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回鄉”記

肖　舟

毛澤東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讓許多中國人知道了“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在這篇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檄文里，司徒雷登以不十分光彩的角色定格在中國人的腦海里。60年過去了，歷史深處的人與事漸行漸遠。然而不久前的一場特殊的骨灰安放儀式，又再次將記憶的羅盤拔回到那段波譎云詭的歲月。

2008年11月17日，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半山水洪廟——安賢園，舉行了一場骨灰安放儀式。骨灰的主人有一個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從立下遺囑那天起，司徒雷登似乎已料到自己“回家”的路注定不易，所以在1955年立下的遺囑里，這個基督徒“指令”將自己的遺體火化?！盎酵剿篮笠话闶遣换鸹??！毖嗑┐髮W校友姚林杰說。這趟“回家”路，竟讓司徒雷登在身后等了整整46年。

17日上午10點多，在杭州市半山安賢園文星苑一座已經挖好的墓穴前，白發蒼蒼的姚林杰時不時向路口張望。和他一起的還有6位80歲左右的燕京大學校友。在來這里之前，他們7個人的審查材料，早已由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上報給國家外事部門備案。在有關部門審批后，他們獲準分別從北京和上海前來杭州，參加這場意義非常的骨灰下葬儀式。出席這個儀式的，還有時任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和美國駐上?？傤I事館總領事康碧翠，以及中國外交部官員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副市長佟桂莉等。

在眾人的期待中，專程從美國駐上?？傤I事館驅車趕來的一名工作人員，將一盒通過商定的外交渠道帶到上海的骨灰，轉交給傅履仁和蔣彥振。隨后兩人親手把骨灰放進墓穴(傅履仁是司徒雷登當年在中國的助手傅涇波的幼子，也是美國陸軍第一位華裔將軍，曾任美國陸軍法律總監長達33年之久。1995年，在前任國務卿黑格將軍的推薦下，退役后的傅履仁曾擔任美國麥道飛機公司駐中國總裁。2006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為由杰出美籍華人組成的百人會的第四任會長；蔣彥振則是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常務副會長)。低沉的“星條旃永不落”和“奇異恩典”樂曲聲響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骨灰很快被工人用泥土掩埋，黑色的墓碑被迅速樹起。葬禮在幾段簡短的致辭和三鞠躬后結束，前后持續了三四十分鐘，然后神情肅穆的人們分頭離去。

60年前，毛澤東以一篇《別了，司徒雷登》，同這位燕大的創辦人、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揮別，與那樣的高調相比，低調似乎成為司徒雷登此次歸來的唯一主題。

從傳教士到教育家

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光緒二年)出生于杭州武林門內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團寓所。咿呀學語時，司徒雷登首先學會杭州話，留在他記憶里印象最深的是杭州漫山遍野紅艷艷的杜鵑花，以及六合塔、虎跑泉、靈隱寺、岳王廟，還有其它數不清的名勝古跡。

11歲時，司徒雷登被送回美國上學，借住在親戚家。受父母影響，司徒雷登及其兩個弟弟在美國讀完大學后，都先后來到中國當了傳教士。28歲那年，司徒雷登帶著新婚妻子艾琳·司徒雷登(中文名字路愛玲)回到出生地——杭州。之后3年多的時間里，他先后在杭州和周邊地區傳教，還到教會學校任教。1907年，司徒雷登與美國長老會合辦了育英書院(現浙江大學之江校區)。1908年，金陵神學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會推薦到學院任希臘文教授。司徒雷登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從此由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傳教士轉變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學院任教的第三年，正好趕上辛亥革命爆發。美聯社那時還特別聘請其擔任戰地通訊記者，負責報道中國政局。1912年4月1日，孫中山發表演說，宣布辭去大總統職務，讓位于袁世凱，司徒雷登是在場的唯一的外國記者，也是唯一的外國人。正因為他對中國政局以及中國社會的了解，1915年回國時，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白宮召見了司徒雷登，向他了解中國及中日關系等情況。

創辦燕京大學

當時，美國教會和英國倫敦會決定將3所教會大學，即匯文、通州協和、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合并，稱“燕京大學”，司徒雷登被推舉任校長。燕京大學成立時的本部在城區的盔甲廠，校舍嚴重不足。司徒雷登四處勘察，看中了西郊一處寬敞的地方?？墒钱斈昴翘幫直魂兾鞫杰婈悩浞I下，司徒雷登得知后親自前往西安游說，陳樹藩最終以4萬銀元的低價出讓，還捐給燕大2萬銀元作為獎學金。

燕京大學成立初期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沒有人關心的學?！?，學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國籍的2人，許多外籍教師根本就不具備在大學任教的資格。從1919年－1937年的近20年時間里，司徒雷登數次赴美，募集款項250萬美元，成為燕大主要的經濟來源。1934年－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給燕大撥款6萬元，并且從“庚子賠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撥1.5萬元。但政府撥款加上中國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大每年經費的十分之一。為了募集到更多的資金用于燕京大學的建設，司徒雷登在傅涇波的陪同下四處奔走，張作霖、段祺瑞、孫傳芳、韓復榘以及宋哲元、馮玉祥等這些當時的大軍閥和官僚都曾在司徒雷登的游說下為燕京大學解囊。

