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銅銘文文體論

陳彥輝

內容提要商周青銅銘文的發生以青銅器制作技術的成熟為前提，“銘者自名”的思想是商周社會人們更加重視銘文價值的重要原因。青銅銘文的體制因銘文記載社會生活內容的不同而體現出不同的文體特征，其歌功頌德的價值取向與文化內涵直接為秦以后銘文所繼承。后世銘文虛化、純文學轉向使得座右銘等次生文體的出現成為可能。

商周社會的青銅銘文是在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背景下出現的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殷商社會中期以后銘文才開始在青銅器上出現，并在祭祀活動申承擔著重要的功能。西周是青銅銘文大發展的時代，鑄刻鍺文的活動莊重且頻繁的出現，“銘者自名”的思想和人們對銘文意義的重視，導致上層社會的人士把鑄銘作為個人和家族的榮耀，積極從事鑄銘以紀頌功德，青銅銘文在社會上大量出現，在商周社會逐步形成鑄銘的風氣。青銅銘文因記載社會生活內容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文體特征，這些不同類型的銘文文體，其歌功頌德的價值取向與語言簡練等特點直接為秦以后銘文所繼承，對后世銘文文體發展與流變產生重要影響。

一、“銘者自名”與商周社會的鑄銘風氣

商周社會銘文的發生和文體的形成與青銅器制作技術的成熟和鑄銘風氣的形成密切相關。隨著青銅冶煉技術的出現，約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中國古代文化進入了“青銅時代”。這個處于中國文明形成期的時代，延續了1500多年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才結束，即從夏王朝到戰國時代。偃師二里頭遺址中發現的小型的青銅工具、裝飾品、青銅武器和青銅容器，從形制與制法上看，工具仍具有某些原始特點，但武器、容器與裝飾品形制比較進步，“這些都證明當時青銅冶鑄技術與規模均已發展到一定程度”。商周時代，青銅器制作技術更加成熟，特別是在當時青銅器已不是簡單的工具，而是“政治權力”的體現，是國之重器?！皣笫?，在祀與戎”，在莊嚴的祭祀場合使用的禮器與在關系國家安危的戰爭中使用的兵器都需要高超的制作技術，因此，在商周時代強有力的政治威權下，伴隨著大量精美青銅器的制作，青銅器制作技術日趨精湛。

銘文的產生必須以青銅器制作者的主觀需要為動因。青銅器制作技術的成熟，為銘文的出現提供了可能。青銅器的制作并非以生活工具為目的，它承載著非常重要的祭祀功能，作為祭器的象征意義遠遠超過其作為生活器具的實用性。青銅器的象征意義主要是通過器物上的紋飾和銘文來體現，這也是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重要特征。紋飾在表現商周共同信仰的神靈世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用于祭祀神靈和祖先的儀式中。這些銅器上“鑄刻著作為人的世界與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溝通的媒介的神話性的動物花紋”，它們或抽象或寫實，是對現實的描繪和對神界的想象，這些紋飾是“遠方圖物”、“鑄鼎象物”的“物”，是用來“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是溝通人神世界的橋梁。巫覡正是在它們的協助下，才能夠溝通天人。因此，紋飾是為“表現某種意義的目的”而制作，要“表現制作者的宗旨”，青銅器制作者的意義和宗旨就是表達對祖先神靈的崇拜，紋飾是表現他們共同信仰的媒介。

