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的至親，你們和好了嗎

吳　強

對于大姐，我的印象并不深。只能從零星的記憶中搜索到父親經常從集鎮上給我帶回好吃的東西時，大姐卻只能偷偷地躲在一邊露出羨慕的眼神。到8歲那年，我才從爺爺、奶奶的口中得知，大姐生于1968年，在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叫小東。

1974年，大姐因為照看3歲的二哥沒有留神，導致二哥落入大隊的糞坑里溺死。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作為家里獨生兒子的父親自然把所有的過錯都推到了大姐身上。二哥的離去使得大姐在一夜之間似乎成了這個家里多余的人，不論大姐做什么事，不論大姐做得對與錯，換來的都是父親的冷眼，有時甚至是重重的巴掌。

記得有一次，父親和母親在地里干活兒，直到傍晚，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這時，大姐已經為父母端上了晚飯?？筛赣H剛夾起一口菜后，就沖大姐發起脾氣來：“菜咋炒這么成?你說你能干個啥?”說著，父親把筷子啪地往桌子上一放，開始數落起大姐來。大姐像做錯事的孩子，呆呆地站在桌旁，一個勁兒地掉淚。其實，像這樣挨罵受訓的日子，大姐早已學會了逆來順受。此時，她除了流淚，還能怎樣呢?那天晚上，大姐沒有吃飯，枕頭濕了一半。

后來，又有了二姐。直到1978年，我的出世才讓這個家多了一些歡笑。然而，大姐的命運卻沒有因為我的到來得到一絲改變。父母從來不讓大姐接近我，至于享受和我在這個家庭里同樣的優待，那就更不用說了。即使這樣，大姐仍苦苦支撐著，努力救贖著自己當年所犯下的過錯。

在大姐16歲那年，初中畢業的她本來可以就讀市里在當時算來比較好的護士學校，可當奶奶好不容易說服父親時，倔強的大姐卻流著淚水撕毀了手中那張完全可以改變她一生命運的錄取通知書。

在家里幫父母做了兩年農活后，大姐突然不辭而別。

父親在大姐離家出走后的第一年，仿佛一下子就蒼老了10歲。大姐走后的日子里。我曾無數次著見父親偷偷地拿著大姐兒時的照片，呆呆地看著，看著……其間，爺爺、奶奶也曾多次勸說讓父親想辦法把大姐找回來，可固執的父親卻好像始終沒有任何行動，與以往不同的是，父親每年都會出去“看病”，而且一去就是一兩個月。

短短的幾年里，父親為“治病”幾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其實，我心里明白，兒女都是父母的心頭內，父親雖然表面不在乎大姐離家出走，可事實上父親的內心卻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當初的魯莽而自責內疚，父親“治病”也只不過是要面子的他偷偷找大姐的一個幌子而已。

1988年春末的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課。大姐突然出現在我的眼前。那一刻，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姐還是記憶中的樣子，只不過時年已經20歲的她臉上全然找不到一絲朝氣，反而多了一些那個年齡不應有的滄桑，多了一絲不安和忐忑。

我知道，大姐是想家了，想爸爸，想媽媽了。我緊緊地拉著大姐的衣角，像攥住一只小燕子，我怕大姐再次從我身邊溜走?？赡菚r的我畢竟年紀還太小，根本不懂如何去安慰大姐，只是不停地重復著一句話：“姐，咱們回家吧!姐，咱們回家吧!”可大姐卻摸了摸我的頭，只是默默地流淚，始終不肯跟我回家。

當我和大姐說著話剛走到學校門口時，正好遇到了從大隊衛生室打完針順路來捎我回家的父親。兩個人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沒有只言片語。父親冷冷地望了大姐一眼，一把將我拖上自行車扭頭而去，身后傳來了大姐低聲的抽泣。而父親溝壑縱橫的臉上也掛滿了淚水。

幾天后，村里一位和大姐同歲的女孩兒抱著孩子回娘家。父親緊跟在她后面走了很遠很遠。我心里清楚，如果大姐沒有離家出走的話，父親也該抱上外孫了，而外孫應該也有這么大了!

1994年，我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師范學校。正當父親為我高達幾千元的學費焦頭爛額的時候，一張來自深圳的匯款單如雪中送炭般飛到了我家。落款竟然是大姐的名字。

父親得知是大姐寄來的錢后，默默地嘆了口氣。第二天，便讓二姐把錢取出來又匯回給了大姐。

隨著開學日期的臨近，父親更加忙碌了。今天幫東家蓋房子，明天幫西家打玉米地，為我積攢著學費。開學的前一天，父親屋里的燈一夜未滅，迷迷糊糊的我只聽到父親一聲接一聲的嘆息……

第二天，當父親領著我來到學校，把一沓零零整整的錢交到收費處，囁嚅著正要對收費人員求情看能不能緩些補齊我的學費時，收費人員看到我的名字后卻先開口了：“學費他姐姐已經從深圳匯來交上了!”

父親聽到這話，先是愣怔了一下，繼而低下了頭?；氐郊?，父親悶悶地喝著酒。那天，從來不沾酒的父親喝醉了，而且醉得一塌糊涂。

兩年后的一天，父親忽然從屋里柜子的底層拿出了一捆東西，是用報紙包的錢。父親叫過我，說：“這是6000元錢，你給她寄去吧!”聽著父親的話。我的心猛地一顫：給她寄去?父親竟然連大姐的名字都不愿意提及了，這在我看來，該是一種怎樣的絕情呀!可我也知道，那筆大姐寄來的錢，多年來一直壓得父親喘不過氣來。而今，他終于了卻了一樁心事。

我給大姐打了電話，并把錢寄了過去。大姐沒說什么，只是在電話里不?？奁?。而電話這頭的我，卻不知道應該說些什么來安慰她。

我知道，父親和大姐之問的情感糾葛或許用一生的時間都無法化解。

2000年底，我要結婚了。我打電話問大姐，你能回來參加我的婚禮嗎?電話那頭出現了短暫的沉默，過了一會兒，大姐說，還是算了吧!祝福你，弟弟!

幾天后，我接到了大姐從深圳寄來的2000元賀禮。

隨著父親年齡的增長，再加上常年疾病纏身，父親的身體越來越差，有時人也變得糊涂起來。特別是從去年開始，父親每次吃飯總要讓母親多擺上一副碗筷，而且有時家里人都坐齊了，他還是不吃飯，嘴里不停地呢喃著，再等等，再等等……

猶豫再三，我撥通了大姐的電話。當我把父親病危的消息告訴大姐時，大姐哽咽得不能言語。第二天，大姐便急匆匆地踏上了歸家的汽車。然而，誰也料不到的是，在回來的途中，大姐乘坐的大巴意外地出了車禍，大姐不幸遇難。

整理大姐的遺物時，我無意中發現了幾本厚厚的日記本和一張大姐與我的合影。翻開日記本，字里行間無不流露出對父親、對家人的無限思念。撫摸著這張照片，淚眼矇眬中，我仿佛又看見了大姐。

如今，大姐和父親已相繼離我而去。我常常在想，不知道遠在天堂里的大姐和父親是否早已消除隔膜，和好如初了?我還常常想，人世間的恩恩怨怨。為何就不能早早化解?尤其是血濃于水的親情，為何要留下那么多的遺憾?

(劉晶萌摘自2009年8月2日《齊魯晚報》，馬建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