1926年，燕京大學遷入新址——燕園。一對美國夫婦喬治·柯里在湖邊(此湖后來被錢穆命名為“未名湖”)捐贈了一處住宅，指定供校長居住。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當作自己的私宅。接待來賓、重要會議或者燕大青年教師的婚禮，都常在這里舉行。1929年6月15日，著名女作家冰心與吳文藻就是在這里舉行的婚禮。1935年，吳文藻的學生費孝通和王同惠也是在這里舉行的婚禮，主婚人均為司徒雷登。這座庭院很長時間里沒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為“臨湖軒”(現為北京大學貴賓接待室)，后由胡適撰寫了匾牌。

燕大之所以成為當年第一流的綜合性大學，還有賴司徒雷登確立的辦學方向，一開始就使燕大彌漫著濃厚的學術、思想自由的空氣。他在聘請教授時，只問有沒有真才實學，不問政治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學術流派。在他看來，大學教育無非就是給每個學生以選擇的自由。在他努力下，不到10年的時間里，燕京大學就成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高等學府。燕大匯集了教育家陸志韋、林邁可，社會學家許仕廉、雷潔瓊，人類學家吳文藻，神學家趙紫辰，法學家張友漁，哲學家張東蓀、洪謙、馮友蘭，史學家顧頡剛、錢穆、鄧之誠、韓儒林，陳垣、鄧文如、顧頡剛，政治學家蕭公權，還有來自國外的心理學家夏仁德、記者斯諾等人。國文系更是名家濟濟，有顧隨、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冰心等。

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也是在燕京大學誕生的。此外，這里的新聞系也令舉國矚目，1945年9月2日，停泊于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日本投降儀式現場的三位中國記者——朱啟

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從燕大走出來的。朱啟平發回的長篇通訊《落日——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字里行間流露出濃烈的愛國之情和歷史責任感，打動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被公認為是永垂史冊的經典“狀元之作”。許多記述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籍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后來還被收入了大學新聞教材。

末代大使的無奈

1945年9月16日，傅涇波陪同司徒雷登去重慶參加抗戰勝利大會，在那里，司徒雷登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告訴司徒雷登，延安有許多他當年的學生。司徒雷登笑著說，他了解。也是在那次由美國返回中國時，傅涇波勸司徒雷登在南京停留，拜訪一下老朋友——蔣介石。司徒雷登接受了這個建議，結果這次會面改變了他后來的人生道路。

在蔣氏夫婦的介紹下，司徒雷登見到了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負責調停國共兩黨糾紛的馬歇爾。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深入了解以及與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7月11日，經馬歇爾推薦，美國政府決定任命司徒雷登為美駐華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離職的赫爾利。

出任大使時，司徒雷登已近70歲，對于大使任命，他提出兩點要求：一、希望兩年內完成大使任務后仍回燕京大學；二、出任大使必須要有傅涇波做助手。這兩個請求得到了馬歇爾的特批，于是傅涇波以“私人顧問”的身份跟隨司徒雷登到了南京。

美國政府之所以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其目的是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對中國的了解以及與各政黨之間良好的人際關系，達到他們所期望的國共調停。中共代表周恩來、鄧穎超和葉劍英也發表講話，歡迎對司徒雷登的任命。的確，27年的燕京大學校長身份，使司徒雷登無論在哪一派政治勢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職、對他懷有敬意的燕大畢業生。但是，當時的政局已經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扭轉的。

1949年4月23日午夜，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當時包括前蘇聯在內的許多國家使館人員都撤到了廣州，而一直被視為暗中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卻堅持留在南京，觀察局勢發展。之前，司徒雷登拒絕了時任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要求美國大使館南遷的要求。他在日記中寫道：南京一被接管，他就著手起草承認中共的備忘錄，準備促使美國承認共產黨政權。于是，雖然使館大部分人員都已撤往廣州，但司徒雷登和傅涇波還有幾個年輕助手一起留在了南京。

南京解放后，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工作的是“文革”后曾經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黃華。他也是較早加入共產黨的燕大畢業生。5月13日，黃華奉命以私人身份到大使官邸(現為西康路33號江蘇省委招待所)拜訪了司徒雷登。此后的一個月中，雙方互訪有5次之多。后來，黃華將這段歷史寫進了回憶錄中(即1995年黃華撰寫的《司徒雷登離華真相》)。

當時，司徒雷登希望能夠到北平，與中共高層當面會談。中共方面答復同意他以“燕京大學校長”身份北上，并可安排與中共領導人會面。傅涇波當時極力建議司徒雷登“先斬后奏”，先到北平與中共領導人見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實。但他還是決定暫緩北上，等候時任國務卿艾奇遜的意見再做決定。7月2日，艾奇遜來電，要求他必須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趕回華盛頓，中途不要停留，暫時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雷登還致電，要求允許其到北平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但幾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其回國的電報。

