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蒲松齡對異類幻化女性形象“三重”生命的審美體認

楊　棣

摘要：蒲松齡在“異類與人”婚戀的故事中，通過對異類幻化女性的“物”“人”“神”三重生命的審美體認，隱構了一個通連神秘遠古與現實俗世、天地自然與人間社會的巨大的時空背景，并在其中疊加、提升了那些幻化女性的生命能量及質感，展現了他對生命意蘊的審美探知和理想。

關鍵詞：聊齋志異；異類幻化女性形象；審美體認；生命意蘊

中圖分類號：I207.41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712(2009)02－0005－08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張友鶴輯?！读凝S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簡稱《聊齋》)中，通過“異類與人”的婚戀故事傾心塑造了集“物性、人性、神性”于一體的“花妖狐魅”女性形象，藉此隱構了一個通連神秘遠古與現實俗世、天地自然與人間社會的巨大的時空背景，并在其中疊加、提升了那些幻化女性的生命能量及質感，著力展現了他對命運及生命意蘊的審美體認和理想。本文將從以下幾方面對其進行探析。

一、“花妖狐魅”以愛的自信與能力彰顯出生命的激情與韌力

“花妖狐魅”本是自然界的“動植物”，像蓮香、青梅、綠衣女、荷花三娘子、白秋練、竹青、紅玉、香玉、舜華等的“本身”為狐、鳥、蜂、魚、花等。蒲松齡承文化傳統型塑了“它們”青春美麗的女性體貌，為其與“人類”的“親密接觸”做了合乎自然規律的生理準備，成為“她們”向書生“自薦枕席”或逢迎其歡好意愿起始情節的生命基礎?！拔铩被癁椤叭恕鳖A示著天地間自然生命的息息相關與神奇，而“花妖狐魅”以“色誘”凡男為“入世”切點，首先建基于對自己靚麗容顏和激情生命的自信。確然，作品中那些長期接受儒學教化的書生們，雖對“她們”的異類身份心知肚明，但大都在瞬間就消弭了恐懼斥拒心理，盡情享受著不期而至的“艷?！?。蒲松齡在《聊齋》中不避繁復地設置這種“陌生男女”的性愛情節，是對“異類”旺盛生命力的肯定，也是實現“它們”由形到質轉化為人的必要前奏。

“花妖狐魅”還具有將性愛升華為情愛的自信與能力?！读凝S》中“物人遇合”之后，情節便沿著人的生命方向發展，不過主導者卻多是那些“花妖狐魅”。原因在于，她們的性愛目的大都單純且奉獻意味明顯，這本是人類情愛的重要質素。僅以《蓮香》為例。狐女蓮香不請自來與桑生“綢繆”，本是“狐惑”，但在交往中漸生情愫，當她覺察到桑生又被李氏鬼女糾纏且有性命之虞時，“不忍視君死”的真情油然而生，就勇敢袒露了自己“狐何異于人”的身份。此后便竭力護衛桑生，為免其受“鬼”氣侵害，吃盡苦頭，直至“生者求其死”毀形投胎，完成了由“狐惑”到愛J隋的升華?！读凝S》中的“花妖狐魅”得以躋入“文明人”行列，“由性而情”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心路歷程，只不過她們更善于用出人意料的行動來表現。

“花妖狐魅”更具有為愛而適應凡俗生活的自信與能力。短暫而荒誕的“浪漫”之后，等待著她們的將是凡俗而又艱辛的“日子”：孝敬伺候公婆、延續子嗣、支撐“丈夫”讀書應舉和全家的生計等等。在家庭中，她們表現了讓“凡夫”望塵莫及的適應與擔當的能力。如，形貌似仙的狐女小翠，因替母報恩嫁入官宦人家，雖然物質生活優渥，但其生存環境較一般書生之家卻險惡復雜：公爹王侍御在官場的爾虞我詐、明爭暗斗延伸到了家庭；丈夫“絕癡”而“不分牝牡”。因此，她是《聊齋》中極為罕見的“卷入政治漩渦”而又不得過正常夫妻生活的幻化女性。不過，她依然笑對“人生”，不僅以小兒女憨然嬉鬧的方式輕巧地化解了公公的政治危機，而且為丈夫恢復了男人身。我們認為，與其說小翠是以“狐”之神能化解了婆家的政治和子嗣危機，還不如說她是以小兒女的天真“游戲”的“鑰匙”解開了陰暗、復雜的成人“游戲”的“鎖”，還原了“惡俗”的本真面貌。而其公婆對她心存怨怒的多次苛責，則鮮明地比照出“狐女”面對“無愛生活”的韌力與品性——她一直用隱忍和愛來回報“人”當年“救母”的“無心之德”。像紅玉、嬰寧、阿纖、松娘、舜華、黃英、白秋練等幻化女子命運的個性軌跡雖各有異，但都表現了適應而包容的共性。