與紋飾相比，銘文在青銅器上出現得較晚?，F存的殷商早期和中期青銅器上，幾乎沒有銘文，即使現在考古發現的幾件有銘銅器，也只有族徽或父祖名號。銘文在青銅器上大量出現是在商代晚期，此時字數較少，一般為三、五字，僅有少數銅器有幾十字。從現存甲骨刻辭看，殷商末期以前已經有字數較多的甲骨文出現，在青銅器上鑄刻銘文的條件已經具備，為什么直到殷末才出現銘文?白川靜認為較長銘文的出現，意味著“在祖靈與祭祀其祖靈的氏族之間，開始加強媒介的作用來促進王室與氏族間的政治關系。祭祖，變成是依王室與氏族之關系而在其政治秩序之下進行。彝器銘文所以記錄這種事情，乃直接顯示政治的關系已強力地支配了氏族生活?！闭螌κ献迮c王室關系的影響，周代殷之后體現得更為明顯，殷商時期基本是政教合一，而周則以征服者的身份強化了王權政治，“統治的原則，是根據政治性的服屬關系，君臣關系。在祖祭之性格上，也就無非在強化這種政治性的要素。這些氏族既須靠他們與王室的關系始能維持其生活，所以也就把與王室之關系施銘于彝器而享祀其祖靈?！彪S著銘文的出現，殷周人祈求神靈、拜祭祖先又增加了一個重要的媒介，青銅器的象征意義中也融進了政治秩序的內涵。

最初作為祭器出現的青銅器，所要表現的任何意義都可以通過器物紋飾和銘文來完成。紋飾在銘文沒有出現之前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銘文與紋飾相比傳遞信息更為直接，因此，在銘文出現后，青銅器所要表達的象征意義和要傳達的信息主要通過銘文來實現。在殷商社會銘文主要承擔著祭祀先祖的原始功能，但是到了西周社會，銘文承載的社會功能開始逐漸增多，在繼承殷商社會祭祀祖先的基本功能之外，銘文還記載訓誥、律令、訟辭、盟誓、出使以及樂律等諸多內容，鑄銘受到天子、諸侯、，大夫等的高度重視，鑄銘的行為也盛行上層社會，直接促使周代產生大量銘文，形成鑄鉻的社會風氣。

周代鑄銘風氣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銘文具有“銘者自名”的意義，其背景則是人們對禮制的認同與遵守?！抖Y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编嵶ⅲ骸白悦?，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于下?！笨资瑁骸般懻咦悦舱?，言為先祖之銘者，自著己之功名于下?！薄般懻咦悦钡膶嵸|是鑄銘者借銘記先祖功德達到顯揚自身功名的目的?！般懼x，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睂τ谙茸?，要揚美抑惡，這既是體現子孫孝順之義，也是成為“賢者”的要求。鑄銘者顯揚自身是通過頌揚先祖來實現，把先祖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用經過斟酌的文字鑄刻于祭器，祖先自可揚名于天下；鑄銘者把自己名字列于祖先之后，毫無疑問在享受祖先的恩澤，達到揚名目的。鑄銘可以有“壹稱，而上下皆得焉”的效果，即銘文唯稱祖先之德善，上可以光耀先祖，下可以成就自身孝順之行，又可以垂教后人，不僅如此，鑄銘還可以收到君子稱美，獲得“賢”、“恭”的評價，即“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贝藭r，銘的意義已經從祭祀祖先上升為鑄銘者的榮譽和道德評價，成為遵守禮制的要求，成為上層社會樹立自身道德形象、家族地位的重要手段，正是在此背景下，周代社會鑄銘風氣才得以形成。

二、商周青銅銘文的文體特征

商周的青銅銘文按照內容和格式大致可以分為，祭祀、冊命、訓誥、記事等四種。祭祀是商周社會非常重視的大事，商周青銅彝器很多是祭器，用于祭祀是其重要的功能。銘文中有關祭祀的內容主要包括記載祭祀對象或典禮、頌揚祖先功德，目的是透過銘文告慰祖靈。因此記錄祭祀對象的銘文一般都很簡短，如“戈父丁”是戈氏為父丁作器，“戈”為族氏名；“小子作父已鼎””是“小子”為“父己”作鼎；“冊作父癸寶尊彝”是“冊”為“父癸”作祭-

器。略復雜一些的如成王時“保卣”：“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荒六品，蔑歷于保，易賓，用乍文父癸宗寶尊彝，遘于四方會王大祀，祜于周，才二月既望?！薄卑〞r間、地點、人物、賞賜、祭祀對象等內容，是記載祭祀典禮的銘文，對祭祀儀式進行簡明扼要的概括。祭祀的目的是為了讓神靈祖先佑護自己，所以作為與神靈進行溝通主要媒介的銘文，必須要包含稱美祖先功德、顯揚先祖等內容，此類銘文主要存在于西周時期，西周后期尤多，一般篇幅較長。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史墻盤”、“大克鼎”、“番生簋”、“師望鼎”等。

