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重新思考

寧　林

在金融危機的語境下,作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最大的新興經濟體”的中國的舉動也必為世界所矚目。尤其是她有別于西方經濟體制,推動中國經濟崛起的“北京共識”模式成為全球輿論的聚焦?！爸袊Ｊ健北桓爬椤笆袌鲩_放與積極干預并進”,“推翻私有化和自由貿易的傳統思想,擁有足夠的靈活性”,“積極地捍衛國家邊界和利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投放力量的手段”。有人視之“非西方發展的典范”,卻也有人嗤之為“集權主義的崛起”。面對贊許和非議,我們需要重新思考,需要厘清自己所走過的歷程,明確世界的步伐以及適合自己的定位。

經濟全球化之下的“變與不變”

經濟學中有一個概念為 “比較優勢”,意思是如果一國在本國生產一種產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在他國生產該產品的機會成本,則這個國家在生產該種產品上就擁有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存在促成了國際貿易和分工的基礎,而國際貿易和分工便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初萌芽。自從500年前,在資本的推動下西歐開始了新航路的探尋,經濟全球化的引擎就發動了起來。然而,以槍炮為后盾的極不公正的全球化體系不可能持久,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列強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衰落,各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堅船利炮的發展模式畫上了句號。隨著“關稅貿易總協定”、“國際開發銀行”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美國成了世界經濟的總舵主。二戰后,世界大勢由“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在信息革命的推動下,以跨國公司為載體,貿易自由化、生產國際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的腳步不斷加快,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駛向未來。

在經濟全球化成為冷戰后世界最根本的主旋律的今天,中國應以什么樣的姿態在世界舞臺上展現自己獨特的魅力呢?找準基調才能健康地發展,而全球化就是“中國模式”的基點。在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欄目中,吳建民用一個“變”字來形容過去的2008年。確實,當今世界就是飛速變化的世界。500年前,世界開始急速地變化時,中國閉關自守了,結果落后了;30年前,世界變化急速復加,而中國向世界展開了自己的懷抱,她騰飛了。1978年,鄧小平赴日本考察,在乘坐新干線列車時他對隨行的記者說了乘坐新干線列車的感覺:“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正是這位偉人,在文革十年浩劫被撥亂反正以后,創造性地提出對外開放,開始了中國經濟至今長達30年的飛速發展。30年來的開放政策,中國正是以自身的變化調整來適應全球的變化與調整,她在變化中找到了不變的全球化規律,也找到了自己的發展之路。

改革亦需要“變與不變”

面對變化的世界,主動的開放與變革顯示了中國的勇氣與智慧,然而“大開國門”之時,也是“險象環生”的時刻,常年計劃經濟體制與世界上主流的市場經濟體制格格不入,這不但嚴重地束縛了中國自身生產力的發展,也成為了對外開放的一大障礙。因此,與對外開放相適應,對內改革勢在必行。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把地給分了”,揭開了改革的序幕。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到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科學發展觀,我國以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改掉了大量舊體制的弊端,并且積極建立起了大量與時代相符的新體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也使中國日益與國際接軌,成為了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的弄潮兒。有改革就意味著變化,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各個層面都會發生深層次的變化,社會一旦適應不了就會發生巨大的波動。由此,劇烈的變化需要穩定不變的前提。社會穩定成為了我們堅定不移地推行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變化中寓意著不變的原則充分地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深智慧。

“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是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國際國內形勢風云變化的時期提出來的?；蛟S現在有人說這種提法過時了,說這種提法遏止了社會的發展變化,但歷史與現實證明這個提法絲毫沒有過時,反而更加急迫了。對個人來說,只有安居才能樂業,而對于國家而言,只有穩定才能發展。從歷史上來看,“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以及“康乾盛世”,都是出現在一個穩定的大一統的時期內;從現實看,社會動亂使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所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必須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作為基礎。改革意味著變化,但改革同樣需要不變的基礎,這便是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堅持黨的正確領導。

改革的“變與不變”也辯證體現在全黨對于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茖W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在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由于在全國普遍出現了過于重視經濟增長,特別是GDP的增速,而忽略社會全方位健康發展的苗頭,造成了城鄉差異、生態惡化、貧富差距等不和諧狀況。為了妥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關鍵時期可能遇到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梢哉f,科學發展觀本身就是“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是對今后我們各項工作綱領性的指導,也是對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驗教訓的總結回顧,是中國模式的高度概括。

“中國模式”展露鋒芒

通過30年的實踐,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被西方所普遍看好的“民主國家”印度,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遠不如中國。這引起了大量第三世界國家在選擇自己發展道路時的思考:經典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是否也適合廣大的第三世界?

1989年,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著名的“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等。但是經過多年的實踐,拉美國家并沒有從根本上治愈其經濟詬病。究其原因,這些建議本身的理論基礎是有失偏頗的?！叭A盛頓共識”雖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這與工業革命時期自由經濟制度推動歐美國家迅猛發展似有相通之處。但當今的世界已經不同于當年那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年代,全球化的浪潮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一旦全盤接受“華盛頓共識”的相關政策,政府必將失去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而脆弱的民族資產階級又無法擔當起國民經濟的控制者的角色,從而使國家成為西方大財閥的待俎之肉。

在后奧運時代的金融危機陰影下,“華盛頓共識”再度“失意”,而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北京共識”卻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奧運帶來的“模式”思考,無論是贊許的或者批評的,它終究無法改變中國和平發展的歷史進程,無法否認它對于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積極意義?！爸袊Ｊ健苯^非某些西方政客臆想中簡單的“集權”、“威權”制度,它更多體現了市場與調控之間,民主與穩定之間,發展與科學之間的“變與不變”的辯證智慧。從奧運的舞臺中,“中國模式”得到更廣泛的接受;而在金融危機等現實進程中,“中國模式”也將繼續經受考驗,在更廣泛的實踐層面中證明自身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