作為一個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職責所在，就是必須對華盛頓負責。司徒雷登后來經常跟傅家人說“我不是政策制定者”。1949年8月5日，司徒雷登還在返美途中，美國政府發表了《中國問題白皮書》?！栋灼坊仡櫫?9世紀末以來，尤其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美國對華政策。其中五分之四是資料，披露了各種文件，包括司徒雷登任駐華大使時期撰寫的中國形勢的報告。司徒雷登為這種不合常規的做法所震驚，也感到十分被動。白皮書的初衷之一是平息美國國會和民眾中對政府對華政策失敗的質疑。白皮書發表之后各方反應強烈。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了社論《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并提出了著名論斷：“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批判白皮書。恰恰是這篇文章，令全中國人把司徒雷登當成美帝國主義的代言人。

艱難的“回鄉”之路

司徒雷登回到美國之后的生活更加不為人所知。他一生簡樸，素無積蓄，由于沒有在美國國內工作，也沒有社會保險。1952年，辭去大使職務后，生活來源僅有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每個月發給的600美元退休金。

司徒雷登去世前，一直和傅涇波一家生活在一起，由傅家照顧他的日常生活和飲食起居。1955年8月1日，79歲的司徒雷登立下遺囑，希望他身故后“將遺體火化”，并特別指明：“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于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并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種決定及變更之選擇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即傅涇波)及妻子作出?！比欢?，在司徒雷登立下遺囑時，燕京大學已經不復存在。盡管在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向游行隊伍里的燕京大學師生揮手致意時還高呼“燕京大學同志們萬歲!”但1952年10月，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這所著名的教會大學就被撤銷了。其法學院并入北京政法學院，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學，工科并入清華大學，燕園也歸屬北京大學校園。

司徒雷登在遺囑中提到要將自己的遺體火化，這一違背基督徒常理的舉動其實可以理解，司徒雷登就是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夠安葬在他一手創立的燕京大學中。在司徒雷登身故后的46年中，將司徒雷登骨灰歸葬燕園，成為傅涇波父子和一些燕京大學校友無時無刻不想了卻的心愿。但這條歸葬之路，并不那么順利。

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妻子路愛玲病逝于北京，安葬在燕京大學公墓。司徒雷登身后，傅涇波一直為將他落葬燕園而多方奔走。中美關系解凍后的1972年，為了解中國的情況，龍云的兒子、美籍華人龍繩文曾組織一批有影響力的華裔來中國訪問，其中就有傅家的三女兒傅海瀾。傅涇波讓女兒帶了一封信給周恩來，信中表達了他想回國看看的愿望。1973年，應周恩來的秘密邀請，傅涇波重返中國，在北京住了10個月。1984年，傅涇波再次回國訪問，見到了楊尚昆。傅涇波兩次回國都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一事，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答復。

1986年，傅涇波再次托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韓敘轉交一信給鄧小平，其中提到骨灰安葬和將1946年周恩來送給司徒雷登的一只中國明代五色花瓶歸還中國這兩件事。1986年夏，有關部門經過協商，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同意接受花瓶，將其存放在南京梅園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于未名湖畔的臨湖軒。8月，傅涇波收到了北京大學的公函。其時傅涇波已經86歲高齡，身體欠佳，加上需要一段時間設計和加工墓碑，他決定次年5月將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北京。

然而，世事難料。1987年4月，傅涇波接到中國駐美大使館通知：此事暫緩辦理。1987年4月，燕京大學校友國仲元從國家教委借調到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工作，與傅涇波一家交往較多。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陪同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倪孟雄一起去傅家。年邁的傅涇波用期待的眼神看著來人，雙方寒暄良久，都不忍把骨灰安葬一事發生變故的消息告訴傅涇波。國仲元后來回憶說，傅涇波一直沉默，直到聽到倪孟雄說出落葬一事不得不“暫時緩辦”后，才平靜地說了四個字：我能理解。一年后，傅涇波讓女兒將花瓶送回了中國。5個月后，傅涇波在美國去世。去世前，他將此事囑托給燕京大學校友林孟熹。然而林孟熹也未能完成故人的囑托，在2006年1月辭世。

林孟熹離世后，司徒雷登骨灰歸葬燕園的事情落到了傅履仁的肩頭，年逾古稀的他感到了時間的緊迫。傅履仁回憶，轉機源于一次不經意的會面。2CC6年，他在美國與到訪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團的一次會談期間，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他頗感意外的是，事隔不久傅履仁訪問中國時，浙江省外事辦公室方面主動談及此事。在與習近平會見后，他得到消息說，中國政府批準了將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一事。

錢江邊，西湖畔，這位杭州出生的美國人，終于在這里安息，在杭州歷史上留下了富有傳奇色彩的一頁。盡管“回家”的地點，并非司徒雷登生前最期望的燕園，雖然墓地上的碑文也極盡簡略，但回到出生之地安息也是對逝者的些許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