二、“花妖狐魅”以對命運的開解與超脫顯示著生命的智慧與異能

“入世”就意味著要受社會“規范”的制約。在異類與人婚戀的故事中，“非人”的特殊身份成為加重她們命運壓力的“砝碼”。這主要表現為：

首先，自然天性被壓抑。作為“自然的女兒”，“花妖狐魅”毫無機心地與書生“野合”，大都帶有“化外”生成的天然率真；可“為人妻”后，在有形或無形的社會限制下，她們必須強行克制、收斂自己本真性情以求生存。嬰寧最為典型：這個狐母生鬼母養，在幾乎與世隔絕的青翠山野中自由自在生長起來的“少女”，一笑一顰、一舉一動無不綻放著天然的純真爛漫，讓人賞心悅目。然而嫁與王子服，她雖不乏夫家的疼愛，但愛“笑”的天性卻不斷招致非難，在現實的“教訓”下，她不得不戛然止笑，“雖故逗，亦終不笑”：一朵美麗的山野之花就此凋零，世間又多了一個“賢淑”的媳婦。

其次，愛的歸宿渺茫。按照社會標準，這些“花妖狐魅”與書生的結合，大都屬于“窺墻鉆隙”非禮一類，即便被夫家接納，多半也會因為“異類”身份而不能名正言順，更何況，有些書生是已有家室而“沾花惹草”，原本就無從承諾?；没癁榕?，雖有神異之能卻依然無力掌握自己命運。如牡丹花精香玉有預知命運的異能，但卻沒有阻止被“即墨藍氏”“掘移徑去”的力量，連甘愿被道士“閉置”宮觀以便與風流雅士黃生“長作幽會”的愿望也不得實現；至于狐女紅玉，主動委身“家屢空”的馮相如，都不能被馮父接納，屢以玷污禮教嚴斥，也只能“流涕”而退。

再次，要為愛人“消災除難”?！盎ㄑ取迸c書生婚戀，很少有安享“嬌妻美妾”之福的，她們除了自陷家庭“俗務”之外，還往往要把自己置于“風口浪尖”為“丈夫”抵擋或排解社會的阻力與困厄。她們神異功能基本就是為此而預設的。比如牡丹花精葛巾、玉版分別嫁給書生常大用兄弟，使其家“日以富”，而當“大寇數十騎，突入第”以“縱火”為威脅欲達窺色劫財目的時，葛巾姐妹不畏強梁“炫妝”而現，用“仙人”的精神強勢嚇退盜寇，化險為夷；再如，在書生張鴻漸遭遇貪官迫害流亡避難、世所不容的經年間，是狐女舜華收留了他，給他情感、精神和物質上的鼎力支撐，并幾經曲折助其舉家團圓、苦盡甘來；其他如狐女紅玉、青梅都以“超凡”的“不妒”心態全力為“愛人”解難，以成全他們“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的人生理想。

不過，人們往往會因幻化女性的“天賦”神異性而看淡她們面臨的困境與直面真實人生的生存能力。實際上，被罩入社會巨網中的幻化女性，其神性異能的運用是“有條件”的，她們主要是靠人性智慧和力量來應對命運壓力以求生存的。比如：

她們具有開解命運的智慧與能力?！读凝S》中的“花妖狐魅”大都不善算計，而擅長用具體的行動顯示對生存境遇和命運的清醒認識，面對壓力她們往往既不示弱也不逞強。如，嬰寧在自由的

“笑”與有規矩的“家”之間主動棄前擇后，是對生存利弊考量權衡的結果，但其妥協中又保留著不漏痕跡的頑強——“生－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而鼠女阿纖與丈夫三郎感情甚篤，她懂得如何珍惜、維系這種與“人”和諧相處的生活：謹守婦德“寡言少怒”，且“晝夜績織無停晷”，對婆家致富貢獻頗大。當覺察到自己因“非人”身份被“置之不以人齒”時，不恐懼不心虛，“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毅然離去，以對自己生命尊嚴的維護超越了對世俗婚姻的依賴。而后因“孤苦”無恃也因情的牽絆重返婆家時，并不自卑低下，只是“愴然”提出“與大兄分炊”的要求，自有主見，柔中帶剛。其他異類女性也多是以通脫的智慧和善良來開解“塵世”命運壓力的。

