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企海外并購檢討

本刊編輯部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全球矚目的經濟成就。海外并購也成了中國企業的集體沖動。

中國積聚了2萬億美元外匯，一些優秀企業也財力雄厚，需要全球擴張。一方面，需要通過海外投資，來擴大全球產品市場；另一方面，也需要通過投資資源開發，獲得石油、鐵礦、有色金屬等等資源的開發權。

但是，從最早的首鋼經營秘魯鐵礦，到TCL、聯想的系列并購，海爾的海外拓展，再到最近的力拓收購案。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卻鮮有成功案例。這是為什么呢?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很難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個，分別體現在政治、法律和成本三個方面。

跨越政治障礙

首先，從政治上說，西方國家給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設置的障礙較多。

聯想收購IBM的個人計算機業務，并不涉及高科技，但是，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政府部門與軍方采購聯想產品。

中國的廉價產品傾銷全球。貿易盈余非常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一直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開放市場，多進口西方產品，來平衡貿易。但是，在高科技產品，特別是涉及軍用領域的高科技產品卻是禁忌重重。

我們知道，汶川地震救災中發揮重大作用的黑鷹直升機，是20多年前中美戰略合作蜜月期進口的民用級直升機，是國內僅有的適合在高海拔地區飛行的直升機。1 989年也被列入禁運名單。

有關航空電子、夜視裝備、大功率柴油發動機、特種鋼技術等等方面的貿易、技術轉讓、合資、合作，都屬于禁區。

這次金融危機，實際上對中國來說蘊涵著巨大的投資機會，比如通用汽車、波音、通用電氣等等企業都不同程度遇到財務危機，理論上說，有投資機會。但波音、通用電氣等等企業都有全球領先的軍工部門，像波音的精確制導炸彈、通用電氣的航空發動機等等，都是一流技術。所以，實際上，這些企業的投資機會對中國是大門緊閉的。

李嘉誠曾經計劃收購巴拿馬運河的四成股權，因為李嘉誠跟中國關系良好，這個收購案也遭到了美國的打壓。

所以，有關軍事、國家安全方面的貿易和投資，一定要謹慎。

另一方面，有關資源方面的投資，也可能會遇到麻煩。比如力拓，它的財務有問題，需要引入外部投資，而中國又需要鐵礦石，本來可以是一拍即合的好事。但由于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之間的差異，導致投資項目流產。力拓的股權賣給英國公司可以，賣給日本公司也行，但賣給中國公司就不行——這是相當一部分西方人的觀點。

最近，中國企業在越南的鋁礦開采項目也遇到了抵制。

這些，可以看作是維持中國特色的政治成本。但這個成本往往要做海外貿易與海外投資的企業來承擔。

克服法律風險

應該說，中國的法律環境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是有較大區別的。世界上通行的“國民待遇”觀念是，商業機會、行業準入、就業機會、稅率等等，對自己國民優惠。所以，外資進入時往往要求“國民待遇”，即要求前往國政府，你不能歧視我，要像對待你們自己的國民一樣對待我，不能設限。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最早遇到的是勞工問題。在世界比較通行的法律是，勞工擁有結社權，集體議價權。通俗說，就是勞工可以自由組建工會，可以同資方討價還價，可以用罷工做手段來達到加薪、改善勞動環境的目的。這是大多數國家的法定政治權利，包括像越南這樣的國家，政府也不干預勞資關系中的勞方權利。

首鋼是最早走出國門的中國企業之一，它在秘魯的鐵礦，就因為勞工問題，搞得焦頭爛額。

像2002年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大罷工，它造成了美國西海岸29個港口封港，美國的太平洋航線全部停駛，損失高達數百億美元。美國碼頭工人的年收入大體在8.5萬到15萬美元之間。他們提出兩個要求，一是加薪。二是資方不能雇用廉價的外籍勞工，必須優先雇用工會會員。這場大罷工發生在伊拉克戰爭正在進行中，造成的損失非常巨大。但是布什總統也沒辦法，只能呼吁勞資雙方對話。

所以，中國企業要走出國門的話。一定要有思想準備，換一種法律環境，企業怎么做；一旦遇到強勢工會，怎么應對。

勞動力成本高昂

其它物料采購成本、能源動力成本、行政成本，國外可能還便宜過國內，但是勞動力成本，絕對是國內具有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

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來廣州，他提出的數據是，中國產業工人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的4％；同樣是發展中國家，墨西哥的工人工資是中國工人工資的3倍。

日本80年代有一個海外并購高潮，那是因為日本經過三十年高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美元資產，同時也因為日本的工資水平基本與美國持平了，所以有強烈的海外發展沖動。

但是，今天的中國，經過30年發展，雖然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比照大多數國家，還是非常低廉，所以制造也還是留在中國國內較好。

當然，出于市場目的和獲取資源的目的，走出去搞海外并購，動機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定要注意規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