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國當前面臨的風險

我國已進入風險社會，風險不僅來自我們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環境和制度環境，也來自我們作為集體或個人作出的每個決定、每種選擇以及每次行動。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具有哪些特點?如何看待中國面臨的風險?

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央編譯局楊雪冬研究員。

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具有哪些特點?如何看待中國面臨的風險?

在風險社會中，風險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從根源上講，風險是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工業制度、法律制度、技術和應用科學等正常運行的共同結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風險的內生特點更加明顯。

2在影響和后果上，風險是有延展性的。其空間影響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邊界和社會文化邊界的限制，其時間影響是持續的，可以影響到后代。

3在特征上，大部分風險后果嚴重，但發生的可能性低。因此我們可以說，盡管風險增加了，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生活的世界更不安全了。

4在應對方法上，現有的風險計算方法、經濟補償方法都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通過提高現代性的反思能力來建構應對風險的新機制。

中國的改革是一個創造多元社會主體和復興社會主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政治權力的退讓和市場作為基礎性制度的發展，從整體性社會中產生出各種類型的社會主體，它們不僅擁有了以決策權為核心的自主性，而且在相對穩定的成長過程中也不斷累積著自我資本。這為現代風險狀態的出現提供了主體前提，即風險是社會主體在決策和行動中產生的，而且主體擁有的自我資本越多，對風險的“成本一收益”計算就越理性。

然而，中國改革帶來的社會變革并非是線性的，而是具有強烈的時空重疊性，傳統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本土性、全球性等交織在一起，造成了風險類型的多樣性、風險主體的多元性以及風險關系的復雜性。從這些風險產生的過程以及在整個風險結構中的位置來看，我們可以歸納出中國當前風險狀態的基本特點。

首先，風險的來源日益多樣化，風險的種類不斷增加。雖然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是中國面臨的兩大基本風險，但是隨著社會行動影響范圍的擴展和影響強度的增強，在整個風險結構中，人為風險在數量和潛在影響后果上壓倒了自然風險，同時，自然風險也由于人為干擾因素的增強，帶有了強烈的人為色彩，這尤其體現在自然風險影響的強度和范圍的擴大上。人為風險不斷產生著各種新風險。以風險影響對象為標準，可以劃分為個體風險、組織風險、社會風險、體制風險、生態風險以及國際社會風險。而按照這些風險的基本來源，則可以劃分為市場風險、制度風險、技術風險、生活風險、環境風險等。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風險是交織在一起的，并且在很多情況下，是同時出現、相互增強的，因此導致風險后果的嚴重化、風險應對的復雜化。

其次，社會的快速變遷導致了風險誘發因素的大量增加。目前，有三種結構性因素特別值得重視：

(1)流動。人員、物質、資本、信息等物質和非物質因素在國內地區間以及國際間的大量、快速流動為風險的轉移和擴散提供了載體，使風險可以擺脫起源地而擴大到更大的地域和人群之中，并且在擴散和轉移的過程中可能轉化為新的風險。

(2)規模。風險所影響對象的規模直接決定了風險后果的嚴重程度。對象的規模越大，風險后果的破壞性就可能越強。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和地理規模已經決定了風險后果的巨大影響。

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規模的擴大則為風險影響的擴大提供了新的條件，因為經濟規模越大，風險發生造成的損失也越大。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近年來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的增加以及金融風險發生的潛在威脅。

(3)增長。經濟增長是政府和社會所渴求的，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大國來說，這種情感更加強烈。但是經濟增長在增強人們抵御風險的能力的同時，也誘發了新的風險。必須明確的是，經濟增長只是這些風險出現和增強的誘發因素或“催化劑”；而風險的解決也必須依靠經濟的增長，但要調整的是用什么樣的方式實現增長。

第三，制度風險日益突出，并且成為制約中國風險治理的結構性障礙。作為控制風險的制度本身就是風險源，而在制度轉軌過程中，誘發風險的可能性更大。中國的制度轉軌是一個取消舊制度、借鑒國外制度以及建立適應本國國情新制度的三重進程。在這個進程中，制度缺位(即在需要制度的地方沒有必要的制度)、制度錯位(即新建立的制度偏離了領域)、制度虛位(即新建立的制度不能運轉)以及制度之間不配套等現象經常發生，這不僅增強了制度風險，更嚴重的是，制度本身的公信力也受到了質疑，引發了社會成員的道德風險。社會成員認為不服從制度才可能獲得收益，因此對新建立的制度更加不信任，這樣就容易導致制度風險與道德風險相互增強的惡性循環。

第四，風險意識和風險觀念不斷增強，既推動著風險治理的發展，也成為誘發風險恐慌的因素。觀念的改變會帶來對風險認識程度的加深和敏感度的增強。這一方面體現為人們風險意識增強了，在應對風險上更加主動，并且更加關注與自身生活、發展有關的各種風險。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們對于風險的發生更加敏感，這雖然有利于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但常常也會誘發出過度反應，比如聽信和傳播謠言等，不僅會夸大風險，而且會引發集體的非理性行動，如恐慌等。

