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取消“雙重國籍”制度始末

打消東南亞國家猜疑 成為中國外交突破口

成之北

有人曾總結說，在打破西方的外交封鎖上，新中國有三件法寶，一件是邊界問題談判，一件是經濟援助，還有一件就是“雙重國籍”問題的解決。在建國初期，這三件法寶在新中國對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外交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雙重國籍”的解決則是新中國以僑務促外交的一個大手筆。

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

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是近代以來才產生的。在近代以前，對于那些在海外討生活的中國人，明清中央王朝認為他們是“自棄王化”，一般不聞不問。近代以后，隨著世界市場的不斷擴充，移民海外的華人越來越多，保護海外僑民的合法利益成為清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907年荷蘭殖民者勒令荷屬印度尼西亞華僑全體改入殖民地籍，為了護僑，清政府在1909年對抗性地通過了《大清國籍條例》。當時荷蘭殖民者奉行出生地原則，即以個人的出生地點來確定國籍，而清政府則奉行血統主義，即以親子關系來確定國籍，承認“雙重國籍”。其后，民國政府繼承了清政府的相關規定，1912年和1929年的《中華民國國籍法》均承認“雙重國籍”。

到了1946年，印尼政府頒布《公民法和居住法》，沿襲了荷蘭的原則。3年后，印尼開始實行《印尼聯邦共和國關于國籍問題之規定》，按照這一規定，兩年內不聲明脫離中國籍的華僑，即“被動地”成為印尼公民。1950年頒布的印尼《憲法》重申了這一“被動制”原則的合法性。其他新獨立的南亞次大陸的民族國家也多是奉行此原則。于是，“落葉歸根”還是“落地生根”，成為一個問題。

華僑忠誠成東南亞國家心結

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建立之初，東南亞的華僑有1000萬之多，且80%是二代或三代華僑。這些華僑多數從事商業，往往財大勢雄，甚至控制著所在國家的經濟命脈。作為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民族國家，基于民族情緒，很多東南亞國家很難接受華僑的模糊身份。當時有人說華僑“有利的時候是本國人，無利的時候就是中國人”，既表明了一種情緒，也是“雙重國籍”帶來的困擾。對海外華僑來說，新中國成立讓許多人以身為中國人而自豪，他們生怕因加入外國籍而背上“忘掉祖國”的罵名。

海外華僑在抗日戰爭和中國的民主革命中作過巨大貢獻，在《共同綱領》中，就明確提出要保護華僑的正當利益。1949年11月《南僑日報》創刊3周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分別題詞，并號召“海外僑胞與祖國人民團結一氣，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奮斗！”

這種充滿革命豪情的號召，讓一些東南亞國家驚疑不已，因為新中國的成立，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不僅意味著一個大國的重新崛起，也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共產黨國家的出現。華僑問題因此敏感起來。而其后中國的一些做法，也似乎讓這些國家對中國顧慮重重。新中國第一屆政協代表名額中就專設華僑代表，而且是按照海外華僑的人口比例來劃定的。印尼1950年通過確定居民的國籍規定時，新中國認為這是無視中國主權的行為。

凡此種種，加上西方國家渲染“紅色政權”的威脅，東南亞一些國家認為“共產黨中國”的存在是一個威脅，一些報刊宣稱“華僑是中國對東南亞抱有帝國主義企圖的實證”，很擔心華僑是紅色中國輸出革命的載體，說他們是“潛在的北京第五縱隊”。西方政治學者詹姆斯·羅西瑙在其著作《疆界與橋梁一一關于國家和國際政治體制相互依存的報告》中稱，“已成為東南亞商人階層的華人，由于種種原因，在許多方面受歧視和盤剝，自然轉向中國(或者臺北或者北京)尋求保護。因此，在當地人眼中，華僑成了潛在的‘第五縱隊……”

華僑忠誠問題因此成為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心結，那個時期發生的封閉華僑報館、社團、學校等反華、排華運動，與此不無關系。

建農場安置歸國難僑

當時對于華僑歸國，新中國采取積極態度，并主動斡旋接回遭迫害的難民。為安置他們，中國政府還撥出?？?，在海南、廣東等地建設國營華僑農場，從而開啟了新中國華僑農場建設的一幕。

1953年中央統戰部在僑務工作會議上，將華僑依據所居住國分為三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華僑便要求他們加入當地國籍；民族主義國家的華僑，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則要求華僑遵守當地法規，不介入當地的革命、政治斗爭；至于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的華僑，則要求他們“身在曹營心在漢”，用各種手段開展斗爭，同時也要求防范西方國家的個別華僑回國從事“反革命”活動。

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新中國邁入一個和平建設期。但當時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孤立中國，美國在中國周邊構造了一個外交包圍圈，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成為它們挑撥中國和東南亞鄰國關系的手段之一。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決定先解決印尼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

中國放棄“雙重國籍”

在印尼，華僑問題是其國內的一個重大關注點，盡管印尼單方面通過居民國籍法令，但當時印尼華僑中保留中國國籍的還有200多萬。

1954年，印尼即將舉行大選，華僑的國籍問題成為其考量的重要問題。當時蘇加諾委托尼赫魯向毛澤東問候，其中就涉及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毛澤東間接回答說，華僑問題“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如果華僑保持僑民身份，他們就不應該參加所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取得了所在國的國籍，那么就應該按該國的法律辦事?！?/p>

解決華僑國籍的另一個推力是亞非會議，對于處于外交封鎖的新中國而言，這次會議是躋身國際舞臺的機遇，但如果沒有大會發起國和舉辦國印尼的邀請，新中國與會將阻礙重重。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是雙方交往和外交折沖一個很好的突破口。最終，會議期間，周總理以外長身份與印尼外長簽訂了解決華僑國籍問題的條約，根據這一條約，海外華僑在一人一國籍的原則下，自愿選籍。

簽約之后，周恩來對華僑團體解釋說，“過去中國弱，那時雖也存在著‘雙重國籍問題，但沒有人拿這個來制造國際間的糾紛?，F在中國強起來了，有的國家就從中挑撥，說你們這樣的大國，有1000多萬華僑呆在海外，是不是想搞顛覆活動”，因此，“不論從我們國家的對外政策上，還是消除誤會、解除懷疑、改善我們兩國的關系上，都須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鼓勵華僑，“能善于與人同化，才能和人家一道前進” 。

中?。幔﹨f定解決了兩國間一個久懸未決的問題，雖然事后來看，在處理中有些方面過于簡單，但為同東南亞其他國家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范例，并在總體上使新中國有了一個外交突破口。正是在與東南亞國家的僑務談判中，一個睦鄰友好的局面在建國初得以形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