“冊命”是指封官授職，是西周社會非常重要的典禮，天子任命百官封建諸侯、諸侯封卿犬夫、卿大夫封臣宰，都需要舉行此禮?！墩f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也?！蔽髦軆悦懳氖钱敃r王室、公室或諸侯冊命的真實記載，冊命文字原書于簡冊，冊命時由專人當廷宣讀，受命者接受冊命后鑄器銘記。在體制上比較完整的西周冊命銘文一般包括冊命的時間、地點、冊命儀式、授職、賜物、受命儀式、作器銘識等七個部分，也有部分冊命銘文省略部分內容。師虎簋銘文是形式上比較完整的冊命銘文，可以作為西周冊命銘文代表。有的青銅銘文關于冊命的典禮儀式記載較為詳細，可以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抖Y記·祭統》有關冊命所言甚略?！蹲髠鳌分杏涊d較詳。與“師虎簋”、“頌簋”等記載的冊命內容和文體格式大致相同。

訓誥銘文在西周時期出現較多，春秋戰國甚為少見。訓誥記載周天子訓導告誡臣子之辭，如何尊是西周成王時器，內容是周成王對“何”繼承祖先功業的訓示，成王先稱贊何的父親輔助文王的功績，希望“何”能夠像父親一樣忠于職守，敬奉王命。銘文中也有“何”對周王的德行稱頌祝愿。從“何尊”可以看出，訓誥銘文的格式包括時間、地點、受誥者、誥辭、賞賜、作器等幾個部分。訓誥銘文的主體是誥辭，“何尊”中誥辭的內容較少，西周訓誥銘文中誥辭最多、內容最豐富的是“毛公鼎”，銘文字數共計497字，其中誥辭有470多字。文中周王作五次發言，追述周文王、武王的豐功偉績，感慨時局不寧。接著記敘宣王為振興周室，冊命毛公，興德愛民、忠心輔佐宣王，同時賜物以示鼓勵。毛公為答謝周王，特鑄鼎記事頌德，傳之后世子孫以資紀念。在文體格式上毛公鼎缺少誥命的時間、地點，但是包含對周王的稱揚贊頌和祝愿辭。

記事類銘文在商周銘文中數量較多，包含的內容也很豐富，如征伐、賞賜、律令、盟誓、紀功、出使等等。在文體格式上，包括繁式和簡式兩種，簡式的僅有所記事項，如“王易德貝廿朋，用乍寶尊彝?！庇浿艹赏踬p賜大臣德貝之事。簡式銘文記事簡單直接，沒有時間、地點以及當時舉行的大事作為參照，更無修飾之語。

繁式的記事銘文在格式上較簡式復雜，并且從商至周，文體格式經歷了逐漸豐富的過程。如殷商時期“小臣邑”“癸已，王賜小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痹撱懹涊d帝辛賞賜小臣邑十朋貝，小臣邑因此為母癸作祭器。文中包含時間、賞賜物品、作器等內容，雖然字數較少，內容略顯簡單，但作為殷商時期記事銘發展初期的文體，已經為西周時期記事銘文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低鯐r期記事銘已經有所發展，文體格式更加豐富，如康王時期的“庚贏卣”：“唯王十月既望，辰在己丑，王各于庚贏官，王蔑庚贏唇，賜貝十朋，又丹一管，庚贏對揚王休，用作厥文姑寶尊彝，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痹撱懹涊d周王對庚贏賞賜的時間、地點，贊揚、賞賜物品內容，庚贏對周王的稱揚、作器以及祝愿辭等，體制上已經很全面，屬于很成熟的記事銘文文體。在此后西周中晚期的記事銘文在文體格式上沒有新的變化，只是在記事內容上更加詳細具體，銘文的篇幅也大大增加。

