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難”，“老大”重視就不難等

在一些單位、一些部門，有的群眾為解決“老大難”費盡了心，結果卻依然如故。問題之所以會成為“老大難”，原因雖然不盡相同，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主要領導沒有對此足夠重視。有的領導，起初可能也很想解決“老大難”，但最終卻還是選擇了放棄。究其原因，有不得已而為之，也有故意而不為。

故意不為者，功利主義思想嚴重。他們關注較多的不是群眾的疾苦，而是短期內能夠產生轟動效應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老大難”產生的原因錯綜復雜，解決起來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弄不好，不僅問題沒解決，甚至可能丟了烏紗。所以，他們往往對此退避三舍。

不得已而為之者，害怕得罪人。許多“老大難”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代表了少數人的利益。有人要動他們的利益，當然會不惜一切手段來阻撓。主要領導白天剛在會議上表示向“老大難”“開刀”，晚上，說情者就蜂擁而來，恩威并用。在他們的反復鼓動拉攏下，決心動搖了，最后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自己開脫。于是，一些小問題便演變成了大問題，新問題被拖成了老問題，一些“老大難”雪上加霜，解決的希望化為泡影。

解決“老大難”，是領導義不容辭的責任?！耙话咽帧睅ь^遵守規章制度、秉公執法、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充分調動群眾積極性，重視群眾的力量，“老大難”解決起來也就不再“難”了。

政府該如何面對律師

隨著大量法律的頒布和生效，人權意識正在覺醒，驕橫跋扈的行政行為也就越來越不適應各種社會生活，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嚴重受挫。

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律師群體成為“變革一沖突一有序變革”這一鏈條中最重要的社會力量。如果律師的職業能夠得到政府的尊重，那么它就能夠有效地防止沖突，避免矛盾尖銳化、極端化，讓沖突雙方在公平的規則基礎上，而不是特權與暴力基礎上來共同解決問題。作為政府應當確實按照法律公平對待律師，在用法律要求律師正已的同時，為律師創造基本的執業環境，當為政府法不容辭之義務。

即使許多地方政府明白這個道理，在涉及具體案件時，依然是忍不住會濫用公權力，許多地方出現的濫用警力現象便是顯例。同時，公權力缺乏有效制約的現狀，使得公權力濫用所制造的罪錯為其掌握者獲利的成功率很高。這就導致了政府行為在涉及政府人員的小集團利益與民間利益發生沖突時，政府幾乎不假思索地會習慣地選擇統治型行政模式、行政干涉型的司法模式。

一個具有較為完備的憲政制度的社會，在面臨各類沖突時，能夠做到盡量保護律師的執業環境。托克維爾所謂美國看上去像天天都有爆發革命的可能，但實際上最不容易發生革命，原因就在于他們的規則意識。

可見，政府應當以身作則，遵守規則。對于在客觀上為各種利益博弈提供規則服務的律師群體，只有保護他們的執業環境，才是對所有人有利、讓全社會共贏的最佳道路。

不能讓“妖魔化高官”現象抬頭

前幾天，媒體上出現這樣一條新聞——《浙江兩名高官為爭美貌情婦殘忍殺人!》，標題聳人聽聞，可從內容看，文章中所涉及到的當事人王某、鄭某分別是浙江省平陽縣國土資源局鰲江分局監察中隊原副隊長和平陽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原副大隊長。將如此比“芝麻官”還小的官員稱為“高官”，很顯然，并不是媒體對“高官”概念的認知模糊，而是從中折射出了一種不利社會和諧的“妖魔化高官”現象。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愛用“高官”的“筐”來裝“犯事”的普通干部的現象呢?原因可能有這樣幾種：

一是少數人或媒體利用了受眾普遍關注大人物言行的習慣思維。因為把一般干部的事說成是“高官”的亭，更能引起關注，更能“抓”人眼球。

二是迎合少數人的“仇官”情緒。社會上總有人戴有色眼鏡看待官員，特別是高級別官員。同樣是一件齷齪之事，放在普，嗵黨員干部身上與發生在“商官”身上，就會有天壤之別的“關注度”。筆者就聽到過這樣的話：“把某某級別的干部挨個槍斃了，95％都不會是冤枉的!”由此可見，少數人的“仇官”心理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三是少數媒體樂于對“仇官”情緒推波助瀾。像某某“高官”犯事類新聞，如果媒體想把關的話，只要看一下當事人職務就可以判斷出當事人是不是真的“高官”?？捎行┟襟w為了賺點擊率、收視率，明知此官離“高官”還差十萬八千里，卻還是濫用“高官”來“套”。這種行為說輕點是故弄玄虛，取悅受眾，說重點有丑化官場生態、“妖魔化”官員之嫌。

腐敗的官員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僅占極少的一部分，無限放大“高官腐敗”的負面效應，無論是對社會、對官員，還是對普通民眾，都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媒體不應迎合少數人的“仇官”心理，更不能成為極少數人用來丑化官場生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