第五，風險影響的普遍性和不平等并存。就前者而言，生態環境惡化、能源短缺、社會不穩定等風險已經影響到所有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有的甚至擴散到國際范圍，有可能演化成全球風險，就后者而言，整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劇風險影響的不平等。除了傳統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外，同一個地區、城市、鄉村內部也在出現巨大的差別。這些差距一方面把分化出來的社會群體置于不同的風險面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他們在風險認知和判斷上的分歧，導致其中某些群體脫離社會主流，用過激行為來表達自己對風險的抗拒，從而也影響了風險應對中集體行動的有效性。

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以國家為中心的風險治理機制面臨著兩大沖擊

1原有的風險共擔機制被削弱了。在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以及強調平等的意識形態下，社會各個部門以及各個行為者都被賦予了固定的角色和職能，它們遵從總體秩序的安排，相互間具有穩定的認同感和信任度，結成了相對穩定的“大家庭”，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通過協作以及資源的集中使用解決了推卸責任、共擔風險的問題。隨著社會內部差距的擴大，這種“大家庭”式的信任關系以及行為體之間的團結被嚴重削弱了，但新的信任體系以及團結方式并沒有建立起來。這不可避免會產生社會內部的沖突，或者是社會中的強勢

團體把解決風險的責任完全推卸給弱勢群體，或者是弱勢群體不滿于現有的風險解決機制，抵制甚至起來反抗。而一個存在分裂危險的社會勢必無法建立起穩定而持續的秩序。

2風險治理的核心——國家的權威和信任度有所降低。盡管中國有著悠久的國家中心傳統，社會服從國家權威，但是相對于大量產生的風險，國家無論在反應速度還是解決能力上都存在著明顯不足。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典型風險上表現出的弱點使社會公眾和團體對國家權威的公正性與合理性也產生了質疑，國家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對國家的不信任必然導致對各種制度的不服從，這無疑破壞了整個社會構建信任關系的環境，并使社會行為體無法有序地安排自己的行為預期。

在風險社會下，現有的任何單個治理機制都無法完成解決和減少風險的任務，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機制，實現風險共擔和共存的秩序，這就是提出復合治理的根據。復合治理貫徹了治理的基本精神，因此，應當被強化：

首先，復合治理由多個治理主體組成。包括國家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庭、個人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和行為者都是治理的參與者，不能被排斥在治理過程之外，更不能被剝奪享受治理結果的權利。

其次，復合治理是多維度的。這既體現為地理意義上的縱向多層次，從村莊、地區到國家乃至全球范圍，也表現為治理領域橫向的多樣性，人類活動的任何領域都需要治理。

第三，復合治理也是一種合作互補關系。只有合作，國家、市場以及公民社會這三大現代治理機制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并彌補相互的缺陷。而且，這種合作不僅僅是民族國家內部的，還是國際性和全球性的。

第四，個人是復合治理最基本的單位。盡管復合治理需要制度安排，并且是通過它來規范行為體的，但是要使治理可持續地運轉，必須提高個人的自覺性和能動性。只有他們具有了風險意識，把制度安排貫徹到行動中，才能最大程度地解決風險。

第五，復合治理的目標是就地及時解決問題。風險的空間擴張性和時間延展性，使得風險的應對必須從時時處處人手，從而避免風險的擴散以及由可能性風險轉化成后果嚴重的風險。

在當前的風險環境下。應該通過協調已經多元化的各種關系來取得社會共識，達成集體行動

而就風險治理來說，中國的復合治理應該把重點放在加快現代治理機制的構建上，通過制度調整協調社會內部的各種關系，提高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能力，發揮各個社會行為體的能力，共同有效地應對全球性風險和制度轉軌風險。具體來說：

首先，要增強國家的公共責任和民主治理能力，以鞏固和提高合法性，維護社會與國家的信任關系，從而為整個社會的和諧提供基礎性支持。在轉軌過程中，如果國家不能承擔應負的公共責任，甚至治理能力減弱，那必然造成整個轉軌的失序，成為所有社會風險爆發的導火索。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并不是單純強調國家利用其暴力壟斷地位所擁有的控制能力，而是要通過改革國家內部的治理結構，提高國家對市場和公民社會的監管能力，并且通過放權和分權等方式來調整國家與市場、公民社會的關系，使它們形成合作互補關系。

其次，要積極培育、完善和壯大市場與公民社會，提高它們的自組織能力和自我規范能力，充分發揮它們的治理功能。對于中國來說，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目前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維護個人的權利，增強相互的寬容。

再次，要提高個人、組織的公共責任感、風險意識以及風險的識別能力，使它們在提高行為的廣度和強度的同時，也能提高行為和決策的理性程度。

最后，要重視社會信任的培養和擴展。只有相互信任才能自愿履行公共責任。目前，在保護傳統共同體精神的同時，也要擴大社會信任的范圍，提高對“陌生人”和“他者”的認同感，為整個社會的整合。提供價值基礎。同時，也要避免民族主義的過激化，增強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度和包容度，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建立起正常的心態，以推動風險治理中的地區、國際以及全球合作，建設和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