戰國時期，青銅記事銘文發生新的變化，即“物勒工名”的出現，并成為戰國時期銘文的主要內容。所謂“物勒工名”，就是在器物上鑄刻制造機構、職官名稱和制作者名字。如：

十三年，繁陽令繁戲，工師北宮墾，冶黃。

四年，呂不韋造，高工龠，丞申，工地。上面兩則銘文都屬兵器。以矛的銘文為例，“四年”指秦王贏政四年，是鑄器時間，“呂不書造”指呂不韋任相職督造，“高工”為秦縣名，“丞申”指工師的助手為申，“丞”為副職官吏，這里指工師助手，“電”為人名?！肮さ亍敝该譃椤暗亍钡墓そ?，也是此器制作者。這些兵器上的銘文主要是標明作器時間和負責者，銘文格式比較一致。戰國時代物勒工名的目的，《呂氏春秋·孟冬》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痹谄魑锷峡躺现谱髡呙?，是為了監督制作者，保證器物質量，這種方法一直沿用到唐代。戰國時期“物勒工名”類銘文雖在格式上同屬記事銘文，但在內容上卻獨具特色。

青銅銘文記載了商周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豐富的銘文類別是對商周社會各項事務有序記錄的結果。商周銘文根據內容和格式還可以詳細劃分為更多類別”，但很多內容差異很大的鉻文在文體上的界限并不嚴格，有很多相同之處。從殷商到西周，銘文體制上最大的變化在于篇幅增大和文體結構的豐富，這種明顯的變化與西周禮制的建立和完善有著直接的聯系，也為“器以藏禮”提供了有力的事實論據。

三、商周青銅銘文的發展流變及其文體啟蒙意義

商周之后，銘文的寫作為歷代士人所重視，創作出大量的銘文?！墩衙魑倪x》卷五十六收錄漢晉銘文五篇，宋代《文苑英華》卷七百八十五至七百九十收錄銘文126篇，明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收錄銘文近200篇，清姚鼐《古文辭類纂》卷六十收錄崔瑗、張載，蘇軾等人銘文五篇，其它歷代詩文總集也都收錄了數量可觀的銘文。這些銘文的作者包括李斯、班固、蔡邕、張載、王粲、傅玄、鮑照、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蘇軾、黃庭堅、宋濂等歷代文學名家。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青銅銘文在戰國之后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一是銘文載體由青銅器擴大到碑石、器物；二是銘文類別更加豐富；三是銘文表現內容擴大，純文學性質的銘文出現。

從秦代開始，銘文的載體由商周時期青銅器擴展到碑石、日常器物：建筑等。如碑石，現存李斯石刻七種皆為名篇，為后世興起的山川銘的奠基之作。這些石刻主要是對秦始皇“天子令德”的歌頌，如“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等。秦代對刻石價值的認識與西周青銅銘文相近，主要是歌功頌德的耳的。李斯、王綰、王離等秦朝大臣認為古代帝王、諸侯“猶刻金石”，目的是“以自為紀”，而始皇帝功績德行非古代帝王可比，因此更應該“刻于金石，以為表經”，可見，青銅器與碑石在銘記功德方面，發揮著相同的功用。隨著載體的變化、表現內容和題材的擴大，銘文的種類逐漸增多，有的已自成一體。宋代的《文苑英華》中把銘文分為紀德、塔廟、山川、樓觀、器用、雜銘六類，明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對部分銘文進行歸類，分為贊美、雜銘、器皿、志感等四類。這些分類或形式、或載體，或內容，還有的是內容和形式

綜合考慮作為分類的標準。在這些類別中，碑銘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步形成獨立的體裁。歷代詩文總集、文章總集中，碑文和墓志銘一直沒有作為銘文的次生文體納入分類的視野，墓志銘始終獨立于銘文分類體系之外。劉勰認為商周以后碑銘盛行的原因在于青銅器的缺乏，所以后世以石代金，同樣出于不朽的目的。雖然碑、銘同源，但是在后世文體分類中仍然把墓志銘單獨作為一類文體。從本質上看，碑銘、墓志銘和墓碑銘還是屬于銘文的范疇。

