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書簡憶恩師

沈　棲

驚聞何滿子先生駕鶴西去的噩耗，我久久枯坐案前，潸然淚下，為我國雜文界痛失一位宿將而扼腕，也為自己痛失一位恩師而傷悲。

我與先生交往近二十年，收藏先生書簡近二十余封。今重讀之，不免感慨系之。

1990年5月，由我主持在《上海法制報》上舉辦“星球杯法制雜文征稿”活動，我貿然向先生約稿，一周后，先生賜稿《禁止應該明令》，并附函：“我對法制，一竅不通，無以報命，只得干巴巴地謅了一篇，夠不上雜文藝術，只好算小議論?！边@當然是自謙之辭。之后刊出的《法治不容人情》、《真假“三毛”》、《為了“訟也必”》等佳構為本報副刊增添幾多亮色。雜文不同于小說、散文之類的創作，它是作者訴之社會的對時代和人生問題的更直接的“表態”。正如先生1993年8月9日函稱：“寫文章我也是做出牌子的放言無忌，現在要以言論罪人也不那么容易了，何況(我)無求于大腕們，不是么？”先生確實不是整天坐在書齋里恂恂如也的學者，而是一個以天下為己任的鋒芒畢露的斗士型的學者，他“為文不作媚時語”，反對盲從，反對迷信，既不信中世紀的“神”，也不信絕對化的“神”，提倡獨立思考，充滿勇敢與真誠，以思索與探求為自己生活的全部內容。他的二百萬字的雜文著作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進入新世紀后，本報的報名改為《上海法治報》，先生見后致函：“‘法治勝于‘法制，但法治果能于何時實現，則不可不讓人嘆問”。這一“嘆問”，在先生與我討論當時有人撰文《雜文死了》中，可窺一斑。針對“雜文不景氣、不能景氣”的原因，先生論及了我國法治的環境。他認為，某種性質文化的起落不全由市場需求來決定，更不由各種文化的價值來決定，而是由文化以外的力量來制宰。雜文的萎縮也不一定是干這一品類的人不爭氣或低能，問題的關鍵是那個制宰文化的力量特別關心雜文，那厚愛之情表現在把關特嚴，而同一制宰文化的力量對另一些文化卻十分放手、慫恿乃至獎掖，使之膨脹。于是，和膨脹相對的一邊，比如雜文，就萎縮了。先生將雜文的興盛和法治的強弱聯系起來思考，一語中的，其言至今仍有振聾發聵之力量。

2001年年底，我正在編輯第四本雜文集，先生囑我題為《告別“社會病態說謊”》，他還多次來函，對選目提出具體意見，甚至改了少量文章的標題。更令我感動的是，先生放下繁忙的寫作，答允替拙作寫序。序中多有褒獎，但也直陳不足：“私心以為力度上尚欠凌厲。力度不足大抵由于顧慮外部條件而生的含斂，這是雜文讀者所能心照的。另一面，則風格即人，他是一個溫良循禮，俗話所說的‘涵養好的人，這種性格自然會影響他的作文，別說絕不會恣肆放縱，下筆時必然會斟酌一句話是否會說得過頭，躊躇沉吟之后就更收斂了，這情況在我讀過的許多青壯年雜文作家中并不少見，如果可歸為弱點的話，應該說是時代的弱點?！边@番話，足見先生厚愛雜文后輩的拳拳之心和希翼雜文創作繁榮的殷殷之情。

先生書簡的尾處每每都會寫上一筆：“有暇盼來寓談天?！蔽颐棵吭煸L，談的大多是雜文界的近況。2008年歲末，我寄上新年賀卡，不日，先生回寄一張賀卡，寫有“賀卡敬領，復明新馨”八字，并附短函稱“患有小恙”。探望時，先生談病況寥寥幾言，多談的還是雜文創作的前景，令我感慨不已。

也許是由于我任職于法制專業報，先生常替社會弱者求助于我，或轉來上訪信件，或代請律師訴訟，或幫助解讀法律條文，或指責某些司法不公的現象，來函中常言“為弱者盡綿力”?？鬃釉唬骸熬拥勒呷喝收卟粦n，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毕壬鸁o疑是具備了這些君子之道。他是仁者，“不憂”個人安危，有的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襟懷；他是智者，以堅實的步履走向充滿正義和良知的精神錨地；他是勇者，堪稱“踏了鐵蒺藜向前進”（魯迅語）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