經理人》：您曾說過，在發達國家經濟衰退時，要讓中國廉價的優質產品占滿他們的市場，所以，中國要乘機在國外建立“經濟特區”?，F在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最佳時機嗎？這是個什么樣的“經濟特區”，該如何建立？

菲利普?科特勒：是的，整個世界都需要更多的廉價和經濟型品牌。而這是中國的強項。西方在優質、高性能和奢侈品品牌方面有優勢但卻面臨著需求的下降。

像中國的天津、深圳、蘇州等城市會有很大的機會去國外建立“經濟特區”，為中國企業去國外市場生產和創造大規模生產區域。他們有管理這些區域的技能和經驗，并能讓很多中國企業去這些區域生產。

由于就業和稅收的原因，國外政府將歡迎這些經濟特區。這需要很高的規劃技巧以及中國政府在政治關系和財務上的支持。我預見在肯塔基州會出現泰達或深圳經濟特區。

附文：

下個十年的中國機遇

菲利普?科特勒的胞弟—實戰派營銷大師米爾頓?科特勒認為：在下一個十年，將可看到西方保留下來的盈余資產會流轉到中國市場。這種轉化的程度取決于中國的政策。這些轉移包括：（1）研發朝中國轉移從而支持對價值增值的技術的運用，以滿足增長的中國消費者市場、企業市場以及出口市場；（2）西方的大學通過向中國市場轉移（不僅僅是培訓項目，而且是校區）來獲取利潤以彌補由于捐贈的減少而帶來的損失；（3）藝術藏品從西方博物館向中國轉移，因為這些博物館失去了捐贈而不得不將其運作資本化；（4）西方過剩的物流基礎設施轉移到中國以服務增長的市場；（5）冗余的西方的科學和管理人才轉移到中國以滿足中國巨大的需求；（6）風險投資資金轉向中國來支持創新，因為中國將建設更強的資本、研發、應用和營銷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