秦漢以后，銘文的內容已經不再局限于宗教和祭祀功能，開始自由表現廣闊的世界，原來以實用為主的應用文開始出現文學化盼傾向，部分銘文已經演化為書面的純文學作品，如鮑照《石帆鉻》“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潺地軸，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庇么罅康鸟墐~句描繪自然景色，恰如一篇詠物小賦。其它如崔駟《襪銘》，庾信《思舊銘》、傅玄《口銘》、《飛白書勢銘》、劉禹錫《佛衣銘》、陸龜蒙《書銘》、鐘惺《斷香銘》等，或摹寫生活器物之功用，或形容友情之難忘，或表現書法之美，或呈現佛理之哲思，這些銘文已經成為作者用優美并富有韻律的詞句表現自身情感與思考，除卻以“銘”名文之外，與當時的純文學作品無異，銘文創作已經進入了純文學領域。

商周銘文對后世文體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可以視之為歷代文章之祖。商周銘文內容的開放性和廣博性為后世銘文提供了有益借鑒。商周銘文的內容包括銘記功德、賞賜、戰爭、祭祀、冊命、訴訟、土地制度、誓詞等許許多多當時認為有必要鑄刻在銅器的大事，涉及到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世銘文在發展過程中繼承了商周青銅銘文的這一特性，內容上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在記載傳統的對祖先、自身以及帝王將相的歌功頌德之外，秦代以后出現了大量對自然山川景色的描繪、對名人名家的贊美，甚至對日常生活常見器物功用刻畫的各類銘文，如劉向《杖銘》、崔駟《襪銘》、李尤《漏刻銘》、《函谷關銘》等，這些銘文與商周銘文相比少了一些宗教祭祀的嚴肅，而多了一些靈動自然。

周代銘文以令德紀功為主兼及警戒的特點也為后世鉻文所繼承，如秦代李斯《瑯琊臺刻石》以“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頌揚始皇，漢班固《十八侯銘》贊頌張良、樊噲、陳平、曹參等漢代開國功臣，王粲《無射鐘銘》以“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贊美國君等。后世銘文并不局限于對祖先天子諸侯大臣的歌頌，擴展到對作者喜愛事物的贊揚，其中既有漢李尤《漏刻銘》、魏王粲《刀銘》、宋鮑照《藥奩銘》、梁陸任《新刻漏銘》、唐歐陽詹《陶器銘》等對生活器物的贊美，也有如鮑照《飛白書勢銘》、唐獨孤及《大云寺鐘銘》對書法、音律之美的歌頌。劉勰用“銘兼褒贊，故體貴弘潤”總結銘文頌揚的特點十分準確，并且其后銘文的發展也體現出了這個特性。商周青銅銘文蘊含警戒之意者甚多，一般見于冊命、訓誥銘文，如“汝某不有昏，毋敢不善”、“善效乃友正，毋敢湎于酒”等，見于傳世文獻的如商湯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國語》所載商之衰銘：“喋賺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喋賺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祗罹咎也?！薄蹲髠鳌贰耙幻鴥E，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一都有警戒之意，所以漢代揚雄《法言》認為“銘哉!銘哉!有意于慎也?！鄙讨苤蟪霈F很多蘊含警誡之意的銘文，其中發展得最快并自成一體的是座右銘，如漢崔瑗“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謹勿念，受施慎勿忘”等都是以自我警誡為目的。

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商周銘文蘊含著多種文體的雛形，后世蔚為大觀的諸多文體都與其有深刻的淵源。以冊為例，在體制和內容上漢代冊命文都保留了周代冊命文的文體特征。商周銘文不僅成為后世冊命文體的淵源，對盟誓、詔、誥、頌、贊、誡、箴、哀祭等諸多文體也有深遠影響，這些后世發展迅速、運用廣泛的文體，在思想、語言、內容、句式等方面都從商周銅器銘文中汲取豐富的營養，為自身的成熟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商周時期這些處于萌芽時期的文體還不規范，以后世的文體標準衡量，顯得有些粗糙，但卻為后世的眾多文體提供了啟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課題“先秦銘文文體研究”階段性成果。批準號：07JC751006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

責任編輯：王秀臣