她們具有超脫命運的智慧與能力?！盎ㄑ取钡纳窕卯惸芏嘤糜跒闀艖n解難，奉獻與利他的因素遠遠多于“仙”對“凡”的居高臨下。這種幻構情節，通過凸顯書生命運的無奈與可憐來褒揚了“花妖狐魅”以“達人”而來“達己(超越塵世命運)”的智慧與能力。如，狐女舜華以“幻弄”之術數度幫助張鴻漸脫厄，然而在最后一次救助后，卻忍顧“愛人”的頻頻乞求，遁跡人間，從不能“獨?！睈矍榈拿\中毅然解脫；狐女辛十四娘在施用異能將被富家公子誣陷入獄的丈夫馮生解救出來之后，對其說的一段話頗值解讀：“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并無一人代一謀者。爾時酸衷，誠不可以告訴。今視塵俗益厭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別”。隨后，她便施以幻術，讓自己迅速變得黑、衰、老，得暴疾，溘逝。是馮生的識人乏見、無力自控以及強梁茶毒、世情炎涼等現實讓她對“人類”和俗世絕望到失去“生趣”，她用異能助馮生解脫了牢獄之苦，也助自己解脫了塵世情緣之苦?！懊邢山濉钡臍w宿實現了辛十四娘對“狐”、“人”命運的雙重超脫；《云翠仙》則另一番景象。狐精云翠仙具有精察人品、預知命運及高超的“弄幻”能力，卻難違母命，嫁與“儇薄骨、乞丐相”的小負販梁有才，還差點被丈夫賣而為娼。情節設置得似乎不合“神”情。但是，當梁有才被云翠仙弄幻懸于峭壁、而后穴居乞食、最后殺人復仇死于牢獄之后，其“神”情的現實合理性便呈現出來了：一個對自己婚姻狀況清醒、理性而始終主動掌握命運方向的幻化女性，通過施用神能懲戒無良之人實現了對“母定”命運的超脫，剛柔相濟，把握得當。

生命智慧與神幻異能的有機糅合使《聊齋》此類故事情節“虛幻”得很扎實、富含生存哲理。

三、“花妖狐魅”承載著作者對命運及生命意蘊的審美探求和理想

綜上分析，蒲松齡在“異類與人”婚戀的故事中，提升了“花妖狐魅”的生命能量與質感，也寄寓了他探尋生命意蘊的審美理想。

首先，作者在對“花妖狐魅”自然“物性”生命的審美體認中，持續了原始文化的自然精神并暗寓了向自然“借力”的生存企望蒲松齡對“花妖狐魅”的藝術創造重心雖然不在其“動植物”層面，但是，對她們“物類”生命的審美體認卻是確立其形象藝術品格和進行生命敘事的重要基點。因為，在“花妖狐魅”物類意象的幻奇構思中，作者明顯持續了將“動植物人化和神靈化”的原始神話思維及生命意識。遠古時期，自然萬物是先民生命的依賴，也是其生命認知的范本和參照物。在與自然膠著難分的生存狀態中，他們觸到了人與自然的隱秘紐結，并用形體幻化的思維方式把“人類”與“物類”的生命貫通于一體。這種原始幻構的內核及形式深植在我們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成為文明社會中人們向“天”借力的一種精神路徑。蒲松齡的幻奇審美趣尚說到底就是一種生命的需要。在《聊齋自志》中，他明白表達了要向“青林黑塞間”尋找精神棲息地的企望。他的故事中，那些“花妖狐魅”以“異類之質”與書生的主動交合，對后者都具有“起死回生”的生命意義，情節模式暗含了“人”向“自然”借力的生命企望——“花妖狐魅”們落地生根般頑強而鮮活的生命特征始終聯結著一個無形的“化外自然之境”，與現實社會對“書生”生命的萎頓、銷蝕形成鮮明的比照。它隱在“花妖狐魅”生命之中，成為作品中情節和人物命運轉化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和藝術依托。所以，“動植物”原身對“花妖狐魅”形象藝術化具有實在的意義和價值，無此，便很難體現該類故事“天人合一”的文化命意。因此，在故事中作者總會找機會讓她們“偶見鶻突，知復非人”，以幻化的神秘生趣提示著她們“物性”生命基因的存在，秉持了故事和藝術形象的自然精神。

其次，作者在對“花妖狐魅”社會“人性”生命的審美體認中，堅守著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并隱含了向女性“借力”的無奈意緒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它包容濃縮了社會給予的方方面面的影響。簡單而凡俗的家計人生是蒲松齡折射社會的一個主要藝術視域。所以，按照社會要求定位“花妖狐魅”的女性角色和生命狀態是其形象塑造的重心。

我們認為，作者經常在缺省“神交”和心路歷程的細節描寫的情狀下就讓那些“花妖狐魅”升格為“人”，進入為人妻妾、為人母的角色，當與他對現實人生及女性的認知和審美“偏向”有直接關系。鄉間生活的艱辛單調讓蒲松齡對“男人”和“女人”的生命驅力及生存能力有著獨特的感受與理解。他比照熟悉的鄉村婦女來塑造幻化女性的堅忍賢良的品性，表現她們在世俗人生中的“不奇之奇”。所以，《聊齋》幻奇婚戀故事中慣見的“陰盛陽衰”的現象，究其實并非全來自“仙”與“凡”的差距，而是現實社會生活中某些“男人”與“女人”的真實生命狀態的差別。作品凸顯那些幻化女性面對世俗生活和壓力所表現出的淡定、從容以及充滿智慧的調適能力，有在家庭維度上反襯甚至“矮化”那些在狹窄的科考路上失意或失德的男人們的意思，也有在社會維度上褒揚乃至欽羨那些在家庭舞臺上緊守生命精神的女性的意味。作者藉此反映了“不走運”的讀書人對自身社會價值無從實現的怨艾和生命意義的狹窄；表達了對把“家人”的幸福視為生命要義的女性的敬意同時也隱含了作者轉向家庭“借力”的無奈意緒。

再次，作者在對“花妖狐魅”虛幻“神性”生命的審美體認中，表達了對生命異能的向往以及擺脫現實困境的幻想

蒲松齡對“花妖狐魅”神性生命力的描寫是有節制的。如前所析，她們的異能往往用在幫助所愛書生擺脫困厄上。對于作者這種藏男人之“私心”的描寫，論者多歸結為男權意識。不過，生命是深邃而復雜的，作家對它的探尋也是多向的。蒲松齡上承幻奇審美文化傳統下到鄉野民間搜尋怪異傳聞，超乎尋常的喜好是以對生命超乎尋常的期待為底蘊的。只有把“花妖狐魅”的神性與其物性和人性連結為一個完整的生命體來把握，對此才可以有較為深入的體會?！爱惻戎材小痹揪褪枪糯≌f家樂用不疲的故事構架，而與前代小說家相比，蒲松齡筆下的此類情節的生命蘊含往往更沉重更務實。比如，同是“狐女助凡男”，唐傳奇著重兩人間情感的交往，基本不涉俗務，諸如《任氏傳》；而《聊齋》則一定讓她們在家庭中有所擔當，在最常態的生活情境中引發她們的超凡生命力。他更注意她們“神性”與“物性”“人性”的復合通連——神奇的生命力既得自于天地自然又得自于現實生活的磨礪鍛鑄。因而，他理想的生命狀態是“天人合一”式的物、人、神兼通，并由此累積出猶如“三生”的生命韌力與能量，以此來應對并實現對現實生存困境的突圍。

當然，深厚的鄉間生活根基，為蒲松齡的幻奇生命理想烙上了始于“浪漫”歸于“凡俗”的深刻印記，他筆下幻化女性對書生的救助終不脫“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的窠臼，超越就是為了回歸。這種飛不起來的幻想，使蒲松齡“異類與人”婚戀的故事具有了廣泛的“下位”審美效應，受到下層文人和底層民眾的喜愛：生命的無奈與沉重，使他們把渴望改變命運的幻想目標仍然鎖定在可觸可視的現實層面。至于將這種神性生命“心甘情愿”地賦予女性，民族文化源頭上對女性神能和品格的定位，鄉野民間女性的柔韌堅忍及不計功利的奉獻精神都是重要原因。

(責任編輯李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